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 | 汉魏六朝：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生成及其价值

一 弁言

        中国古典书论肇始于汉魏之际，经过两晋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形成了成熟的书法论著，奠定了中国古典书论的基本框架。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书法文人化的自觉期，书法理论是这一时期书法文人化自觉的标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
 
        汉晋之际，文人思想十分活跃，三国时期曹丕《典论》作为古典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说，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等思想，品评“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提出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个性与风格、文体、批评态度等问题，对后代影响甚大。西晋时期，陆机《文赋》作为文学史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论，用“赋”的形式，对各种文体与风格进行阐发，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文学创作的过程，提出了文学理论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魏晋时期形成的“玄学”，与文学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时期，文学创作极盛，文学批评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梁刘勰集大成的代表著作《文心雕龙》，其体例周详，论旨精深，系统地讨论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体的渊源与流变，尤其是关于文学创作的讨论，揭示了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汉晋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受《七略》《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影响很大，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体不明等弊病，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汉晋南朝的书论就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环境中产生。士族书家凭借书写技艺显示个人情性，以各种书体之美表情达性。实用的书体书写与寄情雅兴渐渐分离，人们运用各种文学手段表达对书体的赞颂和对书家的评骘鉴赏，如用“赋”“表”“启”“状”等体裁描述书体特征和书法之美。书法渐而成为文人寄怀托兴的一种艺术，超越一般的技艺，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文人在书法赏鉴活动中不断吸收文学艺术和传统哲学的品评语言，逐渐形成了一套品评书风、论述书体、讨论书艺的术语和相应观念，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书学的原始概念和品评书法的基本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书论文献的现存基本篇目及其主要内容作扼要的介绍，指出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主要价值和对后代的影响。
 

二汉魏六朝书论文献的基本篇目

        现存汉魏六朝时期的书法文献，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著录，主要篇目包括：
 
       东汉时期四篇：许慎《说文解字·叙》、赵壹《非草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著录的崔瑗《草势》及蔡邕《篆势》。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录有《非草书》《草势》《篆势》三篇。
 
        三国时期一篇：东吴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广川书跋》卷七有著录。
 
        西晋时期四篇：《书苑菁华》卷三著录成公绥《隶书体》一卷，《晋书·索靖传》著录的索靖《草书状》一卷，《晋书·卫恒传》著录《四体书势》全文，《旧唐书·经籍志》卷四十六和《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著录卫恒《四体书势》一卷书目，《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杨泉《草书赋》一卷。
 
        东晋时期四篇：《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刘劭《飞白书势》一卷，《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王羲之《自论书》、虞龢《论书表》，《晋书·王羲之传》著录庾翼《与王羲之书》，张怀瓘《书断·上》和《书苑菁华》卷三著录王珉《行书状》。
 
        南朝时期书论十七篇。其中宋三篇：《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卷二著录虞龢《论书表》，《书苑菁华》卷十八著录鲍照《飞白书势铭》；齐三篇：《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王僧虔《论书》、王愔《文字志目》，《南齐书·王僧虔传》《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王僧虔《书赋》一卷；梁十一篇：《法书要录》著录有七篇，即萧子云《论书启》、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答陶隐居书》、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庾元威《论书》、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三篇，即庾肩吾《谢东宫古迹启》、萧纲《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萧绎《上东宫书迹启》，《书苑菁华》卷十五著录顾野王《上玉篇启》一篇；陈一篇：《法书要录》卷二著录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北朝时期的书论两篇：北魏江式的《论书表》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杂艺》。
 
        除了这些现在可以看到的篇目外，历代著录汉魏六朝的佚书也有不少。如《书断》中著录东吴张弘《飞白书势》一卷，虞龢《论书表》著录西晋卫恒《古来能书人录》一卷，王僧虔《论书》著录东晋康昕《右军书赞》，《南齐书·刘绘传》著录南齐刘绘《能书人名》，《初学记》著录南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庾元威《论书》著录南齐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南史·纪僧真传》著录南齐纪僧猛《飞白赋》，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著录《逸少正书目录》，南朝虞龢《论书表》著录其还写有《杂势》一卷、《锺张等书目》一卷、《二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萧子云《论书启》言及其所著《论飞白》，《旧唐书·经籍志》录有萧子云《五十二体书》，庾元威《论书》著录梁阮孝绪《古今文字》三卷，《述书赋》著录梁萧纶所撰《书评》等。
   
