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猗卢残石》与西晋卫氏书风
2023-04-12 09:35:46 来源： 点击：
《猗卢残石》出土于今山西代县（或今内蒙古托克托）。此碑具体刻立时间不详，应是公元三百年后所立，大约在西晋中末叶，下距平城北魏尚有至少数十年。碑主人是北魏先祖拓跋猗卢，时任大代国国王。拓跋猗卢于公元315年被西晋愍帝封为代王，是拓跋部落首次的政权名称，他也从一个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变成了割据势力的君主，是北魏建国大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被部属杀死。其残碑仅存碑额六个大字“王猗卢之碑也”，阴刻面有狩猎图，书体在隶楷之间，隶书成分较重，但尚无魏碑痕迹。
代国之开国者即为拓跋猗卢，为西晋时期鲜卑索头部首领，其所建立之代国（315年-376年）为北方鲜卑族政权，是北魏前身。西晋后期，拓跋猗卢效忠西晋王室，支持西晋对抗汉赵政权，屡次立下功勋。建兴三年（315年），西晋愍帝册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奠定代国雏形。代国之开国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曹魏甘露三年（258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徙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召集诸部，确立了在部落中的大酋长地位。
西晋大将卫瓘（也即卫氏先祖，卫觊之子，书法家）为护乌丸校尉时，离间拓跋部与乌桓之关系，是为卫氏家族与拓跋家族发生关联之始。拓跋力微卒后，诸部离叛。其孙拓跋猗卢后统一东中西三部，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得晋怀帝册封，授大单于、代国公。建兴四年（316年），拓跋猗卢暴死，内部为争夺权利而大乱，猗卢部下受到排挤，不少效力于异姓兄弟刘琨。大代国可谓历经坎坷，于公元386年正月复国，同年七月改代为魏，398年7月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建都，时道武帝天兴元年，但直到494年孝文帝时，北魏才正式迁都洛阳。此为有关此碑之一般历史背景。
西晋《吕望表碑》局部
关于此碑，罗振玉、柯昌泗等人皆有相关研究，此碑最早为柯昌泗所发现，并受到罗振玉的关注和研究，周一良云：“罗振玉《西晋《吕望表碑》交录》二记代王猗卢墓碑残石，谓是柯昌泗得于山西，存六大字，文曰‘王猗卢之碑也’。其阴刻有狩猎图。罗氏云残石殆碑额之末行，王字之前行未必为代字。盖立于晋之中叶，下距昭成建国尚廿年，故字体在隶楷之间……碑当即此时所立。卫操桓帝碑称‘刊石纪功，图像存形’，似碑上有图像，此猗卢碑阴刻有狩猎图，颇相类似。罗、柯两家皆精于鉴别金石，此残碑当非伪造。”
这初步交代了此碑之大要，乃立于西晋中叶而非西晋末年，代郡之治所在代、常山二郡。
西晋《孙夫人碑》局部
此碑与西晋主流书风迥然有别。西晋主流书风为沿袭自汉末三国曹魏时期的八分书，头尾有翘角，起笔均为“折刀头”笔画，颇具装饰性意味，字形趋于扁方，是东汉末年隶书标准化的产物。这种书体，也是比较典型的西晋铭石书的面貌，其整体艺术水准比较平均化，比较典型的碑刻有《孙夫人碑》《管氏夫人碑》等，但《猗卢残石》之风格面貌却迥异于西晋的主流书风，且其水准优于主流的西晋碑铭书风，其线条之恣肆、奔放、洒脱，介于八分与汉隶、简牍、真楷之间，隶楷书中又略杂装饰性笔画。当时我即猜测可能出于河东卫氏之手，或与卫氏书风有一定关联，但苦于没有有力证据。今见殷宪先生《三边三馀录》等相关文章，更加证实了我的推测。
卫氏书风今虽不可见，但于此碑中可见一二。卫氏家族中的卫瓘为三国魏尚书卫觊之子，西晋大将军，书法家，参与了西晋挑拨拓跋鲜卑与乌桓之间的战争，故其书风对大代书风应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且又因此碑出于代郡，在今晋北的忻州地区，正属于后来十六国时期前赵（亦称汉赵）的统治范围，故其书风又带有一定十六国书风的雏形。
十六国时期的隶书碑刻略分数种：一种是正体隶书。这类隶书传承了魏晋隶书的“折刀头”形态，翻挑分明，结体平整，如《邓太尉祠碑》。还有一类正体隶书，字形方扁，翻挑分明，如西凉写经《律藏初分第三卷》的标题和署款。第三类方笔隶书如《镇军梁府君之墓表》题额，笔画厚重，字形方整，但较之东晋隶书，结体并不如其平整峻厚，且波挑分明。另一类隶书属于变体隶书，主要特点是以楷法写隶书，如《广武将军碑》。这类书风，多由西晋正统书风裂变而来，由西晋之整饬而向十六国之参差转变。西晋时期的北方书法大族，以河东卫氏为主。
