“齐鲁文脉守望者”王献唐藏品毛公鼎全形拓等将首次面世

        青岛浮山之侧，相隔十余米有两座文化名人的墓碑比邻而居：一位是康有为，另一位是王献唐。康有为的名字世人皆知，而王献唐的名字对当下多数人而言或许不无陌生，但在文物界与文史界，他却影响深远，被称为“齐鲁文脉的守望者”。
        今年是王献唐先生诞辰122周年，王献唐先生后人为修建王献唐博物馆，首次将王献唐珍藏留下的两件于右任书法以及陈介祺旧藏的毛公鼎全形拓，交与上海老字号朵云轩在6月22日的上海中心公开展出，这也是王献唐的收藏品首次现身拍场。据王献唐孙子王福来透露，通过整理其祖父的日记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献唐与于右任都曾在上海居住，并向朵云轩订制过一批笺纸。
        王献唐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精于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又通典籍，兼长诗文、书画和印章。从1929年起，即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任职长达二十余载。抗战烽火硝烟中，他将珍贵的文物古籍护送到四川，用“另一种抗战”呵护了山东乃至全国的一支珍贵文脉。学者叶圣陶、顾颉刚、夏鼐、唐兰、张政烺等都曾撰文，称王献唐先生是山东近300年来罕见之学者。
        今年是王献唐先生诞辰122周年，前不久，王献唐先生后人为修建王献唐博物馆，首次将王献唐珍藏留下的两件于右任书法以及陈介祺旧藏的毛公鼎全形拓，托于百年老字号朵云轩，这也是王献唐的收藏品首次现身拍卖。王献唐的孙子王福来说，他的祖父收藏极富，生前曾向国家捐献出越王勾践剑、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印等珍贵文物8000多件及5万册古籍，虽经其后的世事浮沉与劫难，家中仍保存了大量文物与书画收藏，而其中祖父的手札、日记、遗稿目前都正在整理之中。
        “前几年我们在青岛美术馆曾举办‘纪念王献唐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展出一些我祖父的书画及收藏精品、珍贵古籍善本、碑碣精拓、古印玺、古泉、古器物及著作手稿等，而对于将祖父的收藏公开拍卖也很踌躇，对交付方的选择更是考虑很多。青岛市市北区对建设我祖父的博物馆给予了很多支持，我们前几天到江苏浙江考察了一些名人纪念馆与博物馆，感到如果真正建设，资金还存在不少缺口，而适当公开一些收藏也未尝不可，一些知交好友对此也表示支持，所以最终我们多方考虑，还是拿出了几件我祖父的旧藏，不过，我祖父自己的手札、遗物等是全部会收藏于未来的博物馆的。”年已七旬的王献唐之孙王福来说。
        王献唐(1896-1960)，初名家驹，后改名王献唐，号风笙。山东日照韩家村人，著述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山左先哲遗书》等50余部，逾千万字。其藏书印有“双行精舍鉴藏”、“空自苦”、“疏经阁”、“三家邨人”、“献唐题记”等多枚。曾经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纵观他的一生，将读书、聚书、藏书、考古、研究金石文字视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光收藏图书就达10万余卷，藏于“双行精舍”，每有所得，辄为之写题跋，或考证版本源流，或述藏家逸闻，后被收入《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及《续编》中。所作《藏书十咏》中自称“黄金脱手了无余，换得陶南镇库书”，是其卖金藏书的写照。
        王献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固然源于其一生勤奋治学，与其幼年和青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国学和西学教育和周围良师益友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1929年掌山东省立图书馆后，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海内外大量的学者，并与丁惟汾、于右任、蔡元培、傅斯年、董作宾、陈梦家、富开森、高田忠周等国内外著名学者近300人有通信往来，交相论学，获益良多。郭沫若曾登门拜访并尊称这位小其十余岁的齐鲁学人为“王献老”。于右任不仅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书法大家，还酷爱金石，共同的爱好拉近了王献唐与于右任的交往，从王献唐后人处得知两位大学者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百余封之多，可惜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所幸的是，于右任的两件书法作品居然得以幸存。
