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隶书四大家”,各有精彩!
清代“隶书四大家”之——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达数十种,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
金农隶书风格,沉稳果敢,奇崛憨直,隐约有<<华山碑>>与<<天发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郑簠的影子。这种影子又不是那么的明显与突出,这是金农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个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近乎自负与自恋情结者。二者的结合,使其作品达到了无一笔不是汉人,无一笔不是自己的境界与高度。他的超前审美与定位,时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代“隶书四大家”之——郑簠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行医为业,终生不仕。少时便矢志研习隶书,初学明末书法家宋比玉,一学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习汉碑,直至晚年。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收藏汉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清代“隶书四大家”之——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其书兼善各体,隶书成就最大,作品结体严整,具金石气,篆刻刀法苍劲浑朴,成就斐然,影响甚广。
就书法功力而言,邓石如是清代书家中用功最勤者,笔能扛鼎.章法结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学养和艺术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气和黑、大、光、亮时弊的痕迹。隶书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气息.在汉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诸家,种种缺憾,其作品不能说是高格,乃功力型书家,形而下的上品。
清代“隶书四大家”之——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喜绘画、治印、工诗文。著有《留春草堂诗抄》。
伊秉绶的隶书给人如对高山,如仰大贤的感觉,其面貌可用正、大、简、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隶书创作发展史的正脉与主流风尚,同时也有人格精神层面的因素。从伊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精神、风格面貌的隶书再现。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艺术风貌,磅礴壮严庙堂气的背后是一个磊落善政的廉史,书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释。“大”不仅指作品体积,更多是指作者的气格与气象。“简”是伊氏书法的明显标志,也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结体方正,分布均匀,用笔平铺直叙,淡化了波挑,蚕头燕尾等等一些隶书的装饰用笔特征。作品给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单纯而不单调,笔简而意足,这是伊氏的能耐。一种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能耐。他的标志还体现一个“拙”字,用“成拙方为巧,入愚始见奇”这句话对应伊氏艺术再恰当不过了。这是艺术高层面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