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先生（1910—1997）

         本文为作者“铭恩说师尊”专栏文章。今年是书画家、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编者）

         1997年6月初，我自日本讲学归沪，放下行李，就直奔巨鹿路老师的府上，在他的灵堂前向已西去了三天的老师，三叩九拜。往事如昨，一晃，20周年了。于艺术界，老师是一位难得的学者型大家；于我，老师是一位塑造艺、德、人生的恩公。

         我自1963年拜识谢老，列其门墙，三十四年间，老师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常年累月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1975年颈椎病发作时，头似有千斤重，到哪里都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那样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初涉绘画，又值“文革”，学习的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的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12张，让我拿去临摹，并经常为我示范技法。书法的资料也是同样。老师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资料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但他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下大工夫双钩廓填，复制一本，惟妙惟肖，精气神俱佳。这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老师复制的这个本子，“文革”后期，也慷慨地借给我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

         在书画的学习路上，“临”、“摹”是起步，是对艺术世界的了解和初探；“读”、“悟”则是后续，是对艺术世界的内核作进一步的感知和把握。记得七十年代，凡有机会，老师总想到让我多看、多读、多悟。一次和老师在杭州，同住大华饭店。某日，杭州兼做字画生意的余先生和太太拿着一件古画来请老师鉴定。我从外面回到住处时，余先生夫妇刚好离开，老师对我说了一声“你回来啦”，便倏地以从未见到的小跑步向门外奔去。只听得老师在高喊着：“嗨，回来回来！”他急着叫回他俩时，即轻轻地跟我耳语：“有张画，你好好看看。”余先生夫妇进屋后，又将画轴打开，是一张人物画，极为古苍高妙，但没有名款。送走客人后，老师跟我讲，这张画是南宋大画家马远的作品，了不得啊！老师还对我说：“此人是做生意的，我没点出这是谁的作品，只怕这张画流出去。得跟浙江方面讲一声，看看能不能公家收下来。”谢老从博物馆退休后，依旧做研究写文章。一日，大雨，我去老师家，恰逢无外人，老师兴致颇高：“小韩啊，今天给你看样好东西。”他就到隔壁书房里，拿了一件宋代大名家的书法手卷，锁上门，说：“这件东西你好好看看！”让我静下心来仔细地读了一遍。在向我讲解作品的妙处后，他还喃喃地自语“什么时候启功到上海来的时候，让他在后面题一段”。
 

山水、书法扇面（谢稚柳先生赠本文作者）

           年轻的时候，老师还一直告诫我：“小韩啊，要多读书！”后来我懂得了读书的紧要，读书是补本养心的妙药。搞艺术之人，能够让你取得真正成功的要素，不是技法，不是功力，也不仅仅是笔墨，真正的大马力孵化器是文化。

          我这个人在艺术上素来好胡思乱想，而且经常带着一些学术疑难去请教老师。当初，少不更事，常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与老师争执不休。有一次，在老师家，老师拍桌子：“你尽管争好了，在学问面前没有老少之分！”知情的一位好友警告我：“你以后跟谢老可不能再这样争论了，你看谢老跟你争的时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爆出来了，老先生小中风过的，你当心闯祸啊！”后来我便有所留意，只向老师请益，尽量不与老师争辩。老师是觉察到这种变化的。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话里有话地说：“王一平（时任市委书记）来过了。他问我，小韩好像眼睛里对其他人都不咋的，对你，他很敬重的。我跟王一平讲，小韩啊，他现在聪明了，不跟我争论了。”