 三 汉魏六朝书论的主要内容

        秦汉以来，篆、隶、草、行、真等书体不断衍变，文字数量不断增加，书写力趋简速，到了东汉末期，书体逐渐走向成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这一时期文字学的代表著作，叙中论文字起源、“六书”原理、先秦至新莽文字与书法的发展。书法以文字为素材，习字为书法的初阶，习字必先识字，识字而能溯其本源，自能触类旁通。许慎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对其形、音、义作了详细解说，试图说明每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找出字形与本意的关系，阐述其构形的原理。他以为，包括古文、籀文的篆体为汉字的本源。殷墟甲骨文发现后，打破这种传统认识，通过甲骨、金文与《说文》部首互证，可对其篆形和说解作补正，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说文》。许慎在《叙》中揭示中国文字的象形意义，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并由突出“象形”引申出“书者，如也”的理论，开启书法艺术由“形”至“意”讨论的先河。《说文》流传以后，战国至秦汉文字形体混杂的现象逐渐得以克服和纠正。全书搜集了9353个小篆及1363个重文，是最丰富最有系统的秦系文字资料，对隶楷的演化起到了指导作用。
 
        东汉时期书法名家辈出，对文字的发展、笔画的运转和书写之美，均有自觉的认识和精深的造诣为世所尊崇。他们在笔法上或相互珍秘，或不肯轻易示人，但对书迹的颂赞、描述和欣赏，可见于这一时期的著述，如东汉崔瑗（77—142）《草势》、蔡邕（133—192）《篆势》《笔赋》、赵壹《非草书》等。
 
        《晋书·卫恒传》全文收录卫恒《四体书势》，于叙草书源流后引录“崔瑗作《草书势》”，这是现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草书势》因卫恒引用而流传于世。他指出文字的产生，也就有了书法，形象描述了草书的产生、结体、用笔、势态、呼应以及章法上的特色。如“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技”等；又提出“志在飞移”“放逸生奇”的书法观念，将书法从再现形象的造形特征上升为由形到意的抒情艺术，标志了古典书论对艺术审美的认识逐渐走向自觉。《草书势》中“临时从宜”语，为汉末赵壹《非草书》一文所征引。崔瑗论书重“势”，故名《草书势》，后蔡邕《篆势》、卫恒《字势》《隶势》皆仿其法。其对“势”的重视来源于哲学中的“自然”“形势”的思想，进而转到书学上的“体势”“笔势”中，后又发展为魏晋文论中的“气势”和“风格”。其效仿《周易》中“观物取象”的方法，借助自然物象抒发感受，把书法鉴赏时的个人情感具体地表达出来，这种意象式的批评被广泛运用到书法批评中，或状书体，或论用笔，或言书势，或赞风格，让鉴赏者通过描述，来寻求书家的意趣和创作风格。蔡邕是东汉通才的代表人物，天文、历算、音律、经学、书法无不精通，著述甚丰，据《后汉书·蔡邕传》其作品有一百零四篇，包括诗、赋、碑、诔、铭、颂、箴、表等。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以来流传的碑铭多为墓志铭，其文体包括散文体序和结尾的韵体诗，蔡邕传世有碑文多篇。卫恒《四体书势》谓“蔡邕作《篆势》”也是相类的著述，《篆势》也因卫恒引用而被流传。其说明篆书从象形文字而来，描述篆书字形，指出其审美价值。如“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巧妙入神”“纵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斜趋，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跂跂翾翾”等表达了蔡邕对篆书美的理解和认识。其强调掌握篆书是理解经籍的先决条件，虽然其立足点是以弘扬经义为要，但这些认识比许慎更深入地讨论到书法的体势、运笔和情性，有重要的价值。
 
        除《篆势》外，清人严可均辑校《全后汉文》卷六十九载蔡邕撰《笔赋》。此文描述毛笔制作、性能、功用及其表现教化的作用。《笔赋》描述早期毛笔制作工艺，是书法史上关于书写工具较早完整的记载。传世的《九势》被宋人陈思所辑《书苑菁华》第十九收录，近人沈尹默有《汉蔡邕〈九势〉释义》等详加诠解，但此篇实非蔡邕所作。
 
        《非草书》的作者赵壹（约130—约185），著有赋、颂、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传见《后汉书·文苑传》。赵壹《刺世疾邪赋》是东汉讽刺文学杰出典范，他以率直锋利的语言进行直率大胆的表达，这一风格，几乎是赋体藻饰风格的对立面，其语言朴质无华，到了东汉末年，这一风格变得普遍。《非草书》为赵壹杂文，继承其写赋的这一特点，收入唐代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卷一中，列为首篇，为存世完整的早期论书之作，也是书法批评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献。他从儒家立场来看待新兴的草书和学习草书的风气，坚持文字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指出了汉末草书已经走向非实用的艺术，全文结构严密，论述形象，证明书法在东汉后期有了自觉的表现。如果说崔瑗《草书势》是从书法鉴赏角度来讨论书法的审美本质，赵壹《非草书》则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书法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解析。
 
