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某人书 袁宗道

　　五律小品 徐霞客

　　何国庆

　　明代文人生活史的研究，近20年来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成绩。相关史料来源非常广泛，举凡诗集、文集、方志、家谱，都有不少记载。然而文人生活最直接的史料，其实来自于鱼雁往返的尺牍。尺牍所谈多是生活中的交游、文学、书画创作、出版、饮食、官场文化等。所涉范围之广大，内容之真实，文人气息个性尽藏于其中，远非经过筛选的诗文集所能相比。

　　翻检明朝史事，通才博物型的大师级学者为数众多，略举几通尺牍与读友分享。以王守仁（阳明）为例，大多数人知道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其“心学”思想包含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的自由色彩。但很多人可能不晓得，王守仁也是杰出的兵学家，他曾经平定南赣与两广的匪乱与民变，一生最大的军事功业乃是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嘉靖皇帝即位后，念王守仁平宁王之乱有功，敕封其为“新建伯”以表彰其功勋。有一通尺牍，是他37岁写于贵州，正当“龙场悟道”，奠定其一生心学体系的关键时期，内容所述人物身份的确认，更是弥足珍贵。对照阳明弟子邹守益的信，提到“青阳新建阳明书屋于九华，同志诸友命记其成”，因此他写成《九华山阳明书院记》，可以在邹守益文集得到参证，也显见其推广阳明学的热情与用心。

　　方以智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也是很有见地的科学家，他的科学见解集中于《物理小识》一书。此外，他为了让中国与西方世界能共享文化资源，大胆提出汉字拉丁拼音化的文字改良刍议，并拟出一套完整的系统，比“五四”时期鲁迅、钱玄同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这件尺牍写给他的老师余扬，当时方以智已在江西寿昌寺出家，信文提到先前曾作一文二诗为老师祝寿。后文感叹自己多年来辗转漂泊，负慝偷安。相较于方以智《物理小识》，宋应星《天工开物》应该更为人所熟知。偶然得到涂绍煃的尺牍，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读到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提到一位出版赞助人竟然就是涂绍煃。序文中说，以自己的财力，无法刊行《天工开物》，但是“吾友涂伯聚先生，诚意动天，心灵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昨岁《画音归正》，由先生而受梓。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此亦夙缘之所召哉。”宋应星生动刻画了涂绍煃积极资助出版事业的历史形象。从这段文字我们清楚知道，没有涂绍煃的解囊相助，就没有《天工开物》这本巨作的传世。

　　清初的大思想家中，影响最深远的要算是顾炎武与黄宗羲。顾炎武的信写给文学大家归庄。归庄与顾炎武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称。顾炎武说，归庄先前两次所寄诗文皆已拜读，认为归庄的诗稍流入宋调，应该“通经学古，以救时行道”。黄宗羲写给郑梁的信，提到至昆山徐干学家传是楼观其藏书，并挑选徐氏所藏之宋元文集雇人抄写，将近千册，实为快事。此事应是为手边正在撰写的《宋元学案》搜集资料。凡此种种，皆可见当时文人交游之情景，所述学问诸事也可补年谱之阙。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绵延近三百年，大盛于晚明时期，其中以复社气势最盛。搜罗复社成员三十人尺牍，其中各有七人写给杨廷枢（维斗）、许元桢（伯赞），所言诸事有相当篇幅讨论关于科考制艺文编选。以复社当时在科考与时政的影响力，大江南北学子莫不蜂拥入社，以求能在科考上鱼跃龙门。又例如复社主盟张采写给杨廷枢的信讲到，“读书之暇，可稍寻经世，或荒政，或数学，苟有益于用者，得一分是一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可体现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经世济民精神。

