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壁画珍品馆：走近千年前的纷繁精美

        对于隋唐时期的壁画，流传至今的诗作无不可以让人想见彼时生活中壁画的纷繁精美，李白有“高堂粉壁图蓬瀛，烛前一见沧洲清”，杜少陵则有“戏拈秃笔扫骅骝，歘见骐驎出东壁”。
        从1950年代至今，陕西地区已发现的隋唐墓葬地点多达800余处，如唐代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李爽墓， 执失奉节墓、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以及李寿墓、郑仁泰墓， 长乐公主墓等，包括近年来发掘的一些隋朝皇室壁画墓等，无不让人叹为观止，写尽了一千多年前多姿多彩的生活风貌，都是足以改写中国绘画史并与纸本相印证的皇皇巨迹。
        这些壁画在考古发掘后，其后不少都收藏于博物馆，本篇呈现的是实地探访收藏唐代壁画最富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隋唐时期，除了敦煌壁画的色彩瑰丽，流传至今的咏壁画之诗无不可以让人想见彼时生活中壁画的纷繁精美，李太白有“高堂粉壁图蓬瀛，烛前一见沧洲清”。杜少陵则有“戏拈秃笔扫骅骝，歘见骐驎出东壁”。包括著名的《丹青引曹将军画马》等篇，笔势潇洒，均有咏叹壁画句，大概因画作雄伟宏放，不可捕捉之故，其诗同样有着一种纵逸天外之感。唐初阎立本曾于“贞观十七年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今西京延康坊，立本旧宅。西亭，立本所画山水存焉。”唐代《封氏闻见记》对此记之亦详，读之让人向往，“则天朝，薛稷亦善画。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坊、歧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稷位至太子少保。玄宗时，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维终于尚书右丞。郑虔亦工山水，名亚于维。劝善坊吏部尚书王方庆宅山水院有虔山水之迹，为时所重。”《太平广记》卷则记有诗人王维曾为崔回画壁：“运思精巧， 颇绝其能……今崇义里窦丞相易其私第即圆旧宅也， 画尚在焉”。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等记载，唐代有姓名可考的参加过壁画创作活动的画家有110多人，如此数字，流传的壁画之多可想而知。可惜画家们在宫殿府第创作的壁画由于刀兵雷火与社会动乱，多已不存在。然而回看中国绘画史，尤其是元明以后，不能不感叹壁画影响力的日衰，以至于明末提出“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所论已皆纸上笔墨了。
        中国流存至今的纸本画作最早的大概是新疆博物馆所藏墓中出土的晋人画迹，纯然是写意的笔墨，笔势与晋人书法相通，然而若由唐而溯及汉魏，甚至上溯至秦乃至春秋战国，一部中国绘画史，目前可见真正源远流长的当是壁画。且近半个世纪，因了考古的便利，出土之壁画华彩重现，璀璨逼人，不能不感叹当下人的幸运——以董其昌为例，提出“南北宗论”的同时，终其一生推崇王维，虽然是别有情怀，然而所言之王维画作，其实无一真迹——对比之下，现在若至陕西，观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壁画，却是千真万确为彼时大唐一流的画家所绘！何况，还有出自地下的汉代彩绘甚至秦宫壁画。         这些年到西安，也曾抽出时间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馆”、昭陵博物馆等地一观壁画珍品与部分摹本，然而每次行程都紧，不过是蜻蜓点水，观其大概，实在是目不暇接，无法消化。
        或许因为对绘画的热爱，或许因为与绘画骨子里相契的自由性，在我个人心目中，陕西文物最可亲近且最喜爱的却非近半个世纪陆续出土的隋唐壁画而莫属，尤其是多年前匆匆一瞥、恍若惊鸿的唐代李震墓《戏鸭图》、永泰公主墓的《九宫女图》、章怀太子墓的《观鸟捕蝉图》，无不是发现并感动于生活的细节，于无声处直抒性情，有着一种人间的平静与大美。