        汉末西州风行草书，世人学草书如痴如狂，赵壹见此流风愈下，“反难而迟”的现象，大声疾呼要扭转这种风气。在《非草书》中，他认为各人气质、个性、才能、学问皆有特点，强调书法中天资和学问的重要，“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此论比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看法还要早数十年。秦汉以后草书兴起，应时趋捷，“务取易为易知”。杜度、崔瑗、张芝皆有超俗绝世的才华，博学余暇，游手于斯，造诣精深，时人效颦，“盖伎艺之细者耳”。他称赞这些书家的自然流露，认为其与当时矫揉造作的书写是完全不同的。
 
        皇象是东吴极负盛名的书家，工章草。他论草书讲究笔、纸、墨的选择，认为欲见“漫漫落落”之草书，需用“精毫笔”，“滑密不沾污”之纸与“多胶绀黝”之墨，同一时期曹魏书家韦诞强调“张芝笔、佐伯纸及臣墨”是书法创作的“利器”，汉代以来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书写工具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较之于前代这一时期的书家对书写工具更为重视。运用好的工具进行书法创作自然“手调适而心欢娱”，从而收到“正可以小展”艺术效果。
 
        晋代书论继承汉代用华美辞藻描述书法形体的表达形式，以书体为篇名和题材赞书法之美，出现了如“用笔”“流美”“书势”等概念。他们以“书体”为文学创作的对象，表明这一时期书法已经成为文人达情寄兴的技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成公绥《隶书体》、索靖《草书状》、杨泉《草书赋》，东晋刘劭《飞白书势》、王珉《行书状》等这一时期的书论，注重对各体书法特征的形象描述和创作活动的讨论，各种书法批评范畴也在其中得以出现和发展。
 
        卫恒（？—291）是西晋时期著名书家，官至黄门侍郎，其父瓘，弟宣、庭，子璪、玠皆有书名。《晋书·卫恒传》全文收录了卫恒《四体书势》，分别叙述古文、篆、隶、草书的概况。全文分成四段，每段结束用韵语加以赞颂某种字体的形势。有的是他自己的撰述，有的是引前人对这一字体形势的赞颂。第一段赞颂表扬文字之“美”，如“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此段称为《字势》，应是卫恒所撰。第二段自周宣王史籀作大篆，叙述到汉末蔡邕历代书家承传的统绪，后录蔡邕《篆势》。第三段叙述汉魏间字体演变与书家传承，指出书体避繁趋简的现象，如“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此段为《隶势》，亦应为其自撰。第四段讨论自汉兴至章帝时期草书盛行一时的景象，文末收录崔瑗所作《草势》。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把书家的情性同自然进行有机地结合，突出“表意”在书法中的重要性。如“盖睹鸟迹以兴思也”“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等，都体现中国书法由“象”而转“意”的审美特征。
 
        《隶书体》的作者成公绥（231—273）为西晋文学家，口吃而好音律，所作辞赋，为人推重。《晋书·文苑传》中有传。成公绥原有集，后散佚。明人辑有《成公子安集》，《隶书体》选自此中，《书苑菁华》卷三著录。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五评其“文甚美，真晋人吐属”。《隶书体》盛赞“隶书”一体“适之中庸，莫尚于隶”，又云“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描述了隶书书法的壮观之美，文采华丽。文中还提到了“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的看法，可见“心”“意”已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论书范畴，是 “象”之上更高一层的审美标准。
 
        西晋书家索靖（239—303），以其自身在书法上的实践体察草书，较崔瑗时代更为深透。《晋书·索靖传》录有《草书状》，《佩文斋书画谱》亦录。《草书状》为赋体，类似卫恒引崔瑗《草书势》，多以动物的矫健生动喻字的形和势，如用“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虫蛇虬蟉，或往或还”来形容草书的技法和变化。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此篇。
 
        西晋杨泉的《草书赋》用华丽的语词对草书加以描述，认为“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并对杜度和皇象两位草书家加以表彰。其中如“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解隶体之细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仪”等句文采优美，形象生动。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也著录有此篇。
 
        东晋刘劭博识好学，多艺能，善草隶。《世说新语·言语》“庾稚恭”条注引《文字志》有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其《飞白书势》一篇，唐张怀瓘《书断》亦有引。《飞白书势》赞颂飞白书体，“飞白之丽，貌艳势珍”，韵文优美。其中如“直准箭驰，屈拟蠖势”“繁节参谭，绮靡循杀”等描述飞白一体的形态，辞藻华美。
 
        东晋王珉（351—388）是王导之孙、王洽之子，唐张怀瓘《书断》中称“三世善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王珉集》十卷，《行书状》或来源于此。《书苑菁华》卷三著录此篇。《行书状》赞颂行书一体的形态特征和艺术魅力，所谓“绮靡婉娩，纵横流离”。
 