　　复社之兴盛，不论在成员或精神上，都与东林无法割舍，当中有传承之血脉。东林诸君子尺牍，颇能见证当时的政局世态。缪昌期给侄子缪尊素的信，写于尊素即将赴京赶考，缪昌期祝福他考试顺利，并叮咛外出并须“慎言、慎动、慎交游”。缪昌期另一封信写给东林魁首顾宪成，信文中提到的《尚行精舍记》，现可见于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顾宪成于万历二十六年，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文人期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旁研讲，一时贤朋满堂，名播天下，史称“龙山胜会”。《顾宪成年谱》卷三提到，“龙山胜会，不减鹿洞、鹅湖”，可与此相左证。而这件尺牍的传世，也提醒后世学人，晚明龙山胜会的规模与影响力，足可媲美朱熹在鹅湖、白鹿洞书院的讲学，乃学界不朽之盛事。

　　高攀龙写给六弟信中讲道：“吾邑遽失顾先生，一大变也。”即指顾宪成谢世一事，高攀龙因为“顾先生新丧”，所以“不酒肉”，也可见东林人士对顾宪成的景仰与推重。另一封写给七弟的信，高攀龙讲到自己的近况：“今年遇凶神恶煞，作事之拙，穷天极地”，但也勉励七弟“然否极者，有泰来之机，望弟勿自隳也”。」

　　又例如杨涟信札起首即感叹：“今天下独不得实心任事之人耳！”如今虏患未灭，军士“家无宿饱”，而“京师无所凭借，不足当长城一面”，国事败坏的原因乃出在“人”，用人不当，国势也无有起色。通读此信，可见得杨涟以国家君主为己任之心，以及对君子蒙尘，百口莫辩的忧虑之情。

　　再回来看看书画家的尺牍，里头也有非常生动的文人生活场景。文彭写给上池的信，内容关于篆刻创作，从信文可知上池的身份除了负责文彭篆刻的应酬交易，本身也是一位医生。又，关于润笔之事，自古有之，然文人都不便明讲。从董其昌的信上，我们知道先前收信人寄去稿件，请董其昌作序，董说作序乃举手之劳，不必酬金，只要求文征明之画为润笔之资。我们在展阅尺牍之际，似乎也见到董其昌快言快语的自信豪情。

　　尺牍中的“家书”，见证文人生活中的亲情。陆深写给儿子陆楫，信中所言“康宁家书”，也就是远行在外报平安的意思。陆楫传承优良家风，是先进的经济思想家。陆楫反对“禁奢”，他认为节俭虽对个人和家庭有利，却对社会发展不利（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使社会愈加繁荣。这样的想法颇类似现代社会鼓励消费、增加商品流通的概念）。陆深家族在上海历史上影响深远，陆深告老回乡后住在浦东老家。明朝中叶，上海地区饱受倭寇之扰，百姓决定筑城抵御，然而却缺乏资费。这时陆深已经去世，梅夫人却义不容辞慷慨捐赠了五百亩田、二千两银子，还主动承担了建筑小东门的所有材料和人力。现在陆深的旧宅虽然早已不存，但是陆家嘴、陆家宅等地名，都保存在上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中。

　　孙植写信给儿子孙成泰，听闻儿子的教师称赞其子乡试所作的题试“文格超伟，且有理趣”，相当欣喜。后文说家中上下俱平安，孙儿壮实易长，并要儿子好好游览金陵，并且务必要到亲友故旧家拜访，为孙植致意。信文末，孙植还不忘嘱咐儿子多结交良师益友。孙成泰后来荣登万历五年（1577）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文坛才子袁宏道初登官场任吴县令，当时苏州知府孙成泰得知宏道整肃官场，清理税赋大有成效，因此颇赏识宏道并大力支持。孙成泰重教化，曾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刊行戚继光所著兵书《继效新书》。检阅孙成泰事迹，再回过头来看孙植的家书，为人父亲的期望果真得到回报了。

　　兄弟间的情谊，也常见于明人尺牍中。项元淇给三弟项元汴的信，很能再现文人日常生活即景。元淇与施静斋在禅房见面，请小弟来一同吃饼，元淇说：“即至为妙！”要是晚来，饼大概就被吃完了。

　　明人尺牍所载繁复，相对于正史与诗文集，尺牍文字直接抒发情感，读其信如见其人，当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总让观者读后一唱三叹，掩面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