        从1950年代开始至今，陕西地区已发现的隋唐墓葬地点多达800余处，从隋代开皇年间（西元600年前后）至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 的200多年间， 以关中地区尤其是西安附近最多，且墓主清楚， 有明确纪年。这些多处于渭水北岸的皇亲国戚与贵族墓壁画，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唐代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李爽墓， 执失奉节墓、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以及李寿墓、郑仁泰墓， 长乐公主墓、段简璧墓、房陵公主墓、李震墓、李凤墓、阿史那忠墓等，近20年来发掘的新城长公主墓、李晦墓、节愍太子李重俊墓以及靖陵等，2005年发掘的潼关税村隋朝皇室壁画墓等，无不让人叹为观止，写尽了一千多年前多姿多彩的生活风貌，都是足以改写中国绘画史并与纸本相印证的皇皇巨迹。
        这些壁画在考古发掘后，其后不少都收藏于博物馆，陕西寻访壁画的第一站也理所当然的是收藏壁画最富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先见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壁画真迹库研究员王建岐，他在历博长期从事历史研究、考古美术与壁画保护、复原临摹和壁画真迹库的重要接待讲解工作。2004年上海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办“周秦汉唐大展”，他曾参与编写《周秦汉唐文明特集·壁画卷》，与同行的上海博物馆原出版部主任王运天的深厚情谊也是那时结下的。这些年王建岐在研究壁画之作，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壁画复原临摹的实践，聊天时他对于陕西壁画中的一些典故与轶事如数家珍，因为之前觉得他临摹所用的赭石颜料尚未臻纯正，王运天专门给他带了一块出自虞山的大赭石，又细细交待用法，老友深情，让人感动。
        其后自然直奔此行的主题——已经对外开放多年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
        唐墓壁画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独具特色的珍贵藏品，共有20多座唐墓的壁画精品近600幅，达1000多平方米。其中5件（组）18幅图被国家定为国宝级文物，69件（组）82幅被定为一级品。之前的历博常设展多为唐墓壁画临摹品，原迹一直深锁库房——七八月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馆曾举办《风华重现——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入藏壁画暨保护修复成果展》，免费公开展示流失海外的唐武惠妃墓壁画、整体搬迁回来的唐韩休墓壁画以及唐章怀太子墓的部分壁画，其中唐代韩休墓出土的大幅《乐舞图》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屏《山水图》为第一次公开展示，可惜我们抵达时此展已结束，好在最多且最好的壁画仍在收费的唐代壁画珍品馆。         这一壁画馆是与意大利合作建成的，概因意大利对于壁画保护有着一套成熟的经验与机制。壁画原作深理地下千年，出土后极其脆弱，对保存条件要求很高。2003年9月中意两国开始签订备忘录，2007年动工并于2011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展线总长约800米，展柜全部从意大利购买，尤其是展柜玻璃是防紫外线夹胶玻璃，柜门可以打开至90度，密封性极好，可以有效地控制温湿度，展出包括赫赫有名的章怀太子墓《客使图》、懿德太子墓《阙楼·仪仗图》、《马球图》、永泰公主墓《宫女图》以及《狩猎出行图》等国宝在内的壁画珍品近百幅。