        又评论名家，赏鉴笔迹。此文为东晋时期专门赞赏行书之作，表明此时行书自觉的审美观念已经确立，和古文、篆书、隶书、草书、飞白等书体共同构成丰富的书体审美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传为东晋卫铄所撰《笔阵图》一卷也为历代所重视。卫铄（272—349），世称卫夫人，东晋女书法家。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南宋陈思辑《书苑菁华》卷一及明刊《说郛》均录载，但作者说法不同。《法书要录》卷一题作“卫夫人”，唐孙过庭《书谱序》“疑是右军所制”。《墨池编》题为“王羲之”，《书苑菁华》卷一题为“卫夫人”。明杨慎《书品》以为“《笔阵图》羊欣作，李后主续之。”近人余绍宋作《书画书录解题》列入伪托，很可能为南朝人所作。
 
        《笔阵图》是最早论执笔、笔法、结字以及书法艺术实践的论著。所列七条笔阵，又称笔势，是在真、行、草书盛行以后，书写实践经验累积而产生的书论。其中，对笔墨纸砚书写工具的选择，执笔运转要领的提示，均有具体明确的阐释。对于书法，美、丑的鉴别标准，与谢赫注重骨法用笔的精神互通，所谓“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给后来品评南朝时期各家法书提供了品鉴的原则。
 
        书圣王羲之（303—361）书论散见于南朝、唐朝书论文献及其尺牍中。如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南齐王僧虔《论书》等都有其论书文字。《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的《自论书》辑录其论书言论，在唐代已经流行，是流传至今较为可靠的王羲之论书文字，或为齐梁间人从王羲之遗墨中辑出，如“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又“寻诸旧书，惟锺、张故为绝伦，其余惟是小佳”句在宋虞龢《论书表》中曾经引及，《晋书·王羲之传》中亦存此类论书语。
 
        王羲之书论，极重“精作”与“书意”的结合，《自论书》中既有“吾尽心精作亦久”，又指出“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这和《兰亭序》中所说的“因寄所托”“取诸怀抱”的思想是一致的，能体现其论书要旨。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流传颇广，虽多不可靠，仍有文献价值。
 
        南朝士大夫承“二王”遗绪，对书法有特殊爱好，书学论著渐而盛行，尤其对前代书家的成就高下，厘定品级，藻鉴精审，成一代风尚。此时文学如锺嵘《诗品》、绘画如谢赫“六法论”也有共同趋向。南朝皇帝亦多笃好书法，内府收藏既丰，君臣随时相与观赏讨论，或从整理内府收藏编目而后上表说明各家书法成就，或应诏旨陈述自己对前代书法的观感，渐渐建立起书法品评的标准。这一时期书学论著很多，著名的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三卷、王僧虔《论书》、萧衍《观锺繇笔法十二意》、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等。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篇目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称王僧虔“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据宋虞龢《论书表》最后有“臣见卫恒《古来能书人录》一卷，时有不通，今随事改正，并写诸杂势一卷”。是书或经卫恒、羊欣、王僧虔诸人先后辑录加工而成。虞龢《论书表》、庾肩吾《书品》、张怀瓘《书断》中有羊欣论书佚文。《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卷为史传，卷首有王僧虔奉敕进呈一启，采录自秦丞相李斯、赵高至东晋后期王献之、王珉能书者凡六十九人，条列书家籍贯、朝代、师承、擅长何种书体、书事等，叙事简练，为书家小传之最早者。此书的价值还在于：他继承了汉魏以来人物品藻的风气，开启了书家品评之风，对后代影响深远。如论师宜官“尝诣酒家，先书其壁，观其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论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把书家的个性品格与书风相结合。又提出“骨势”“媚趣”“肥瘦”“精熟”等具有审美内涵的范畴，体现中国书法“书如其人”的深刻内涵。
 
        《论书表》作者虞龢为南朝宋余姚人，官中书侍郎。刘宋明帝时，奉诏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共同搜访“二王”书迹。事成后于泰始六年（470）上《论书表》。表中叙述东晋、刘宋时期的书法事迹，如“二王”的书法事迹，谢安与王献之关于“二王”父子书法的对话，“二王”书法流传真伪，当时搜访名迹情形，“二王”书法的收藏、刘宋内府所藏前代法书的情况以及书家讲究的纸墨笔砚等。表内对当时书法状况作全面记录，有书史的性质。其中如论锺、张、“二王”“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二王”“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等具有史家眼光，评骘精当。
 