         艺术之外，老师对我的品行要求也很严。1979年在杭州，一位何姓画家来请教老师。旁边人说：“你既然请教谢老，这里笔墨纸张都有，你画两笔给谢老看看。”彼时何兄尚年轻，在谢老面前提笔挥毫，手一直在颤抖。边上一些人就噗嗤噗嗤地笑，我也跟着笑了。人散以后，老师关上门就严格地批评我：“你这个态度是非常恶劣的！人家在我面前拘束、胆怯，手抖，他们可以笑，你怎么可以笑？有什么值得你去笑？”这严格的训斥直捣我的灵魂。老师对我的批评是经常而坦诚的，民谚曰“不挨骂，长不大”，这的是确保为人为艺长进的“秘方”。谢老曾对我说过：“徐悲鸿见到同行，总是一句‘我是老子天下第二’。”人人都比他画得好，“老二”就变成了“老幺”，垫底了。我理解这满是傲气的口头禅，谦虚得很有智慧。这些教诲都让我牢记，搞艺术要懂得尊重他人，不能妄自尊大，更不能贬低同行。
 

仿老莲花鸟卷（局部，画赠蒋碧薇）
 

          老师关心扶持我，“文革”结束后，曾问我是否考虑去博物馆，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当时老师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为书画鉴定后继乏人而担心。我深感老师抬爱，却也只能婉拒。我清醒地思忖过：若要做一个合格的鉴定家，我还得面壁去啃大量典籍，少说也要10年光阴。那时我已是快半百的人了，况且我做篆刻书画创作研究，也半辈子了，若去从事鉴定工作，恐怕前功尽弃，而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鉴定家还难说。对我的诉说，老师表示理解。当年，上海师大也传出风声，想邀我去他们的艺术系当主任。我征求老师的意见，他说：“当主任杂务多，还是到画院好。”最终，也有老师的推荐帮助，我去了画院。（附带说一下，老师热心扶持过的后进远不止我一个。）

          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谢稚柳书集》要出版，他对出版社说：“这篇序，叫小韩写。”给老师写文章很难，过去写过几篇，重复是没有意思的，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角度，也就无法动笔。后来，我与出版社的编辑闲聊，他说谢老在定书名时，把“谢稚柳书法集”中的“法”字圈掉了，叫“谢稚柳书集”。这对我着实是一个大启发。我们如今惯称的“书法”，在魏晋时称“书”，不叫书法，谢老将书法集的“法”字删去，应是注重书法所具有的文化、意境、格调等深层次的蕴含，而不停留于纯“技法”的范畴。于是我便从书法史上围绕着强调“技法”和“学识”之间的识见与博弈入手，引经据典地写了一文。那天，我和儿子骑了单车到瑞金医院看望老师，将文章请他审阅。那时，老师的气色已差了许多，躺坐在椅子上，说“你念给我听吧”。念完以后，老师难得地当面谬许。
 

          对谢老艺术、学术上的评价，我以为远没有到应有的高度。有很多人认为谢老的画比较接近张大千，这当中不无因素。谢老的哥哥谢玉岑，与张大千是莫逆之交，情胜手足。谢玉岑38岁过世时，拜托张大千：“弟弟就请你关照了。”彼时谢老才二十多岁。张大千一直拿谢老当自己的胞弟，因此他的很多学生到谢老这里来，都敬称谢老“师叔”。“文革”时，张大千寄了两支牛耳毛的斗笔，从巴西、香港辗转了两年多才到谢老手里，笔上题刻“稚柳我弟”，寄托了兄弟间无限的相思。谢老曾作过一首长诗，讲述张大千送笔之事，书写成长卷并贻赠于我。我曾问过老师，当代画家中，您认为谁画得最好。“张大千，”老师说，“张大千是真的厉害！在敦煌时，临摹寻丈的大画，他爬上梯子，将上方的一根根线条拉下来，画到一半，人从梯子上下来，再将一根根线条由下而上对接上去。上下线条衔接，可以做到针尖对麦芒，了无接痕。他有这个本事！”