        进入地下展厅，换上鞋套，拐过序厅便是巨大幽暗的展厅。         先是一组长卷式的仪仗队——唐初李寿墓壁画，李寿(577年-630年)字神通，唐高祖李渊的堂弟与唐王朝开国元勋，隋末与李渊举兵反隋，后又紧跟李世民，去世后陪葬唐高祖之献陵。1973年因当地农民灌溉田地，墓道塌陷而被发现，是目前已经发掘的唐代墓室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壁画收藏于历博，而李寿墓门、石椁、兽首龟形墓志则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李寿墓壁画表面凸凹不平，脱落较多，制作于贞观四年， 离唐王朝统一全国不过六年，且李寿是功勋之臣，故尤重甲兵武备。从壁画的风格看，与印象里盛唐画风有着明显区别，多南北朝乃至隋代清简之风，少晕染，大概一切制度尚是草创期，故多因陋就简，人物风格似与北齐壁画有渊源处，线条多为铁线描，中锋勾勒， 刚健圆润， 极富弹性， 马之肥硕劲健可见。         颇有意思的其中且有黑白花斑马，王建岐介绍说最初研究者以为这种马是画家根据想像创作出来的，实际上，这种花斑马是有的，“因为我去年在美国的南部还有这种马，有点像荷兰牛一样的花马。”此外还有一胡人牵马图，那马是小头，大身，据说即是汗血宝马，现蒙古国仍有此马种，马鞍垂下一马蹬，似等待主人上坐，势若跃动。因为是鹰钩鼻，王建岐认为是今塔吉克人，不由让自己想起此前北疆库尔德林之行于林溪间所遇的塔吉克牧马老夫妇，当时喝了马奶，躺在林间，一群各色的马散落在黄昏的溪水之间，一直在印象里保留着一个美好的位置。
        其后则是持五足圆盘的侍女，梳单球髻，面部红润，樱红小口，唐风明显，身躯极高，穿淡黄窄袖襦，上加淡红披帛，手臂以下及裙子中部都脱失破损大片——这是房陵大长公主（619年－673年）墓的侍女壁画，大长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六女，其墓属唐高祖献陵的陪葬墓之一，1975年发现。侍女手持的大圆盘也被称作食案，是汉晋以来一种应用于床榻的低矮食案，上面分别是柿子、佛手（或甜瓜），其中一只柿子涂有红色，其他纯然白描。         王建岐介绍说此画乍看与其他壁画并无多少区别，但却是陕西历博与意大利方面修复壁画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历博作为修复壁画的教学范本。与附近壁画对比看，似并无多少区别，然而当他打开手电看侍女图的缺失处时，才发现果然不同——原来此图缺失处全用淡线描处理的，如浓密的兔毛一般，“也就是给后人做提示，这些地方不是唐代原本的，而是后人修复过的。”
        另一侍女同样高壮，梳两球髻，左手托持多曲长杯，右手持胡瓶，更有意思的是身穿有着胡服特色的大翻领衣服，类于今天的风衣。可想而知当时唐人生活受到胡风多大的影响。此外，尚有侍女着长裙袒胸，两手交挽的；又有女着男装，穿窄袖短袍，一手举杯，一手持波斯银壶的，尽皆生动。
        李爽墓壁画，1956年出土于西安雁塔区羊头镇，有执笏躬身男文吏、执笏直立女子、执拂尘女子、吹箫男乐人、执拂尘女子、执团扇女子等，乐舞居多，唐风明显。李爽（592-668年）曾任殿中侍御史、桂州都督等职，为正三品官员。其中第一幅《吹横笛女子图》画女子梳双鬟髻，脸部鼻以上右眼缺损，然而双臂左抬，十指按持横笛，扬眉凝神之状呼之欲出。尤可注意腰上有两块绿而透明的腰裙，当是丝绸，透着里面红白条文相间的拖地波斯长裙，线条一挥而就，有着唐代草书的爽利生动，人物气韵因之若随笛音飘逸，千百年间，依稀似乎犹闻笛声，让人想起唐代韦应物的那句“立马莲塘吹横笛，微风动柳生水波。北人听罢泪将落，南朝曲中怨更多”。
        《男装吹“尺八”女子图》，为着男装的女子，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红圆领袍衫，腰束蹀躞带并配一墨色鞶囊——那是皮革的，裤子乍看是黑白相间，然而手电光一打，却是绿色条纹的波斯裤，且裤口紧束。所吹的尺八，乍看若洞箫，其实吹口与音孔都有不同，因长一尺八寸，故称，其音色苍凉辽阔，空灵而恬静，似比洞箫格调为高，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里，至今仍保存着唐代传去的尺八。         其后是新城公主（634年－663年）墓的侍女壁画，新城公主为唐太宗最幼女，高宗龙朔三年（663）去世，以“皇后礼葬昭陵旁”，系昭陵陪葬墓，1994年代发掘。侍女造型相比初唐体态轻盈灵动，多上穿白色窄袖襦裳，披淡青色披帛，条纹的波斯长裙则高束至胸下部曳地，发型则有双刀髻、单刀髻、螺髻，髻上多饰替花钗树。