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伯远帖》赏析

2018-01-31 15:32:02 来源: 点击:
耐人寻味的《伯远帖》赏析

        《伯远帖》释文: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魏晋书法以其强烈的书写性一直为人称道。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名人的书迹流传到今天的已属凤毛麟角,名气大者如钟繇、王羲之等,真迹均已不传。倒是西晋陆机的草书《平复帖》、东晋王珣的行书《伯远帖》如有神助,竟被保存到现在,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晋人书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人们对陆机和他的《平复帖》已经了解得不少,这里说说王珣,以及他的《伯远帖》。

        王珣是东晋开国元勋王导的孙子。从王导到南朝齐时的著名书法家王僧虔,五代人全是当时的著名书家。这条线索是:王导—王恰—王珣—王昙首—王僧虔。王珣在琅琊王氏家族中承上启下,在政界与书法界都是风云一时的著名人物。

        官场上的王珣,成就突出。

        王珣出生于永和五年(349年),族叔王羲之(王羲之的父亲是王导的堂弟)写《兰亭序》时,王珣才五岁。进入官场后,王珣先是在名臣桓温手下工作,后来又在名相谢安手下工作。谢安死后,王珣的地位更显突出,官至尚书令。世称王珣为“小令”,是因为族兄王献之曾为中书令(世称王献之为“大令”)。

        给桓温做部下时王珣还只是个大孩子,但他以出众的才华打动了桓温。桓温对王珣和谢玄(谢安之侄,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将)都很器重,说谢玄四十岁时“必拥旄杖节”,王珣“当作黑头公”。“黑头公”就是“头发尚黑便已官至公卿”的意思。

        王珣比谢安小29岁,与弟弟王珉都娶了谢家女儿,族兄王献之比王珣大五岁,娶的也是谢家女儿。王谢两族联姻不少,但王谢之间也有矛盾,这几门婚姻全都以离婚告终。史称太傅谢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此时王珣任职黄门侍郎,谢安让他离开建康(今南京),去做豫章太守,但王珣并未就职。王谢之间的纠葛,任谁都说不清楚。

        王珣为人心胸开阔。谢安去世后,王珣来找族兄王献之,说:“我想去吊唁谢公。”王献之被王珣不计前嫌的风格深深感动了,亲切地叫着王珣的小字说:“法护,我就希望你这样做。”于是王珣来到谢安灵前,哭得十分沉痛。

        谢安去世后,王珣受到孝武帝司马曜的重用,历任要职,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几年后病卒,终年52岁。晋安帝以王献之的女儿为皇后,与王珣的促成大有关系。

        王珣的政治声名早已随雨打风吹去,然而他的书法却借着他写的一封信,神奇地流传至今。这就是千古驰名的《伯远帖》。

        《伯远帖》问世已有1600多年,年代之早仅次于陆机的《平复帖》,堪称书法史上的珍宝。《伯远帖》纵25.1厘米,横17.2厘米,还没有现在的16开纸大。此帖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

        《伯远帖》为成熟的行书,风格古逸洒脱,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它的笔画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疏朗飘逸,真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我们拿《伯远帖》与早它几十年问世的《兰亭序》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东晋时行书已经完全成熟。这种成熟当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笔者大胆推测,行书应该是伴随着隶书的快速书写,自然而然地相伴而生。没有长期的演进,行书是不会在晋时臻于成熟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伯远帖》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楷书、行书的笔画中均有“铁画银钩”,那么楷、行二者谁在先谁在后?现在看来,行书的产生一定是早于楷书的,楷书的“铁画银钩”是从行书那里学来的。在特别重视“实证”的中国,假设人们看不到《兰亭序》、《伯远帖》这样年代久远的成熟行书,人们会不会认为行书是在楷书(甚至是唐楷)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就是古帖的“实证”能力。

        《伯远帖》曾经北宋内府收藏,故著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曾收藏此帖,故帖上有董其昌题记:“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清朝乾隆年间,《伯远帖》收入内府,乾隆皇帝将此稀世珍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并将此阁命名为“三希堂”。

        清帝退位后,《伯远帖》从皇宫中流出,险遭不幸,其遭遇之险厄,令人心惊。据说末帝溥仪携珍贵文物出逃时,《伯远》、《中秋》二帖亦在其内,后被古玩商郭葆昌购得。抗战胜利后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欲以“二希”行贿国民党某高官,此事被上海《新民晚报》副刊揭露,那个高官“畏物议”,这才没敢收。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至台湾,《新民晚报》又报道说:“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后郭昭俊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成定局。人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终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重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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