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谈汉摩崖“石门十三品”和“汉三颂”

2021-05-31 09:32:25 来源: 点击:
 
 
陈振濂:谈汉摩崖“石门十三品”和“汉三颂”
 
 
        书法有南帖北碑之说,北碑中大略分四类:碑版、墓志、摩崖、造像记。而两汉隶书中只有碑版和摩崖,而没有墓志和造像记。因而我们讲碑学,通常指北魏之碑(数量最多)而专称“魏碑”,但大都不算早前的“汉碑”。
 
        “魏碑”多指楷书碑,“汉碑”多指隶书碑;按理两汉在前、北魏在后,要从石刻文化溯源,从秦刻石的偶尔出现到东汉隶书碑刻的几百件名品出世,碑学本来应该从汉算起。但书法史专家却仍然不考虑这一选项,即使仅仅东汉隶书碑传世名品也早已有四百余种也罢。
“汉碑”之所以没有“墓志”,是因为两汉四百年,石刻立碑刚刚兴起,还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新生事物;上百年孕育成风,更不会有后来汉末三国曹操为戒奢汰而下《禁碑令》之事。而墓志之形制,却正是因为禁碑。歌功颂德的石刻文字既无法矗立于地表即墓上,只能转入地下墓室深埋其中以作为后世检证之用;于是才有了专门区别于碑版的墓志铭。汉代既无禁碑之举,当然刺激不出墓志铭这一石刻形制的样式。
 
        至于“汉碑”为什么没有石刻造像记?是因为其时佛教尚未或刚刚进入中国,尚未蔚然成风,以雕刻佛像的举措来祈祷今世来生保佑家国佛法无边,这样的做法还不可能是汉代人所具有的选择。所以,没有造像记,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它赖以生存的佛教进入中国的宗教土壤;细细想来,这种因果相制,于理十分正常。
 
        这样,至少从某一方面而言:汉碑是石刻文化的初兴和走向规模的时代,有[碑刻],有[摩崖],基本格局已得;而魏碑则在碑版摩崖之外,更增添[墓志铭]、[造像记]二种,基盘愈大而宏富,碑而成“学”,正在于此。
 
        碑刻研究者众,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尤其是东汉几百件隶书碑,是一个大宝藏。而摩崖研究相对较弱。汉代摩崖石刻,最早当推西汉刻石,那时也还没有碑。著名如《霍去病墓左司空刻石》,又如《群臣上醻刻石》《莱子侯刻石》《五凤二年刻石》《杨量买山记刻石》等等等等,数量极少。
 
        有的刻石虽不是碑,但形制方正,整齐壁立,我们就一概以碑视之而不再细分;也有的置身于悬崖凌谷万丈峭壁之上,比“碑版”之制式更见弘大许多又自由恣肆许多,“就其山而凿之”(冯云鹏《金石索》);于是特别以“摩崖”命名之以成别类。著名金石学大师、第二代西泠印社社长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有云:“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检诸今日,陕、甘、鲁、湘、鄂、川、云、闽各处,均有大型摩崖书法石刻存世。——而“石门十三品”则是第一代经典。
 
陈振濂:谈汉摩崖“石门十三品”和“汉三颂”
汉“石门十三品”之《石门颂》
 
        地处陕西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由褒斜道遗址、石门遗址、石门石刻组成的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群,是汉代早期摩崖石刻的典范。褒斜道上的石门隧道是中国最早的人工隧道,宽4.4米,长16.5米。在石门隧道内外石壁上,有东汉以来的摩崖石壁题刻104件。而居于石门隧道内壁的石刻,就有34种。
 
        尤为著名并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经典的,除了1《石门摩崖》为标题外,2《汉中太守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3《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石门颂》,4《杨淮•杨弼表记》,5《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6北魏《石门铭》,7《玉盆摩崖》,8《石虎摩崖》,19《衮雪摩崖》,10三国魏《李苞通阁道摩崖》,11宋《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12宋《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摩崖》,13宋《重修山河堰落成记》。就中属汉刻有八,三国曹魏和南北朝北魏各一,两宋石刻隶书三,合为十三品。从地域书法史上说:尤以主题为记述摩崖赞颂褒斜道修治通塞功绩的汉魏摩崖得五,为其中核心。
 
