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和石濤的交遊
2021-07-26 11:14:39 来源： 点击：
八大山人和石濤雖一在南昌，一在揚州，路隔千里，從未謀面，但他們之間的聲氣相投，有著多方面的溝通和聯繫。這通《草書尺牘》的發現，又一次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八大山人像
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藏
八大山人(1626－1705)致友朋書信的手跡，是他的書法作品的一個重要部分，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他生平所作書信，今尚存世而且確知下落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十六通，瀋陽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各藏三通，北京歷史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各藏一通，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十通，合計三十四通。這些書信的內容，涉及八大山人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如書畫活動、友好往還、作畫謀生、需錢求助、索藥問醫等等，均時有反映。在書法上，大都隨意揮灑，而道逸自如，獨得天然之趣，尤見本色。因此，這現存的三十四通八大山人的親筆書信，對研究八大山人的生平及其書法藝術，都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人們在珍視這些寶貴資料的同時，也還殷切地期望著，在這一方面有更多的新發現。
1997年5月，我接到王方宇先生寫於4月25日的一封信，附有「八大書信一通」的復印本，真是喜出望外，激動不已。信中間及「尊者是否指石尊者」和「惠嵓、葛人、友聲等」人的情況。我當即覆信，就我所知一一奉答。想不到時間還不到半年，先生於十月六日遽爾逝世。從此天人永隔，再也聽不到他的回音了。這是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而正是這封信帶給我的，還有這樣一通新發現的「八大書信」。我將永遠銘記著先生的最後留言，而對這通「八大書信」予以格外的珍視，但也因此而使我更加惦念著這通書信的下落。
1998年5月，方宇先生乃郎少方世兄來北京，送給我香港翰墨軒1998年3月出版的《王方宇藏八大山人法書集》兩大冊。在第一冊中有方宇先生所撰《八大山人的生平》一文，談到「八大山人的書信」，指出「他留到今日的書信，就所知一共有三十九通(前在英文本《荷園主人》 [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The Life and Art of Bada Shanren(1627～1705)書中列為三十五通)」還寫了下面的一段話：
1996年12月在台北又發現八大一通書信，印入《明末清初書法展》第九十三(頁176～177)，此通書札，曾在台北何創時基金會展出。
《王方宇藏八大山人法書集》書影
我在驚喜這又一發現之餘，不禁想起這或許就是先生在一年前告知我的那通「八大書信」，當年十一月，我收到台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寄來《明末清初書法展》三大冊，在《忠烈·名臣·遺民·高僧》一冊目錄中看到《九十三 八大山人草書尺牘》的標題，急忙翻到頁176～177一看，赫然在目的一幅佔兩頁的影印《草書尺牘》，果然就是方宇先生寄給我的那通復印的「八大書信」。我再一次感到意外的驚喜，但屈指先生離開人世已逾一年，我又淒然久之，不勝人琴之感。