         对大千和老师的绘画艺术，我做过一些研求。谢老和张大千都崇尚宋元，给人感觉，两个人风格好像近似。实际上，老师和张大千的风貌与情趣是小同而大异的。大千是身在江湖里，心也在江湖里，老师是身在江湖里，心在江湖外，此其一。由于学问、性格乃至笔性的差别，张大千的画美中寓媚，而谢老的画气格美中寓清；在笔墨的挥运方面，谢老的线条写为主，张大千的线条则是划为重。如一样画彩荷，张大千的荷花若杨贵妃丽中寓俏，妖艳华贵，有邀宠于人的脂粉气，而谢老的荷花则如李清照清妍淡雅，有不取悦于人的素净心。两人的山水亦类此意趣，老师味醇，大千味鲜，自有巧克力与奶油糖的不同味感。此外，在鉴定、诗文、书法诸方面，谢老更是公认的博学通才。当然，现代人所讲的艺术价值，事实上是掺杂、搅和了太多的其他因素。
 

          这里，还想谈谈老师为人之大气淡泊。他对钱财名利一直看得很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对全国所有博物馆的古字画要做一次普查，成立书画鉴定组(见下图)，老师任组长，组内有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诸先生，是我熟稔的长辈，也都是全国最有影响的鉴定家。为了完成这一项系统的鉴定任务，老师花去了整整八年时间，而这八年正是书画家赚钱的黄金时代。若这八年时间老师拿来创作，至少创作超过千件书画作品。然而担当在心，责任在肩，八年里，老师不分寒暑，不顾年迈体衰，走南北、闯东西，兢兢业业，从无微词。别人说他“亏了”时，他总是坦荡荡地说“值得啊值得”。而对自己的作品，老师向来慷慨，赠予友朋、学生从不在意。有个警官喜欢字画，尤敬佩谢老，老师先后有几十件书画送给他，后来此人出事，公安局就把一大堆的画轴、手卷拿来还给谢老。老师一看，说，“画给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的！怎么可以还给我呢，这不可以。”坚持拒收。结果，公安局只能把东西全部捧回去。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合影（中为谢稚柳）

          给老师筹办80岁祝寿的画展时，为更加全面地展现他的绘画体系，我四处搜寻他早年的作品。有位老先生，藏有老师27岁时候画的四条屏，我询问能否借我去给老师看一下，如果能用作展览，可用现在的画对换。老先生同意了。结果谢老一看，说画得不成熟。后老先生说，我还有一张，画的工笔《萱花图》，打开一看，甚精。我跟老先生讲，让老师画幅山水给你换好伐？老先生自然高兴。后来，老师将手卷留了下来。没几天，他讲：“山水画好了，你送去给他。”我正在击节称赏时，老师将《萱花图》塞到了我的手里：“喏，手卷给你了。”我愣了半晌。谁知道忙了多时，居然不是为了老师，却成全了自己，我此时除了愧疚，唯有感恩。

          学富五车的老师是极有趣的人，喜欢听朋友和我谈些南北艺坛的趣事，也谈自己的许多趣事。他对我说过多次，“唐云这个人好耍赖！”我不解，他说：“唐云讲我的肚子大。我说他的大！大家就把皮带拉下来量。我规规矩矩量肚脐，唐云却量在肚子上方。明明他肚子比我大，还讲我肚子大，耍赖伐？”真正的艺术家大都有其直率而童真的一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先生们常在一起聚餐，朱屺老、唐云、徐子鹤、宋文治、程十发等先生，嗜好相同，都是吃肉朋友。饭桌上，一只大蹄膀上来，大家都会相互告诫：“这可是胆固醇很高的，上了年纪的不能吃！”但往往第一个讲这话的人，拿筷子夹了一大块皮，就进了嘴里。人人都讲胆固醇高不能吃，但一张蹄膀皮转眼就没了去向。在这个场合，我这个食肉者是没有吃“皮”的分的，但看着师辈情趣满满的场景，却比自己吃着更多滋味。

          老师已经远行二十年了，这些年里，每想起他，就仿佛又听到他用沙哑的常州沪语呼唤我“小韩”，这一声叫到我五十七岁才终止的“小韩”竟是那样地亲切而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