        南朝宋齐时王愔善草书，著有《文字志目》，《法书要录》卷一收录此目，原书未见。现存《文字志目》除《法书要录》本外，还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等。《文字志目》分三卷，上卷目为古书三十六种，后标注古今字学名家数量；中卷目标秦、汉、吴书家人数，列举人名；下卷目标魏、晋书家人数，列举人名。涉及书家有张芝、锺繇、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人。《文字志目》所录书体包括草书、古文篆、行书、楷书、缪篆、隶书、小篆、署书、殳书等，是现存较早的书体著作，后有“古今小学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与“书势五家”，极见其重文字之学与书体的关联，并注意到魏晋书势论的传统。因此，《文字志目》是了解南朝之前书体和书家的重要目录文献。
 
        南朝齐王僧虔（426—485）善书，其《论书》一篇为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启，叙古今善书人，加以评议。此篇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法书要录》卷一、《书苑菁华》卷十一均有著录，但文字略异。《论书》上自汉魏张芝、锺繇，下及南朝刘宋孔琳之等，共评论书家三十八人，凡三十条。王僧虔在《论书》中重笔力，强调“字体”与“笔势”两者的统一。如论王珉“笔力过于子敬”，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惟见笔力惊异”，评杜度“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评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书中还常提到“能”“妙”两字，称谢安、谢灵运“能流”，谢静、谢敷“能境”，锺繇之书“谓之尽妙”，孔琳之“未得尽其妙”，体现王僧虔论书家之独到品格。
 
        王僧虔还有《书赋》一篇，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记录篇名，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书赋》受晋代陆机《文赋》的影响，既有“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创作准备的讨论，又有“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创作过程的描述。作品要做到“风摇挺气，妍孊深功”，体现“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的统一。此书阐发了书家创作的规律和特点，明确“情”“思”的主导作用，总结了书法创作的若干特征，开孙过庭《书谱》之先导。
 
        正如文学史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萧梁王朝代表了南朝文化成就的最高点。它的特点是一种异常健旺蓬勃的文化精神，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对整理和诠释传统并进行创新的自觉的渴望。”梁武帝萧衍（464—549）开启了南朝时期论书的新风气。萧衍善书，工草、隶、虫篆诸体，所撰《观锺繇笔法十二意》为论书专文，见于《法书要录》卷二，前一部分论笔法十二意，即“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后一部分论张芝、锺繇、“二王”书法，提出“字外之奇，文所不书”的主张，即书法之趣，常在笔墨蹊径之外。又以锺繇和王献之为例，以“古肥”与“今瘦”论之，指出“古今既殊，肥瘦颇反”，这是从书法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讨论。六朝人学书多宗法王献之，梁武帝以为王羲之学锺繇，而不提锺繇，王献之学王羲之，亦未提王羲之，特以锺繇书法十二意来讨论，愿学书者多取法乎上。所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在当时推重王献之的风气中有矫正之功，他提倡锺、张古法与王羲之书风，为唐人尊羲抑献之先河，有重要的书史意义。
 
        梁武帝又有《答陶隐居书》一篇，论法书真伪的鉴定和运笔结字的原理。主张书法要合乎规矩，“适眼合心”“肥瘦相和，骨力相称”。以为骨肉气势诸端，终归于“习”。他说：“程邈所以能变体，为之旧也。张芝所以能善书，工之积也。”梁武帝论书重工夫、重规矩，一方面体现了梁代重形式完美和人工雕饰，另一方面也是矫正魏晋玄学、弘扬儒道的体现。
 
        南朝梁时陶弘景（约456—536）是一位著名的道教隐士，与梁朝皇室关系密切。《与梁武帝论书启》共五篇，为陶弘景写给梁武帝的书信，涉及法书鉴定和创作心得等内容，唐人统称为《论书启》，是最早关于书法鉴定的专文。文中对“二王”书法的鉴定，和对张芝、锺繇、“二王”书法的比较，均有个人见解。如论《乐毅论》云“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又论“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这些书论均有见地。
 
        书法品藻最早、最系统严密的规范著作，当数南朝的梁庾肩吾（487—551）的《书品》。它与锺嵘《诗品》、谢赫《画品》一起成为南朝诗书画品评的重要作品。《书品》又名《书品论》，以善真、草二体者，举汉至南朝齐梁128人（实为123人），分为三等九品类例而评论其优劣。前有总论，各品有分论，末尾总结数语。其篇首引言叙述字体沿革，后以“天然”“工夫”分“上之上”三人，张芝（伯英）、锺繇（元常）、王羲之（逸少）；“上之中”五人，崔瑗（子玉）、师宜官、王献之（子敬）、杜度（伯度）、张昶（文舒）；“上之下”九人：索靖（幼安）、皇象（休明）、卫瓘（伯玉）、梁鹄（孟皇）、胡昭（孔明）、荀舆（长胤）、韦诞（仲将）、锺会（士季）、阮研（文几）。每一品级，先列书家名字，再品藻论书。如记张、锺、王三家最有代表性：“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庾肩吾以“工夫”和“天然”为论书标准，以上、中、下分品评等级，开后代神、妙、能品评的先河，也是汉魏以来人物品藻之风在书论上的反映。也为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宋代朱长文《续书断》、清代包世臣《国朝书品》等后来的品藻类书论专著树立了典范。
 