八大山人《草書尺牘》
台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
這一新發現不僅增加了一通現存的八大山人書信手跡，而且提供了一份探索八大山人的交遊及其與石濤聯繫的新資料。現在就這通《草書尺牘》的內容，討論一下與之有關的幾個問題，以就教於海內外關心和研究八大和石濤的專家學者，懇切希望予以批評和指正。
這通《草書尺牘》寫於何時？信中無署年，也未記月日。署名「八大山人」和所鈐屐形印章均已破損殘缺，不見全貌。從簽名左側邊沿殘存的「八」字的起筆看，這一方式的「八大山人」簽名，始見於康熙甲戌(1694)，而終於己卯(1699)，從屐形印章左側殘存的凸起部分看，這枚印章僅用於戊寅、己卯和庚辰的三年間。若結合二者來看，這通尺牘只能寫於康熙三十八年戊寅或三十九年己卯，時八大山人年七十三或七十四。如果作於己卯，到今年恰好是三百週年。
署名「八大山人」和所鈐屐形印章均已破損殘缺
這通尺牘寫給誰？信無上款，難以確知寫給何人。但從信中使用「慈照」、「丈室」和「法護」等詞來看，這位收信人當是一位出家的僧侶，而且時在揚州，能畫，與石濤相識。那他可能是誰呢？從石濤方面來看，只有兩個人大體上與此相符合。一是石濤的師兄喝濤，法名原亮，號鹿翁，能詩善畫。喝濤有《庚辰春留別廣陵諸同學並石濤弟》七絕二首，可證庚辰前在揚州。黃賓虹曾藏喝濤《山水》一幅，今雖不知原畫的下落，但可證喝濤善畫。另一是石濤的門徒，名石乾，字化九，跟隨石濤在揚州，亦能畫。今知他的畫有四件，即署年「庚寅」署名「清湘石子乾」的《蘭竹畫》，署年「乙未」署名「清湘大滌之子」的《蘭竹圖》，署年「甲辰」署名「一枝石乾」的《泛舟買夏》圖扇和署名「清湘石子乾」的《西樓自壽圖》。他的字和畫都頗似石濤，而且有的畫還徑鈐石濤的印章。故長期以來都把這四件作品認為出自石濤之手。而且有文章以《蘭竹圖》為據，證明石濤「七十五週歲」「尚健在」。但《蘭竹圖》上鈐有「石乾化九」一印，經劉九庵先生著文確證「化九」是石濤的「門人」，始確認「石乾」、「石子乾」就是石濤「門人」「化九」。在《泛舟買夏》圖扇上所錄《老人廣陵竹枝詞十一》首，其中有三首亦見石濤《茱萸灣圖》扇所錄的「己卯廣陵竹枝」詞。由此也可證實「老人」即指石濤，從而更可論定石濤與石乾的師徒關係。八大山人這通尺牘的收信人是喝濤還是石乾，或者兩人都不是，現在都無確據，足以論定。只是提出這兩個線索，以作進一步探索這一問題的參考。
「尊者」是否指「石尊者」，即石濤？從信中提到「尊者遊戲三昧，皆令人步趨莫逮」和「丈室與惠嵓之得尊者筆墨是一是二，山人遠拜下風」的句意來看，這位「尊者」只能是瞎尊者，也就是石濤原濟。八大山人致友好書信中，有一封提到「石尊者」，還有一封更明確題為「石濤尊者」。這封信的收信人或許與石濤的關係更為密切，而且八大山人是深知的，自然就不必明指名號了。
石濤像
惠嵓是誰？在八大山人和石濤的筆下都曾寫到「蕙嵓」這個名字，在這通信中作惠嵓。八大山人的著名《荷上花圖》長卷，便是康熙丁丑(1697)應「惠嵓先生屬畫」而作的，在寫這通信的前一年或二年。又有《題石濤畫蘭》五絕二首，詩前寫道:「余▢思佩蘭、蕙嵓兩人。苦瓜子挈風挈顛一至於此哉？」其一云:「何故荒齋人，解佩復轉石；聞香到王春，乃信大手筆。「解佩」當指「佩蘭」，「轉石」似指蕙嵓。然蕙嵓何以與「石」相聯繫，既令人費解，也啓人深思。詩題於辛已(1701)，是寫這通信後的第二年或第三年。石濤在一首題《山水卷》的七古中，歷敘生平「諸師友筆墨中人」，有句云:「友聲江右生長波，最初賜鼎真似濟，近年更進更成魔。」又云:「蕙嵓走入八大室，書畫一掃真傳麼？」二人都能畫，友聲學石濤，蕙嵓學八大。蕙嵓與八大和石濤都有交往，當時也在揚州。那麼，在石濤的友人中，誰可能是蕙嵓呢？
