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曾见李尧棠

           这个人死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长寿的他已几乎被世俗社会遗忘。他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那几乎是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回望他一生的最初，我们知道的仅仅是，1904年11月25日，他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

           很多年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这样介绍他的：“巴金（1904-2005），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

         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我们看到他的一生。最为醒目的有两条：《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等的作者；众多文学联盟与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代主席、委员、会长、代表、常委，以及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全国作协主席。

          书页沙沙地翻过去。那些冰冷的文字背后，藏着一个真实的人。

          这个人少年使气，背叛了他的家庭，却深深地爱着他的大哥。他写《激流》，是希望以它说服大哥，不要再在虚伪的绅士堆里度日。当《激流》写到一半时，一直是他精神和物质支柱的大哥自杀了，由于不堪忍受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加上在一次投机市场的风波中受创。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他写得超过了预期字数，最后他不要稿费，坚持在《时报》上连载完了《激流》，但终于没有忍心把大哥自杀的情节写进去。

          所谓《激流》，便是后来的《家》，而其中觉新的原型就是他的大哥。名叫李尧枚的男人何其有幸，生为他的大哥，而得以在这部巨著中留下自己的身影。早在1927年留学法国时，他就在写给李尧枚的信中这样说：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只是寂寞。可是这个“你”死了。他很寂寞。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那一年她十九岁，她叫做萧珊。八年之后他们结婚，后来有了一对子女。二十八年的传奇婚恋，他们始终相濡以沫，最后这个本名陈蕴珍的女人在文革中遭迫害而病故，他再次被抛向痛苦的深渊。文革结束后，他还担心会有第二次文革，他说，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着双手滚下床来呢？妻子临终时他没有能够守在她身边，他悔恨不已。他说，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

          在他晚年时，他的家人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老人。人们说他的一生就是爱，但他一生只深爱过寥寥几个人，而这些人一一先他而去。他爱他的大哥，可是李尧枚自杀了。他爱他的妻子，可是萧珊被迫害死了。山河冷寂，他独自一人被抛在这个喧哗得有些可笑的人间，他讲真话，可是理解他的人太少，他很孤独。

          文革中他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写了紧随形势的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文革后他用八年的时间写了五卷一百五十集《随想录》，满满四十二万字的血与泪。

           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良心。那么多人，他们拒绝承认当时所犯的罪，而他独自忏悔。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啊。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里他从不间断地忏悔，他在每一篇文章里反反复复地说，我有罪，我要赎罪，我感到自己活不长久了，我要说真话，说给我的读者听。他又说，我说了真话了，我可以安心地去了。

          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并非都是精品。使他的地位达到这样一个不能超越的高度的，是他的《随想录》，那是他人生的收支总帐，是他一生中最高大的身影。那种身影，不是少年的激昂，而是一种屹立的姿态，高高地站在那个时代最后的文坛上。

         后来他躺在病床上，由于病情严重，他的喉管被割开插入呼吸器。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写作的能力，甚至再也不能言语。有人在看过《随想录》后说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那是真的。备受折磨的不仅仅是他的心，还有他的身体。我们无法得知，在那些无法与外界沟通的最后的时光里，他在想些什么。

          我们知道的是，他曾多次请求安乐死，但没有被答应。他向往与妻子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曾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能满怀着留恋的感情。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我们还知道，他说，我是为你们活着。

          直到去世时，他仍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作协主席。

          2005年10月17日19时6分，他安然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享年101岁。也许将来的教科书中会这样描述他：“鲁郭茅巴老曹”六人中最后辞世的“五四一代”作家，一个世纪的见证者，一个时代的良心所在。

        让我们记住这位老人吧。他说：“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他还说：“热情是火，痛苦是云，云与火的景象下，走着一个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