        南朝梁袁昂于普通四年（523）奉敕所著《古今书评》一卷，品评古今能书者从秦汉到两晋时期二十五人，用魏晋人物品藻的方式比拟，加以评论，以才士、佳人、仙人、舞女、贵胄、寒乞、龙、虎、鹏、鸷、凤、飞鸿种种动静仪态，来描述各人书法的风神，使书法具有生命活力的动势，进而寻绎出美恶的标准。如论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二十五人中，以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称为“四贤”。末附普通四年书启为品评书家文字。这种直观、具体、形象的评论方法，对于揭示书法审美和书家的个性有重要意义。
 
        南朝陈至隋代的僧人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其《题右军〈乐毅论〉后》一篇《法书要录》卷二著录，此篇为其论王羲之正书之心得。智永于南朝陈天嘉年间（560—566）始见《乐毅论》，隋初藏于己手，遂得以详览王羲之正书精妙处以为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智永曾有多种真草《千字文》传世，秀润圆劲，发其旨趣，对于传承王羲之书风，贡献极大。
 
        除上述重要书论外，南朝时期的书论还有如南朝宋鲍照《飞白书势铭》、梁顾野王《上玉篇启》论书体；梁庾元威《论书》论书史；南朝梁萧子云《论书启》、萧纲《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萧绎《上东宫古迹启》品评书艺等。北魏江式《论书表》论字体演变，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论当时字法使用情况，均为现存早期书论文献中的重要内容。
    四 汉魏六朝书论的主要价值

        汉魏六朝书论是中国书学史的开创时期，奠定了后代书论的基础，其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书论著述的门类基本形成
 
        书法史上的第一部书法丛书为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辑录了汉代以来至唐代的书论著作，大体以时间为序，未作专门分类。宋代朱长文《墨池编》根据书论的内容分成八类，包括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宋陈思《书苑菁华》把书论按文体分为三十二类，分别为书法、书势、书状、书体、书旨、书品、书评、书议、书估、书断、书录、书谱、书名、书赋、书论、书记、书表、书启、书笺、书判、书书、书序、书歌、书诗、书铭、书赞、书叙、书传、书诀、书意、书志、杂著。汉晋六朝时期的书论，每一篇的内容或长或短，或单一或综合，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书论文献可包括文字书体、书法历史、书法批评、书法理论、书写技法、书法鉴定、书法著录等内容，奠定了后代书论著述的基础。
 
        前面提到，我国最早的字典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在《叙》中对“六书”作了解释，指出其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汉字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还叙述了先秦至新莽时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史，批评了当时人不懂古文，穿凿附会，解释经义。这篇叙文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字学和书体的珍贵文献。东汉还出现了歌颂毛笔的《笔赋》和以“书体”为题的《非草书》。到了魏晋南朝时期，赏鉴书体的文章则更为流行。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杨泉《草书赋》、索靖《草书状》、东晋刘劭《飞白书势》、王珉《行书状》、南朝鲍照《飞白书势铭》等。这类书论，把“书体”作为审美的内容，赞美不同书体的形态，还通过对书体的赞美肯定书法家在书法创作中的创造力。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不重视描写人物，而重视描绘自然景物，以期在抒情写景时达到情景交融。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来讨论的，这一现象是我国古代前中期文论的一个特点，在早期“书体”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
 
        一部书法史，是书法家创造书风的历史，两晋南朝时期的书论有一类即是讨论书法历史和书家书风的。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的四篇序叙述“四体”的源流，记叙书法的传承、流派和书家书风，以书体为内容，讨论各体发展的历史。卫恒讨论的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大体体现了这一时期书家对书体演变的认识。虞龢《论书表》保存了东晋、南朝时期的诸多史料，为研究早期书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此外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叙了从秦代李斯到东晋王珉69人，对他们的取法、师承、书体、逸事作了记录，是一部从秦至东晋的书法简史。
 
