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乾隆的宝库清单“养在深闺人未识”
2020-07-15 17:10:31 来源: 点击:
清 钱维城《山水四屏》记载于《石渠宝笈》
但凡对收藏略有研究,听到“石渠宝笈”这四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看得见,但摸不着”。
诚然,以目前书画市场的行情来看,但凡《石渠宝笈》中所著录的作品,罕有低于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
平常我们所说的“石渠宝笈”,其实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简称,它是四套丛书。关于历代画道教和佛教的内容收录在《秘殿珠林》中,其他非宗教题材收录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中。
《秘殿珠林》由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奉敕编,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分类著录乾隆内府各宫殿所藏道释书画。
《石渠宝笈》初编24卷,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董邦达与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日修、陈邦彦、观保等编纂,专录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其编纂方法和编纂者大体同《秘殿珠林》。
《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由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等奉敕编,录初编未收及臣工新进的作品,体例依初编,唯不分等次。
《石渠宝笈》三编,120册,由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等奉敕编,收初、续编纂之后又入藏内府的2000余件作品。
《秘殿珠林》由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奉敕编,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分类著录乾隆内府各宫殿所藏道释书画。
《石渠宝笈》初编24卷,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董邦达与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日修、陈邦彦、观保等编纂,专录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其编纂方法和编纂者大体同《秘殿珠林》。
《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由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等奉敕编,录初编未收及臣工新进的作品,体例依初编,唯不分等次。
《石渠宝笈》三编,120册,由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等奉敕编,收初、续编纂之后又入藏内府的2000余件作品。
对于有一定实力的书画藏家来说,这四套从书显然是必须常备的。虽然故宫的旧藏在国内及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占了九成,但仍有很多传世名作散落在民间及海外。藏品如果能够确信收藏于上述四册书中,无疑是身份的象征。
但是《石渠宝笈》中,既有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上璀璨炫目的明珠瑰宝,也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书中著录的某家作品并不一定就是这家的真迹,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库房里,就专门有存放虽然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并非真迹的资料库。因此,对《石渠宝笈》著录书画,要一分为二地看,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它的缺陷和不足。
《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几点:一、所录作品确在清宫收藏过。二、《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
另外,《石渠宝笈》有自己的缺陷,没有图片只是文字,对今人而言无疑是一大憾事。
清 钱维城《富春秋色》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杨丹霞曾撰有《<石渠宝笈>与清代宫廷书画的鉴藏》一文,详细记录了入藏作品的统一装裱款形制与材质:
“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废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
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乾隆仿古纸淡青章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
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
清 钱维城《玉兰红杏图》记载于《石渠宝笈》
章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
手卷的缘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羹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钱空钢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
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状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
清 钱维城《台山瑞景》局部
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细等。
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疏球的菊石等样式。”
所谓“三分画、七分裱”,书画的材质、裱工与配套的物件应该是书画作品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藏家朋友会存在一个误区:书画作品流传至今,时隔百年甚至数百年,作品能保留下来,一定是破烂不堪的,保存完好的是极少数,而纸绢发霉,破衣烂衫才是正常的。
清 钱维城《九如图》记载于《石渠宝笈》
其实不然。大凡传世的珍品,一般都保存较好,反而是一些作伪者,百般做旧,用破烂的外表来妄图掩盖作品艺术水准的拙劣,造成一种“劫后余生”的假象。
首先,艺术珍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无价之宝,甚至与黄金等价。我们试想,假如我们得到一件艺术珍品,是否会格外爱护以传至后世?
其次,宫廷内的藏品即使遭受战火或偶然性的侵害,出现破损,历朝历代都会对珍品实施重新装裱,这方面自唐代时就比较流行,而宋代更是达到了高峰,元明清三代不衰,到民国时期依然有能工巧匠对艺术珍品进行抢救。比如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重新装裱的过程中既修复了作品上的存损,又可以进一步延长作品的寿命,画面上揭下来历代保留的残破处达到700多条,从外观上看,依然光彩照人。
第三,凡是宫廷内的藏品,特别是《石渠宝笈》中有著录而保存下来的作品,不仅仅装池精美,同时这些看上去繁复的包装程序其实更是一种对作品本身的加固和保护。比如作品长长的包首、堵头、绞边、作品背后浓厚的蜡膜等都是对作品的保护,作品的外盒或木匣内可能装有驱虫或祛湿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