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庆阳（北京）

　　近日，“世界史不是历史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是中国语言文学”等“白马非马”的荒诞剧不断上演，令人哭笑不得却又引人深思。这是相关工作人员的孤陋寡闻？还是故意刁难？看似是当事人谨慎认真、恪守制度的责任之心，实则是怕麻烦、不担当的推诿做法，一种不知变通的官僚作风。

　　为官者自是要慎用权力，但要心中有“人”，不以人为本，慎用就成了不作为的“懒政”。于书画者而言，为艺治学也要讲究“慎”字，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和为艺的态度。

　　30年前，沙孟海先生出版作品集时，坚持要把出版社初定的书名《沙孟海法书集》中“法书”一词改成“书法”；无独有偶，谢稚柳先生在20年前出版作品集时，执意要删去《谢稚柳书法集》书名中的“法”字，而叫“书集”。两位老先生的一字之改，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咬文嚼字，或是故作矫情，而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是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使然，也是大家风范的彰显。回过头来看看时下，如此谦慎者少之又少，而喜戴高帽者如蚁附膻，借着书画家的帽子逐名追利，早已忘却心正则笔正，哪里还能做到“君子必慎其独也”。由此看来，沙、谢二老的一字之改不啻是一剂针砭时弊的良药。

　　书画者当以“慎”来要求自己，慎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能力。明大臣王锡爵权高位重，于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然其不以书立身，而以社稷为重，这是“慎权”；人前人后一个样，私底下、无人时也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这是“慎独”；小事当慎，小节当拘，细微之处见品德，这是“慎微”；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内心无私欲方可无虞，这是“慎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择友分良莠，这是“慎友”。慎者才能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克己除私欲，加强自我修养、提升境界，至纯至真地为学为艺。

　　凡事皆有度。过“慎”者就会缩手缩脚，无绳自缚，在学画过程中往往流于时弊，是知有古而不知有我，徒知学古人而不知学古人所师造化，焉能内得心源？过慎者往往囿于自己的世界中，既不行万里路也不读万卷书，只会老鼠磨牙般地摹写，甚至抄袭，这样的作品以多产、高价、易售为目的，故而一改初心，只能随波逐流、迎合世俗。

　　慎不及者，视艺术如儿戏，不曾“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只会“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或是曲解“笔墨当随时代”，强借当代艺术之名玩起杂耍式、概念化的“创新”，要么低级无趣流于鄙俗，要么粗疏简易近似狂怪，皆悖于理法，流于江湖，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对艺术不慎者自是难有敬畏之心，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只会哗众取宠、忽悠众人，艺如其人，这样的人又能走多远？

　　书画者当“慎”且慎者有度，不偏不倚、不激不厉，方可不偏离为人、为学、为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