        汉晋南朝时期，不仅出现了如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这样赞美书体而有书法批评性质的文献，还出现了较为完整的书法批评著作，主要集中在南朝时期。如王僧虔《论书》、萧子良《答王僧虔书》、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袁昂《古今书评》、萧子云《论书启》、庾肩吾《书品》、萧纲《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萧绎《上东宫古迹启》等，这些批评，或重鉴赏，或重书风比较，或重个人体验识断，方法不尽一致。最值得提的是，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自成系统，借用“九品官人法”的品评方法来确定历代书家的等级，品藻书家的优劣，在书法批评著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梁庾肩吾《书品》中就有“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提到书法创作中“敏思”和“巧意”，“胸中”和“毫铦”的辩证关系，对书法艺术进行理论概括。南齐王僧虔《书赋》提出的“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重点强调了书法创作与个性的关系，总结书法形态与风格的特征，认为书家要达到“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裁邪制方”的理想境界。他把“心”“气”“形”“情”“思”“迹”“志”等概念运用到书法理论中，大大丰富了书法理论的内涵。
 
        书写技法是书法独立成为艺术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总结出来的书写方法和规则。南朝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中，总结出锺繇书法的技法内容，其中包括：“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这些技法要领，包括用笔、字形、结构、章法等内容，涉及到书写技法的基本原理。在《答陶弘景书》中，他还提到：“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讨论执笔问题，“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讨论用笔和笔势问题。“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讨论笔力问题。“少墨浮涩，多墨笨钝”讨论用墨问题。“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廉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讨论书法技法之美。这些书写技法原则的概括和提炼，在这一时期的书论中已有体现。
 
        南朝时期，著录书法藏品的著述也开始出现。虞龢《论书表》详细记载了南朝宋内府法书藏品的数量、装裱和流传情况，还分类抄录《二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锺张等书目》一卷，是文献中所见早期的书法目录。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书法著录。
 
        南朝时期，梁武帝与陶弘景关于法书的讨论还涉及书法鉴定的内容。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梁武帝《答陶隐居书》用书信的方式讨论内府的法书藏品，他们依据书迹的时代特征、书家风格等对法书交换意见，为后代鉴定法书提供了重要文献。
 
        汉魏六朝时期的书论文献，内容复杂，有些书论如虞龢《论书表》，既有书史的内容，也有鉴定和著录法书的内容，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既是书法批评，又讨论技法，很难归类，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主体内容进行大体归类，凸现其学术价值。
 
2.古代书学重要概念术语的出现和运用
 
        两晋以来，随着书法创作活动的活跃和文学、哲学的发展，书论具备了一套基本而稳定的术语和概念系统，或抽象加以概括，或以自然物象加以描述，或以感性经验进行描述，这类词汇运用到书法中时，赋予了新的内涵，象征和概括了书法艺术的某种特征。现列举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品评语汇加以分析。
 
        东汉崔瑗《草势》、蔡邕《篆势》都以“势”来论书。晋卫恒《四体书势序》亦用“书势”一词。古人论“法”之前，先讨论“势”。所谓“势”，指字体与用笔的顺势，自然而然形成的贯通，是字体形成的开始，也是用笔之法的内在必然。不同书体有不同的书势，也有各自特定的内涵。书写者按笔顺写出字形，笔画的结构、形态显示其特有的“势”，“笔”有用笔之“势”，“字”有结构之“势”，整篇相互生发，形成整体之气象、气势。书家作书，点画皆求笔势。西晋书论中已经开始讨论“势”：“（梁）鹄谓（邯郸）淳得（王）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也。”“崔氏（瑗）甚得笔势。”“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南朝书论中，关于“势”的描述更多：“字势发于仓、史……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倔强……（薄绍之书）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拘则乏势。”
 
        书家作书，重在有“势”。从上述书论看出，“势”是和字形、速度、连贯、性格等因素相关联的最初的力量，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笔法生成与表现的意象所在。
 
        《周易》中提出“立象以尽意”后，经过文人的发挥，“意”成为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西晋时期的书论中出现了以“意”来论书的概念，和“象”相对应：“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南朝时期，以“意”论书，超越了对“象”的关注：“锺会书字，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益得谐称。”“逸少学锺繇书，势巧形拙，及其独运，意疏字缓。”“张澄书，当时亦呼有意。”
 
        “意”与“法”，“心”与“手”，是中国古代书论中的重要范畴。点画之间除了技法上的表现，而能传达言所不尽的“意”，这是西晋至南朝时期书论对书法由技入道，由手及心的认识，注重内心感受和人性的陶冶。
 
        “骨相”一词，早在汉代王充《论衡》中就有《骨相篇》，指出“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汉魏南朝时期，品藻人物亦多以“骨气”而论，后引入到书画品评中。东汉赵壹把人的“气血”“筋骨”和“巧拙”“好丑”的书法联系在一起讨论：“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西晋时期的卫瓘，以“骨”与“筋”直接论书法风格：“我得（张）伯英之筋，（卫）恒得其骨。”南朝时期以“骨”论书的文献更为丰富：
 
        羊欣云：“胡昭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纯骨无媚，纯肉无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暧暧，视之不足，稜稜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长成，而骨体甚骏快……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
 