其中一幅上且有画师名字。尤有意思的是一幅壁画画两位侍女相对而行，头部之间空处略有淡黑，刻有“杨智”二字，此前曾有观点认为是盗墓者留下的，但王建岐认为绝不可能。——这应当是画师留下的。         杨智这人在唐代画史似未留名，然而有意无意中于壁画间留下的名字，依稀可见的“简易标美”的疏体画风，却让自己想起北齐直承晋代顾恺之等画风的杨子华与杨氏一门，杨子华在北齐极受推重，“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历代名画记》），阎立本则推重说“自象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按此画风，从与杨氏画风的渊源看，说“杨智”是画师也是说得通的。
        唐代壁画中留名的除了此幅，在懿德太子前墓室的穹顶上，另有一组壁画有墨书题记，为“杨■■”、“杨■■愿得常供养”。         唐代李凤墓壁画中的侍女，或立或行于廊间，一片古拙简洁清峻的气息 
        李凤墓壁画，均是侍女，或立或行于廊间，一片古拙简练清峻的气息扑面而来，极喜爱。
        李凤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五子, 封为虢王。1970年代发掘，第一幅画有两侍女，古雅灵动，二女皆梳单髻, 胸前束带， 右侧身穿窄袖粉红短襦, 外加土黄色披披帛，下着红色长裙，左手持一瓶，右手举折枝桃花, 似在行进中途中, 且回首凝视；左侧侍女，上穿窄袖白色短襦, 加米黄色披帛, 下着粉红长裙，双手持一枝百合花枝——在身边红色木结构回廊的映衬下，百合的绿枝尤其鲜亮而嫩，似有一种早春萌动的气息。
        “这拿的都是折枝花卉，我经常带日本人在这看的，曾有日本人说插花艺术起源于日本，我说呢，不要说话，就用考古资料来证明，这幅壁画是考古资料所显示的最早的插花艺术的形象，这是最早的！”说这句话时，可以想见王建岐对日本游客的神态。
        另一幅画亦绘二侍女，前者梳单髻, 穿浅红窄袖襦衣, 白色披帛，紫色长裙, 挟黄色衾稠，温和沉静，若有所思，缓缓而行；后者着男装，一脸稚气，双手持如意，且行且回首——二女身前身后一萱草一百合，绿叶色泽如新，皆青翠可人。         韦泂墓壁画，高髻仕女，面部晕染较多，唇若新绘，可惜双手均已缺损，而据考古报告，此女出土时手中是持有团扇的。
        薛氏（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女儿）墓壁画中的捧包裹侍女，约公元710年，不同于武周时期的内敛笔法，行书笔意，运笔流畅从容，富于提按。尤可奇者在于脸部未打光时其实坑洼不平，然而手电光一打，顿时平整，脸部肌肤娇嫩若可弹出水来，且面部与手部均有晕染的层次。
        出土于1950年代，为唐代中期壁画代表作品。苏思勖是玄宗时的太监，曾封虢国公。苏思勖墓壁画被认为受吴道子画影响，以《二人抬箱图》、《乐舞图》、《六合屏风树下人物图》和《玄武图》最为精彩。
        其中《乐舞图》是唐墓壁画中“胡腾舞”最形象、最有代表性的画作，唐玄宗喜好乐舞，设立梨园东部、胡部新声等，好胡乐胡舞，唐诗中有“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乐舞图》原绘于墓室东壁，整块，运回时因过大而切成三块，其中一个是六人乐队，一人右臂前伸指挥，另外的或弹箜篌、古筝，或吹筚篥、击拍板，另一画中则是胡人舞者，深目高鼻，满面胡须，袍袖飘举，动感十足，正在毯子跳着奔放的胡腾舞蹈。
        《玄武图》则为龟蛇相缠，均大张口，怒目对视，笔法流畅，颇有楚汉古风。
        （三）
        终于到了赫赫有名的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壁画与永泰公主墓壁画。
        懿德太子墓壁画记载了唐代武周一朝最大的宫廷悲剧，也是一个父亲对于无力保护自己子女的悔恨与补偿：懿德太子名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所生的长子，因私下与其妹永泰公主、妹夫武延基议论祖母涉及武则天私生活的“张易之兄弟”，被告密后废为庶 人，大足元年（701年）与其妹永泰公主被武则天杖杀（一说永泰公主未被杀），时李重润年19岁。武则天去世后，中宗复位，痛心于爱子被杖杀，于706年追封李重润为懿德太子，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回乾陵东南隅“以礼改葬”，并“号墓为陵”，享受帝王礼遇，此墓是目前已发现墓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座唐代墓葬。