《荷上花圖》及卷後八大山人跋文
天津博物館藏
款題「蕙嵓先生屬畫此卷，自丁丑五月以至六、七、八月，荷葉荷花落成，戲作河上花歌，僅二百餘字呈正。八大山人」
石龐(1670～約1703)字晦村，一字天外，亦號天外山人，江南安慶府太湖縣人。他幼穎異，五歲能文，九歲解為詩，長而詩歌詞賦及丹青篆籀，無不精能，時人稱贊他有「絕世才」。他客游揚州，與石濤、張潮等為友，而年逾三十，即死在揚州。石龐的書畫作品，僅見上海博物館所藏《行書·雜畫》冊十四開，曾著錄於楊翰《歸石軒畫談》卷十，影印本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四冊。冊首行書《寄八大山人詩三首》七律，有「百年涕淚雙蓬鬢，萬里乾坤一布衣」；「空山寫樹倪元映，露地成花鄭所南」；「何人海內堪同哭，遺老雖存已白頭」等句。詩寫得感情充沛，把一位身世滄桑而人品高尚的勝國王孫描畫得如見其人，而字裡行間更洋溢著對這位白頭遺老的無限景仰之情。冊後有何紹基寫於「庚戌(1850)小除夕」的跋，言及「冊首有贈八大山人詩，蓋與同時，而畫亦相似」。石龐作畫學八大山人，可以從冊中的雜畫約略見之。另外，在石濤「諸師友筆墨中人」里，現在知道只有石龐畫學八大已到「相似」的程度。若把石龐同蕙嵓相比，或許兩人就是一人。但從未見石龐有蕙嵓之號，更無任何證據可資左證，這裡也只是提供一個線索而已。
至於「葛人先生」和「友聲」各是何人，這是已經確知的，現在也順便作一簡要的介紹。程濬(1638－1704)字葛人，號肅庵，江南徽州府歙縣岑山渡人。家有產業在揚州，時往來於徽揚之間，得與石濤為友。季子鳴，字友聲，號松門，生於康熙丙辰(1676)，自幼從石濤學畫，長以畫名，筆墨得石濤的一體。程濬卒後，朱彝尊為撰《歲貢生程君墓誌銘》，有云:「客吉安，茶陵兵變，有司苦無備，君從容代為區劃。上官允其議，城得全。」「茶陵兵變」是指康熙甲寅(1674)，吳三桂起兵反清，戰及吉安一帶，爭奪反復，至己未(1679)始平。故知程濬在甲寅、己未間曾客居吉安。時隔十多年，此次再往吉安，路經南昌，得與八大山人相見。時在戊寅夏或己卯夏。這在八大山人這通書信中得其確證。又張潮致八大山人書提到「近晤葛人舍親，知與高賢曾通縞紵。」或即指此次「面見」。
而由此可證張潮與八大山人的往復書信必在己卯以後。此次相見，八大山人年七十三、四，程濬六十一、二，程鳴二十三、四。在這通信中，先寫出「友老」，又在「老」字旁寫一「聲」字。由此可知這時八大山人已見到程鳴所作的畫，並稱贊「友聲筆墨」和「丈室與蕙嵓之得尊者筆墨，是一是二，山人遠拜下風」。這實際上也是對石濤筆墨的由衷欽佩。看來這些年八大山人和石濤雖一在南昌，一在揚州，路隔千里，從未謀面，但他們之間的聲氣相投，有著多方面的溝通和聯繫。這通《草書尺牘》的發現，又一次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而由此可證張潮與八大山人的往復書信必在己卯以後。此次相見，八大山人年七十三、四，程濬六十一、二，程鳴二十三、四。在這通信中，先寫出「友老」，又在「老」字旁寫一「聲」字。由此可知這時八大山人已見到程鳴所作的畫，並稱贊「友聲筆墨」和「丈室與蕙嵓之得尊者筆墨，是一是二，山人遠拜下風」。這實際上也是對石濤筆墨的由衷欽佩。看來這些年八大山人和石濤雖一在南昌，一在揚州，路隔千里，從未謀面，但他們之間的聲氣相投，有著多方面的溝通和聯繫。這通《草書尺牘》的發現，又一次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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