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挑起的碑帖之争
自康有为“尊魏卑唐”论一出，后人关于碑学帖学优劣之论争，虽绵延百余年，然皆有曲解康、包之本意也，以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强分优劣，实际陷入一种阶级斗争学说的怪圈，终非的论！另，康氏言尊碑，乃因临六朝碑版可以考隶楷之变，各体皆备，此非唐碑所能及也。考隶楷之变，又体现了康氏典型的变法思想，此深契吾意焉。是故，书法之佳妙处乃在于变，唯以变方可统摄笔法之万端。以书体的定型化作为艺术成熟的最高标准，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故以余观之，若以字体论，尚有合契处，若以书体论，当为不妥。
一部书法史，当是一部书体演变史，然若津津于隶变、楷化、草化之概念，则仍陷于书体之纠葛也，去书法本质远矣。既然隶书，又如何变化？既然言变化，又何必纠缠于隶书之概念？篆隶书概念的产生，源于汉代古文经学，用康有为的话来说，是汉代古文经学家刘歆伪造的概念。当然，若全依康氏之言，则不免极端，但即便言隶，也不必完全将其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体。书之成体，则必定型化。书与书体，非可以等同视之矣。
碑学被认为是康有为一大理论贡献，且康有为尊碑几已成后世学界一大共识。然后世对康有为误读太多，康有为尊碑为实，然言其抑帖则决不属实。康氏推崇王羲之和帖学不下于尊碑。如《广艺舟双楫》本汉篇中曾言“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康有为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确，他之推崇王右军，乃因其师古法而又变古法，此古法即指汉人法。也就是说，康有为并未贬低帖学，贬低王羲之，但其推崇王羲之，乃在于推崇王羲之之所学所师之迹，而非王羲之本身。这是康有为书论的吊诡之处。康有为本意其实并未言碑学帖学之高下优劣，而真正意图是本汉！他说尽管王羲之很不错，但后世学王仅得其院体之貌，唯有杨少师能以汉分作草，实乃高妙！
我们再看看王右军自己的言说：“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
王羲之所学，绝不是平地起风雷，而恰恰是以汉人为师，李斯、曹喜、蔡邕、张芝、锺繇、梁鹄等，篆籀、汉隶、分书、真书、章草都是他取法的对象，故王羲之书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帖学的概念所能囊括的，只不过王羲之书多以帖本墨迹流传而已。帖学的概念到了宋代《淳化阁帖》的出现才开始滥觞。然强以碑帖之别而分之并强论其高下，实已入二元对立僵化之思维泥淖！
其实，魏晋之际，岂止北碑师法汉人迹，南朝诸碑，皆莫不有汉分笔意！若《谷朗》、《爨宝子》、《爨龙颜》、《吊比干文》等，皆莫不有分书意，此碑耶？帖耶？故后世强以碑帖分界，并言其用笔之别，实人为割裂二者之有机整体，碑帖用笔非有大别，实碑之笔近于真，帖之笔近于行草，故碑帖本无别，实真书与行草之别也。
然真书与行草果有别乎？曰，有别又无别。若言有别，实书体进化之别，此有别，实又无别也，真书与行草皆由汉分进化而来，故其有体态之别，但其迹则同根，故无用笔本质之别，若强言其别，实强言人类与人类、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父子与兄弟人种之别也！体质之别焉能等同于人种之别乎？
所以，康有为也同样推崇颜真卿，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康“尊魏卑唐”，这只是其字面意思，而非其原意。康氏独尊颜平原，原因就在于，颜平原《裴将军碑》用笔之妙，即在于于行草之中融入汉分笔意，故得其殊理异态，此颜平原变化之妙造也！
康有为说：“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诚哉斯言！今之津津于右军者，岂非康氏所言之书奴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