        此次亮相上海中心朵云轩2018预展的两幅于右任作品，完全是于右任1930年代的书风——大有魏碑的韵味。观其线条，犹如万年古藤，于弯曲中见苍劲;结构纵挺稳健，用笔浑圆内敛，收笔裹锋。于右任凭着坚实的魏碑功底，以大起大落、浑厚有力的用笔，使行草魏碑化、魏碑行草化，从而创造出气势磅礴、极富个性的书法艺术风格。正如书家钱君陶所说：“由此而产生出一种奇丽的书体，即所谓‘于体’，成为癫狂以来难得出现能独步书坛的划时代的大师。”
        古今载籍，数经厄劫。无数名史古籍皆在战乱中灰飞烟灭，王献唐倾心于山东地方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因此他以守藏吏、柱下史等为别号，表明自己的守藏之责。著名学者赵俪生云：“献唐先生在中国文物史上，特别是山东文物、文献史上，有永远抹不掉的一份功劳。”尤为人称道的是1937年日寇侵华时期，王献唐舍妻别子，与同事一起，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将山东省数十载搜集的各类图书文物精品万余件31箱，辗转万里，避祸于川地。此大智大勇之举，可与故宫文物南迁一事媲美，时人誉为“虽百世之下，必将与日月同光，山河并寿”。1931年得知潍县陈氏“万印楼”欲将所藏以九万元售与日本人，即立刻呈请教育厅，亲至潍县陈宅洽谈，终收归国有，没有流落海外。
        王献唐先生生逢中国社会和学术鼎革之际，其治学严谨，远绍乾嘉诸儒，近承清末名宿，在目录、版本、金石、文字、音韵、考古、图书馆学及诗文、书画方面皆造诣颇深，特别是对古器物亦有很深的研究。
        另一件将在上海中心公开展示的王献唐藏品是陈介祺所藏毛公鼎的全形拓，为王献唐十分钟爱。原先藏于雕刻家杜宗甫(1901-1980)，杜宗甫赠于黄孝胥(生卒年不详)，黄孝胥再转赠于与王献唐，此三人皆为故交，同时都擅长书画和金石碑帖，得知王献唐对金石研究造诣很深，特将此件陈介祺旧藏毛公鼎全形拓转赠于王献唐。是故签条上同时有杜宗甫和黄孝胥的题签。可惜由于晚年身体原因，王献唐未来得及题写款识就过世，实乃一大憾事矣。毛公鼎现为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清道光年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文字共有四百九十九字，保存基本完好。迄今为止，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商周青铜器，被称为吉金之冠、国之重宝。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陈介祺一生收藏宏富，此鼎经陈介祺收藏有三十余载，深锁秘藏，绝不示人。陈氏所拓毛公鼎全形拓出自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形态自然逼真，立体感强，在当时其所拓的全形拓鲜少流出。陈氏病逝后其后人售出，流传至今，除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民间极其罕见。
        对于其祖父与上海的关系，王福来说，“祖父1928年在上海住了三个月，经常走访中国书店、朵云轩等，与于右任、丁惟汾交往很多，日记记载有他当时也向朵云轩订制过笺纸。”
        “讲孝敬，讲爱国，是祖父一辈子的事。”王福来表示，抗战八年时间里，怎么保护好山东的文物与古籍成为了王献唐的工作重心。时任山东省国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曾在给同事屈万里的信中表示：“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当时政府官员逃散，经费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屈万里先生在其《载书播迁记》中记录了此行所护之宝的规模：“金石类734种；书籍类438种2659册，书画类145种。”
        对于其祖父留下的大量收藏与文稿、日记等，王福来表示，他们家族从其父亲王国华在世时即开始进行整理，而他的两个儿子王书林、王墨林后来也放弃了北京等地的工作全身心参与，他们非常期盼王献唐博物馆的早日建成，“祖父的一生是为了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文脉，而我们家族也是为这个文脉尽全力，整理纪念祖父的遗物是极其浩大的工程，但一家人既感到责任，又乐在其中。”王福来说 ，“我家的家风是敦厚与诚实，有一次祖父带我到大明湖，他指着湖对面的铁公祠说 ，咱们的家就在那儿，然后回身指着山东图书馆说 ，这也是我们的家 。”王福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11月15日，临终前的祖父将他唤到床边，说的是六个字：“念书，念书，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