        最有名的阙楼图气势极大，是现存年代明确的唐代早期界画，且辅以青绿的山脉深谷，树上可见果实，有学者认为唐代大画家李思训直接参与和影响了设计建造和装饰，应当说不无道理。
        先是青龙白虎，一左一右，腾云驾雾，极有汉雕气势，夺人眼目，自己尤其喜爱。         龙与虎仅存三腿，然而却更见力量。王建岐告知此两画如复原，整个画面估计至少得有十米，真是叹为观止。尤其长线条果断流利且厚重，极具张力，一点不拖泥带水。有意思的是虎毛与龙鳞描绘一丝不苟，虎爪上且有肉垫——唐代宫廷画家深入生活观察细致可知。
        其后的《阙楼图》分三层阙，是等级最高的一种礼制性建筑——即准天子之礼遇，精雕细刻、装饰华丽，王建岐告知可见雕栏上的贴金箔，以手电光照之果见之，不同的角度，均可见金光闪闪。
        直棂窗上且有竹帘，帘钩也贴有金箔，确实是一派大唐皇家气派——据说陕西的大明宫模型即依据此阙楼图复原。
        《仪仗图》可称之为大唐王朝的“阅兵式”，王建岐夫妇均临摹复原过，且把原壁画中漫漶不清的部分根据其他壁画都一一恢复，让人赞叹。
        西壁仪仗图近百人，有步行卫队，也有骑马卫队，车队有三驾马车，车前有装饰孔雀翎的“雉尾扇”与“雉尾障扇”。画面背景是山峦起伏，城廓可见。
        《列戟图》一边12杆，合起来共24杆，也是准天子待遇，这一图式在目前可见的唐代壁画也是唯一的一例。
        《驯豹图》、《架鹞戏犬图》、《架鹰驯鹞图》等象征着皇宫内苑，驯豹架鹰者多为深目高鼻长须的胡人, 穿翻领黄袍, 黑皮腰带, 或拉兽，或架鹰，其源当均源于西域。
        宫苑之后，则是手持笏板的内侍和手持团扇的宫女：《内侍图》绘有七人，均无胡须，且有喉结，赋色仅略加晕染。
        《侍女图》或绘二三人一组，或绘七八人一组，温柔娴静，披各色披帛，长裙及地，体态婀娜，或打团扇，或托三足盘，或捧烛台，或持串珠，袅袅婷婷，或行或立，既有皇家宫女外在的恭谨，又不失年轻女子本来的清纯。用笔则笔法快洁，极富动感，可见“吴带当风”的特点。
        尤其让人惊喜的是一幅《宫女》图绘写两位宫女，似未画完，仍有着木枝（或细刀）起稿的痕线——简直就是简疏而极美此前的素描，联系起这些年陆续策划的对当下中国美术教育过于强调素描的反思话题——声音再多再大，至少从目前看，似乎也不会有太多变化。         与懿德太子墓壁画尽显皇家礼仪风范不同的是，章怀太子墓壁画却更多描绘皇家的闲适生活。
        章怀太子墓壁画1971年在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章怀太子李贤是文明元年（684）被其母武则天逼令自杀，葬于四川巴州，后追谥为章怀太子，迁回长安，著名的有《狩猎出行图》、《客使图》、《马球图》、《内侍图》、《侍女侏儒图》、《观鸟捕蝉图》等，尽皆名声卓著，故此处简述。         《狩猎出行图》绘有40多出猎者，另有两只骆驼，一只四蹄飞奔，狩者策马飞奔, 掣鹰携犬，虽人物景点众多，然而主次分明，有条不紊，穿插自然，动感极强，望之真有满壁风动之势，洵为杰作。颇有意思的是，这次发现《狩猎出行图》背景原来是巨大的七叶树，又名娑罗树，系佛教圣树，记得游览日本京都二条城皇居时即发现不少此树，并曾写生多纸——联系奈良飞鸟时代（相当于唐代）的高松墓壁画对唐代壁画的直接取法，以及京都、奈良随处可见的直棂窗，可知日本有意无意确实保留了大量的唐风唐韵。《客使图》描绘外国使节朝拜大唐，前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后为三国使节，其中一位不无焦灼等待状，此图因收入教科书中而家喻户晓：画中根据人物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笔法，画接引的唐王朝鸿胪寺（外交）官员时, 线条圆转而有节奏感，绘写前来朝拜的附属国客使的线条则较为疏简，然而又沉着有力。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范文同到西安参观时，曾专门点名要看此图，其中似乎自有深意焉。         《马球图》画面有20多匹“细尾扎结”的骏马，马球运动，源于波斯，在唐代贵族间极为流行。骑士穿白色或褐色窄袖袍，脚蹬黑靴，一手执缰，一手执偃月形鞠杖，且可以看到球所处的位置，比赛场面似乎难解难分，故有人戏言为“一千多年前的世界杯”。
