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思考不能做结论式、判断式的表述

杜牧 张好好诗并序 纸本墨迹 行书 28.2×162cm 835年

麻纸四接 48行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日前，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张爱国带领其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对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探讨与反思”的专业教学话题讨论。他对这个问题讲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这个问题是否确实成立，多少可以打一个问号。代表中国文化的不是一个或者两个个体，他们只能代表部分，比如以扬雄为例，即便拉上孙过庭、黄道周、简经纶等人，还是不能代表全部。这个结论能下，也只能在部分范畴内可以下。潘天寿、沙孟海在创办书法专业的时候，以他们的学术背景来讲肯定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年轻的时候受沈曾植的影响学黄道周，黄道周有“作书乃学问中第七八乘事”的观点，当然也包括“壮夫不为”、“诗赋小道”。但是现在写篆刻文章的人经常会写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这个完全是臆造的，扬雄原话也没有这样说过，这就反映了书法界做学问的一个不严谨的方面。这句话扬雄没讲，扬雄只讲了“诗赋”，但是这句话很多时候都被人置换掉，置换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第二，要探讨和反思这个问题要做两方面的思考。首先，确实存在一个现象，就是整个中国书法领域里的这个文化品位可能是不够高的，所以真正明白的人，有学术之心的人大家都在补课，在不断地学习，要加强学问，这个肯定是对的。其次，至于它是第几等，第几层，是大道小道，可以不必介意，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

        我曾与日、韩的几个老师在讨论，现代书法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衰落的趋势。明清调二战以后在日本兴起，它代表了一个领先的艺术观念、潮流，从明清调发展到日本的现代书道、前卫书道是必然的。关于明清调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中国是暗线，日本是明线。因为日本明确提出了明清调这个概念，而中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沈曾植到潘天寿、沙孟海、来楚生等，这些前辈大家们行其之实但没有提出这个名目，进而到我们中国美院提出的“书非书”。现在日、韩没有提出更好的、更高的艺术主张、艺术观念，所以会感到衰落。没有传统的声音那么强大，所以整个书坛的态势表现为要回归，要去补课，要去学传统。而前面的这些人，比如井上有一、手岛右卿，他们走得太快，当时人家还在骂他们，等他们去世十几二十年，现在开始热，跟回归传统似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书非书”是一个目前来讲最为领先的一个艺术观念，但是还有人不理解。以日本为例，如果再给他三十年发展，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更新的艺术观念，或者说有更多的像“书非书”这样的艺术观点提出来的话，那么书法就不是现在这个情况。所以强调文化修养，这是没有止境的，需要慢慢去做。

        第三，我们不要管他什么末技，或者我们对这个“末技”做一个反思，反思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质疑它。就像王相墉刚才讲的，演员现在红得不得了，什么搞书法的知名度拎出来都比不上一个演员。这个不是偷换概念，是逻辑推理。诗赋都是小道了，书法、篆刻、蹴鞠等等这些就更加小，就可以任意践踏，这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殖民主义，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从问题本身而引发出的反思来讲，意义不大，这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它所表达的内涵也很清楚。但这个问题的探讨和反思提示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书法的很多问题的思考，不要做这种结论式、判断式的表述，艺术文化上的东西它不是可以截然的。风格上的差异不代表可以排一二，不像体育比赛，有人喜欢吴昌硕有人喜欢黄牧甫，很难说哪个第一哪个第二，而且也没有意义。书法是不是末技，大可不必理会，实践只管做就好。黄道周虽说“作书乃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但他在书法上取得了很高成就，留下了大量作品。吴昌硕先生表达得很明确，述而不作，不做课题研究，不写论文，就刻印画画，写石鼓文。齐白石也差不多，最多写几句诗表述一下，“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现在写文章的人总是在引用。我们谈风格就谈风格，谈论风格的优劣，这是可以的。

（作者：张爱国   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