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巨擘陈介祺的鉴藏人生：“意在传古，志在为国”
2020-07-24 15:03:03 来源： 点击：
金石学自宋代开端兴起，至今已千余年，金石名家辈出，其中清代陈介祺可谓独树一帜，为金石学史上划时代人物，巨擘大家。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人。
陈介祺出生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精研，公务之余，嗜好金石文字的搜藏与考释。在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清史稿》称誉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古器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传拓大家。陈介祺金石的一生，对后世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都有极大的影响。其学术精神，开一代风气之先。百余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史学界、考古界、金石学界、古文字学界、书法界、收藏界无不服膺，皆尊其为翘楚。
陈介祺鉴精藏富，治学严谨，见解独到。他一生所藏古器物数以万计，竟无一伪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冠绝海内。陈介祺的收藏，俨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石博物馆。
除了收藏金石古物，陈介祺对墨拓也非常痴迷。四十一岁时，陈介祺辞官归里，潜心研究金石之道，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藏古，鉴古，传古之中。
陈介祺常与拓工彻夜制拓，共同研究实践传拓之法，乐此不疲，沉迷其间，传拓之声经夜不息。经他手拓的钟鼎彝器、权量、陶文、封泥、古泉、瓦当、汉砖、石刻造像等拓片，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又有西洋透视基础，效果逼真，令人赏心悦目，别具韵味，至今被拓者视为圭臬，为海内外藏家所珍重。
陈介祺所处的时代是金石收藏和研究大兴之期，其时金石名家辈出，阮元、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何绍基、刘喜海等诸多金石同好都与陈介祺有交游，他们之间交流古器，探究学术，各有建树，这为陈介祺成为金石大家奠定了基础。
陈介祺所交往的金石家中尤以吴大澂最为值得称道。两人一生之中从未见过面，仅凭书信互通往还，交流鉴古心得，互赠古物拓片，探讨学术问题，相互之间引为知己。
陈介祺从年青时就爱好金石收藏，33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当时他的父亲陈官俊已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副相国），直到42岁，一直家门鼎盛，过着优裕的生活，所以才能倾千两黄金之资购买国宝毛公鼎。
但是他前半生并未以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为毕生己任，只是对收藏、鉴赏有浓厚兴趣而已；他真正以金石学研究为己任是从离开京城，归隐潍县开始的。那时因父亲亡故，又被逼捐四万两白银，家道中落，境况已大不如前了。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405千克
从42岁辞官返籍，到72岁辞世的整整三十年间，陈介祺潜心于藏古、鉴古、释古、传古的事业中。
42岁归故乡之前，他仅仅收藏到2000余方秦汉古印；但到1872年，他59岁时，藏印竟达到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
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故命其斋为“万印楼”，自号为“万印楼主人”。被金石学界誉为“南有西泠，北有万印”。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篆刻理论家韩天衡先生评价道：“万印楼不仅是潍坊的，也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
陈介祺“十钟山房”
在后半生的日子里，陈介祺逐步解决了经济困顿的生活，并将收藏范围扩大到古物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万方古印外，还收藏了珍贵的青铜器天亡簋、兮甲盘、龙姞簋、纪侯钟等精品。他的藏品门类有青铜器、古印玺、封泥、陶器、陶文、铜镜、碑碣、古砖、瓦当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
他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有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古文字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封泥548方，陶器63件，陶文5000片，泉布、泉范、镞范数千件，铜造像、书画等，亦是质精量大，不愧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博物馆。
陈介祺 编《十钟山房印举》
陈介祺旧藏金石拓片一组（西泠拍卖）
由于后半生体弱多病，很少外出旅行，陈介祺传古的方法主要是靠著作、书信和传拓这三种方式。由于当时没有现代印刷机械和技术，也没有照相复印等技术，所以他传播金石讯息和研究成果的主要手段基本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他与全国几乎所有一流的金石学者都有学术交流，彼此互通讯息，赠送古器物拓片，买卖交换古器物等。生前他写下数千封这方面的信函，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时期我国金石研究的发展。
陈介祺传古的另一种方式，是用传拓工艺将古物拓下，分寄到各地的金石好友处，以利互相观摩鉴赏与交流。陈介祺为整理、考释文物，并在世上流传这些文物，先后聘雇的著名拓工有：陈峻、李贻功、李泽庚、陈子振、徐凤岐等人。他们以精湛的墨拓技艺，给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金石精拓资料，被推崇为“拓法古今第一”。
尤其是他在拓制毛公鼎金文时，由于鼎内结构拘谨深陷，全部文字又铸造在一个凹面上，若想完整清晰地从鼎内拓出原文，是一件难度极高的手工工艺。陈介祺与传拓艺人们反复推敲试验，终于以高度智慧和技巧，取得了成功。
陈介祺积累多年的经验，编写出两部传拓工艺专著：《传古别录》和《传碑拓碑札记》。
他在著作中介绍了传拓的一些诀窍：“用白芨胶水上纸，未干先上墨一次，以墨浓不走为准，不可接拓，使墨浸字内或透纸背，墨胶将于不粘纸起乃可再上，干后再上浓墨数次乃能光彩，浓墨者耐久易摹惟不可侵入字内。”捶制拓片时，根据原件的位置，有的在露天捶制，有的在室内作业，其工艺过程要求精致、细巧、轻盈、洁净。
国家图书馆藏毛公鼎全形拓
清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在家乡病故。据说，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后人“意在传古，志在为国”的信念得以延续，金石文化的薪火传之久远。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