        《侍女侏儒图》曾由王建岐修复，是一幅特殊的双层壁画，当初在揭取时发现背面也有壁画侍女痕迹.正面画中三人一字排开，最前者为一梳高髻穿红襦绿裙，口唇涂红的女侏儒，稍稍回视，是唐代标准的“丰肥厚体”，其身后是一胡服男装的侍女，最后则是一年长肥硕的侍女，正朝前看——她的头上方绘有一只展翅的雀鸟，顿时整幅画极富动感，色彩亮丽。
        可惜是著名的《观鸟捕蝉图》仍深锁库房，未曾得观，然而十多年前所见的摹本却一直在印象里留着一个鲜明美好的印象。
        颇值得一记的是壁画中且有多幅宫女手捧盆景的壁画——这也是最早的盆景画面，其中一幅侍女手捧椭圆形盆, 盆内一株盛开的海棠花；另一侍女身体前倾, 足蹬云头高履，右手托一连瓣形盆，植有一株玫瑰花，花苞满枝，鲜艳的红色与侍女的红唇相映，让人难忘。
        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是“号墓为陵”，等级极高，壁画形象众多, 其中以《九宫女图》尤著。
        此画出土于上世纪60年代，绘制在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南侧，高177厘米，宽198厘米，当是公主的近侍宫女图。         起首是一位叉手缓步前行的侍女，神情自信且端庄安详，当是领班, 紧跟着的一位侍女手执一盘, 回头顾盼，似在监督，其后六位侍女大概都是杜牧所言“豆蔻稍头二月初”的好年纪，款款徐行，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面容清雅, 眉黛细长, 高髻细腰，垂地长裙均由柔和而流畅爽利的线条一挥而就，有着一种透明轻软的质地, 分别持烛台、食盒、高足杯、团扇、如意、拂尘等物，大概都是准备侍奉永泰公主安寝，望之让人顿起人间静好之叹。
        最后一位是男装女侍, 着波斯裤，手捧包袱。
        灯光一打，几位宫女的面部均可见木枝或竹签多次起稿定位的划痕。
       尤可记者是第六位女子，与后面的宫女留有空隙——不留此隙，大概是无法突出此一女子的风神处的，身形呈娇媚可人的S形，螺髻前倾，衣领开得低，披有薄纱状披巾（此处墙壁有多处破洞，然而丝毫无损于原作的神韵气息），长裙用笔尤其爽利，若有风扬，且系有蝴蝶结绶带——那是唐代宫女的身份标志。         再细细品赏，原来面部也有不少起稿痕迹，可见画师作画前的斟酌，然而灯光下却平整匀嫩——画师在确定线条位置后，则胆大心细，挥笔如写，无论是眼线、唇线抑或耳际的细细毛发，无不是以行书笔意写出：嘴角细微上扬，目光清纯温柔，虽凝神于手中的琉璃高足杯，那里面据说盛的是葡萄美酒，然而其意似在远方，眼神中且笼着一层似有若无的薄薄雾霭与淡淡怅惘，让人真有如见庄子所言的渺姑射山仙子之感！
        对此惟当无言。
        这女子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巴黎卢浮宫第一次得见波提切利的壁画《维纳斯和美惠三女神给少女的礼物（Venus and the Three Graces Offering Gifts to a Young Lady）》，作于1484年，晚于唐代永泰公主壁画700多年，然而与当时西方宗教画却完全不同，线条的流畅与感性，更有着一种与中国文化相契的写意性与朴素本色，让人体会得到画家对人间极美的珍视与转瞬即逝的淡淡忧伤。
        中国艺术其实从一起始即注重于心性自由的发现与珍视，从这一幅画也可以见出端倪。
        这样人间纯美的形象必然是有生活依据与来源的。我有些怀疑这位画师必定是一位多情善感的才子，一方面是有感于永泰公主李仙蕙的韶华即逝，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将其人生中最美好时段的无限相思都凝聚于笔下这位女子身上，否则，千载之下，何能如此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