陈振濂:谈汉摩崖“石门十三品”和“汉三颂”
 
        “石门十三品”所在地,是东汉时期连接陕西关中平原到汉中地区的褒斜道隧道南端的关节点,全段栈道长达250公里;又是横跨秦岭天险、南指巴山、贯通南北的要道;还是号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6年)起,为改变汉中七盘山的通行障碍,决定凿石挖山,开出路途,修成可供车辆通行又平整无斧凿痕的人工隧道。
 
        为了纪念这一堪称当时世界级的工程修成开通,当时的汉中太守鄐君将石门隧道开通的史述以文字凿刻于山崖之上,这即是最著名的《汉中太守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其后十三品渐齐,至宋代金石学兴起,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对石门摩崖也多有著录记载。可以说,石门诸品摩崖,构成了宋代金石学兴起第一代成果之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份。
 
        而在清代金石学第二次兴盛之际,以毕沅《两汉金石记》《关中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陆増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为主,对石门摩崖石刻群均有过不间断的记述。近代以来,杨守敬、康有为、于右任等,更是对石门十三品有极高评价。
 
        尤其是杨守敬光绪初赴日本,带去“石门十三品”拓本,在明治的日本书道界引起巨大反响。迄今为止,日本书法学者对《开通褒斜道石刻》《石门颂》等等,有着超出寻常的重视和收藏品鉴,应该也是得力于杨守敬当年的推介之功。
 
陈振濂:谈汉摩崖“石门十三品”和“汉三颂”
 
        “石门十三品”的故事,在当代近五十年间,又添新的话题内容。1969年6月,因为国家号召兴修水利,石门计划修建水库,大坝建在石门故址之下50米之地。而大坝修建之先,还要先建一个临时的拦水坝以截断河流,开凿引水导洞。更以修坝还要开山炸石,正在石门附近。又水淹库区,更将祸及褒斜道石刻十三品。
 
        于是当时集中省、地,市几级专家研究,在兴修水利的国家号召之下,倘若石门内外一百多方摩崖石刻要全部保存全部搬迁,无论是时间、资金、人力,几无可能。最后确定只能选出石门十三品,进行整体搬迁;移至汉中博物馆陈列。但究竟怎么个搬迁法,谁也心里没数。有赖于陕西省文化局的大专家范文藻(1923〜1983),才为石门摩崖石刻群的保护提供了最佳方案。
 
        当时所釆取的迁移方式,是在石门里先盘上火炉锻钎淬火。用六棱钢钎先打槽,去除石头,再从石壁的槽口向背面打槽,加铁楔使石刻立面保持一定厚度又与山体分离。尤其是汉魏经典精品《石门颂》《石门铭》等体量巨大,宏阔高深达两米以上。又不能损坏石面尤其是字迹,若论凿取之技巧,实在是难上加难。
 
        整体一次性取下并无可能,只能分割切块,以不损一行一字为基准。于是划出分割线,打格取方,每方距离若干字,再作编号,分块取下后就地修整包扎入箱,再在新立处配置粘合还其原貌。因了这样的精工细作,才有了今天我们在汉中博物馆看到的石门摩崖的壮观景象。
 
        范文藻是四川自贡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艺专,终身成就在敦煌壁画临摹复制上,结识张大千、徐悲鸿、常书鸿等名家,两年后1948年以敦煌艺术研究所名义在南京举办联合的大型敦煌艺展,内中范文藻的临摹作品占了五分之一。解放初的1950年,又以中国美协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合作,在北京故宫办《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的临摹更成为绘画部分主力,出展达280幅。其后供职陕西省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和复制部主任。毕生贡献于西北文物事业。
 