        书论上的“骨”一词，与“筋”“肉”“力”“气”“体”等词并用，既指其笔力、形态之美，又赋予其精神内质，是古代早期书论中重要的品评用语。羊欣、王僧虔把“骨”和“媚”来对举，其内涵涉及“文”与“质”的范畴。“质”指的是“骨力”，“文”指的是“妍媚”。传王羲之《用笔赋》所说“藏骨抱筋，含文包质”，强调“骨”和“筋”、“文”和“质”的统一。在文论上，锺嵘《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把“骨”的内涵扩展到风格与内容上。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有“六法”之论，其中第二“骨法用笔”亦有同样的含义，是用笔上的力感和壮气。徐复观认为《世说新语》卷中之下《赏誉》论“羲之风骨清举也”，《品藻》第九论“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等，是形容某一人由一种清刚的性格而形成清刚而有力感的形相之美，当时把用在人伦鉴识上面的语汇转用到文学、艺术上面。《文心雕龙•风骨》篇之“骨”也是由此而生，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文学、书画上的“骨”和其人都是密切相关的。
 
        “力”是和“势”“骨”相连的一个词汇，书法品评中多强调在笔画中体现力度，南朝时期，“笔力”一词多用来讨论书法优劣：

        孟皇（皇象）功尽笔力。
 
        《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
 
        亡从祖中书令珉，笔力过于子敬……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异耳……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萧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洁生起，实为得赏。”至不重羊欣，欣亦惮之。书法有力，恨少媚好。
 
        这些关于笔力的讨论，强调笔画内在之力，也是书法风格差异之所在。“力”一词，在南朝时期，常常和“骨”“势”合在一起，体现书法之美。如梁武帝论书用“骨力相称”，庾元威《论书》“骨力婉媚”，陶弘景论书“势力惊绝”，这些都是由书法形态之力美产生的词义，丰富了品评语汇的内涵。
 
        西晋时期，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中论杜度草书时有“书体微瘦”一语，“瘦”字已经用来品评书法。南朝时期，“肥”“瘦”“古”“今”多用于品评书法：“胡（昭）肥而锺（繇）瘦。”“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肥”和“瘦”本是身体外形的表述，用于书法上，突出了字形之异处，又和“古”“今”结合在一起，形成“古肥”“今瘦”的说法，用于比较书风的变化，赋予了“同体异形”和审美上的意义。虞龢《论书表》中的“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这种“缘情”而求妍美，不重字内含蓄笔力，是南朝宋、齐时王献之书法地位超越王羲之的时代风气使然。到了梁武帝时期这种风气才有所变化，由妍而复质，返古而归真。其中的“质”和“妍”和上面提到的“质”和“文”一样也是讨论书风之变的重要语汇，在古代书论中一直被沿用，唐孙过庭《书谱》中曾以“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语论之。
 
        南朝人物品藻风气反映在文艺上，文学以“初发芙蓉”比“错彩镂金”，书论上则以“天然”与“工夫”作为评鉴标准，出现专门词汇。“天然”是魏晋名士阮籍所说的“自然”，是先天的融天地万物之美，超脱俗世之美，非人力之所能成。“工夫”是后天的，是书家必备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积累。王僧虔《论书》载：“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
 
        “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王僧虔论书是首重天然之美的。虞龢《论书表》载羊欣评张芝书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亦强调天然在书法中的重要性。庾肩吾《书品》曾比较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的书风：“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
 
        庾肩吾运用“天然”和“工夫”一对论书品评语汇，把这列为“上之上”品的三位书家作了比较，张芝以工夫胜，锺繇以天然胜，王羲之在“工夫”与“天然”之间，求得中和之美。
 
        除上述重要品评词汇外，汉魏南朝时期还出现许多有价值的品评用语，如东汉时期的“神”“妙”“善”“好丑”“工拙”，西晋时期的“方圆”“规矩”“绝势”“工妙”“磥硌”“势和体均”“异体同势”，东晋时期的“壮杰”“精熟”“精密”，南朝时期的“筋”“骨”“妍妙”“楷式”“体势”“惊觉”“尽妙”“绵靡”“凌厉”“劲媚”“鲜媚”“精新”“精巧”“委曲”“臃肿”“浓纤”“沓拖”“体用”“绵密”“雄赡”“遒越”“意疏字缓”“势巧形密”“宛转妍媚”。此外，这一时期也产生的学用类术语在后代书法理论中也时有出现，如东汉时期的“振波扬撇”“轻笔内投”“抑左扬右”“绝笔收势”，西晋时期的“抵”“押”“拂”“振”“按”“挑”“横”“纵”“牵”“绕”“抑扬”“结体”“作文”“毫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