十六国时期北凉书法《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局部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书家，则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代表。其中卫氏影响崔氏，崔氏影响卢氏，代有递传。清河崔氏在“十六国”时期有崔悦—崔潜—崔宏，俱擅长书法，陈寅恪评价：“清河崔氏书法在北方，与琅琊王氏在南方，俱居最高地位。”而崔氏书法师法卫瓘和索靖，崔氏书法传于崔宏，则到了北魏，崔宏官至北魏吏部尚书，其“草、隶、行押书皆精妙而为世所重”，崔宏之子崔浩在官名和书名上皆过于崔宏，其章草、行书和隶书皆精妙。
由此可见，卫氏书法影响崔氏和卢氏，而崔氏和卢氏又是十六国时期北方书坛的重镇。而《拓跋猗卢残石》本身有卫氏之风，又暗含十六国之风，故其与崔氏、卢氏书风也应当有一定关联。
西晋卫瓘章草《顿首州民帖》局部
而河东在今运城地区，属晋西南，故两地相距尚远，按理二者很难发生必然关系。但殷宪先生的相关文章却为河东卫氏与代郡之间发生关系提供了史料佐证。
关于卫氏家族之变迁，根据殷宪先生的研究，卫瓘的高祖卫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晋书·卫瓘传》）。“卫操……代人也，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魏书·卫操传》）于此可见，卫瓘是落籍安邑（今夏县）的代人，而卫操是留在代地（东汉代郡治所今大同市阳高县）的代人，他们都是代郡卫氏。（《三边三馀录》之四）
由此可见，卫氏家族自卫操时即分为两支，一支为迁徙至河东之卫氏，一支为留守代郡之卫氏。两支卫氏家族中，卫瓘即为河东安邑人，但他又属于代郡卫氏，而卫操则属留守之代郡人，这样一来，则卫氏家族与代郡本身即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么，代郡地区书风的繁衍，离不开卫氏家族的哺育则自不待言。而西晋的主流书风中，多是直接承袭自汉魏以降的分法，此种分法，又多与三国时期的卫觊之分书密不可分。
卫觊《受禅表》
卫觊善八分，其代表作即为《受禅表》（世传为梁鹄书，康有为和缪荃孙认为是卫觊所书，但无论如何，卫觊之书风面貌大抵不出此）。此作凝重浑穆，雍容朴茂，是汉魏庙堂书法的代表，隶楷交融，开启了汉魏六朝以降隶楷笔法之肇端。不但如此，卫觊之八分书，还直接影响到了西晋分书体势，分书由三国至西晋，其分法越来越明显，头尾之翘角和折刀头痕迹越来越重，且加重了修饰性笔画，并逐渐成为西晋流行的官书风貌，这种官书风貌，体势方扁，字形讲究标准化和规范化，是西晋通行的写法，相比于卫觊的《受禅表》，其艺术水准自然有所降低，然而《拓跋猗卢残石》则还保留有比较明显的三国分书面貌，这是因为此碑主人及书写者与卫氏家族关联更为紧密，它与中原王朝尚保持一定距离，也与中原文化体系的书法风貌保持一定距离。
按照殷宪先生所说，“此碑书体，基本面貌应是隶书，但点画瘦劲，体势开张，起笔多为露锋，折笔劲如屈铁，勾笔已见楷势，书丹者自非等闲之辈。起笔露锋，撇捺方挑，既显现了楷书的一些特点，又加强了铭刻碑额的装饰效果。铭刻书而强调装饰效果，必为魏晋十六国书刻时尚。”（殷宪《三边三馀录》）十六国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其书风与当时西晋的中原书风相差尚远，而《拓跋猗卢残石》却兼杂了十六国书风与西晋书风，故而既有西晋书风之整饬，又有十六国书风之奇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出土于代郡的《猗卢残石》，其书写者并非胡人，而是中原士族，拓跋猗卢虽为鲜卑少数民族人，但其因被西晋统治者征召讨伐别的政权有功而封赏于代郡，故其仍然属于西晋管辖范围，那么此碑的书写者则自然出自于中原士大夫之手无疑，则河东卫氏书风与北朝书、南朝书风之关联，于此可见焉！
《拓跋猗卢残石》的书风审美，起着承上启下的关联作用，上承汉魏八分之法，下启平城北魏书风，中又与西晋中原书风相衔接相颉颃，它既是少数民族政权尚未完全汉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交融的产物，所以既非完全的胡化之书，又非完全的汉化之书，而是两者的交融，故其书风奇而不奇，整而不齐。一百多年以后的平城时期诸刻，包括文成皇帝《王亿变碑》《皇帝东巡之颂》《皇帝南巡之颂》《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表》以至迁都洛阳期间的《吊比干文》等碑，皆为此碑书风之传衍与丕变。
文中图片：部分作者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系《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现代编辑部主任）
原载《书法》杂志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