        在敦煌壁画复制、陕西唐墓壁画方面造诣首屈一指,而于汉中“石门十三品”保护,出力独多,成就卓绝,海内罕有其匹。但今天,知道这位建国后西北文物头号专家的人不多了。我若不是因了在西安任文化顾问之机缘,恐怕也很难注意到他的毕生业绩。而更如果不涉及汉摩崖石刻和著名的“石门十三品”的命运,比如从东汉的褒斜道开通、到今天的汉中博物馆;这些基于当代文物收藏保护史的珍贵故事,恐怕也早已湮灭久矣。
 
        由“石门十三品”中最核心的《石门颂》摩崖刻石,想到了汉刻“三颂”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
 
        《石门颂》在陕西汉中,《郙阁颂》在陕西略阳,《西狭颂》在甘肃成县。故尔“汉三颂”又称“西北三颂”。
 
        “颂”本是一种文体。《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上古祭祀宗庙,必以“颂”为歌为乐为舞。《诗经》有《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为“三颂”40篇。其内容大多是天子诸侯在重大典礼上有意宣扬天命、赞颂祖先功业和神灵的诗乐之歌,当然更有宗庙祭歌。通常是四字一句韵语,排比长调。
 
        上古时凡交通水利之重大工程竣工时,例有纪念文辞,多取“颂体”以记事颂德。比如《石门颂》是纪念汉中太守鄐君受诏开通汉中褒斜道石门隧道之功业,而在西壁上刻“颂”以纪之。《郙阁颂》是为纪念汉武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阁棧道而刻“颂”以记;《西狭颂》则是为纪念汉武都太守李翕为民修复西狭棧道造福于世并“颂”李翕太守生平功德而设,甚至还有《邑池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承露人;以及额、图、颂、题名共计四大部份。“汉三颂”皆为古代三大交通水利工程的记功而设。
 
        首先在文辞上符合了《诗经》之中《周颂》《鲁颂》《商颂》四言韵语以取歌功颂德的本意,如《西狭颂》还刻有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承露人的特殊图形等,当然更是吉祥祝祷的目的。但我也由此有一问:古云树碑立传,既然这三大工程如此了得,“三颂”为何只钟情于自然山体摩崖之刻,而不以树碑而立传乎?
 
        尤其是《郙阁颂》《西狭颂》,一头一尾,以修棧道而得连接陕甘,且功主同为一人,即都是武都太守李翕;既有如此丰功伟业,舒缓西北崇山峻岭悬崖深谷纾行路之难,万民敬戴,何以只重摩崖而不立碑版?以至我们今日治书法史者,约定俗成,凡“颂”皆必指摩崖石刻而不指碑刻一一一不仅仅著名如“汉三颂”,还有又早6年地处河北元氏县《封龙山颂》之刻石祀山颂神,亦当归于此类,只不过出土时间太晚,是在清道光年间,不受学界长期关注而已。
 
陈振濂:谈汉摩崖“石门十三品”和“汉三颂”
 
        《西狭颂》建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距今1800年,为汉隶摩崖书极品,北宋时被樵夫砍柴时偶然发现,但一是石刻置身于悬崖凹陷石崖之中,无虑风吹日晒雨淋雷击;又以藤萝缠绕,覆盖石面,上千年间,形成了一张稠密的藤萝枝蔓茎叶编织的天然保护网,近两千年而能保存完好。颂文358字,篆额“惠安西表”4字,还有题名142字,赖此优越自然生存条件,竟能不损一字;乃为我等后辈存此不世出之经典,岂非天佑?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书法家。在《西狭颂》题名部份,还署有书人姓名“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东汉时地名“下辨道”即今甘肃成县。汉隶碑版摩崖书中以《西狭颂》有书者署名仇靖,可称书法史上最早一例。又其弟仇绋亦“书法工绝”,检《郙阁颂》全名为“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而史载“灵帝建宁中为武都郡吏,沮之析里桥成,紼为之书颂”。“析里桥”修成而“颂”,仇绋所书,自无疑也。仇靖仇绋兄弟,一书《西狭》一书《郙阁》,两颂相对,共颂一人即武都太守李翕,足证仇靖仇绋为汉时书法显赫家族。汉隶四百余品中,亦无此先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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