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前丁后蔡”是苏轼毒舌吗？ ——蔡襄《茶录》人物故实考辨

 

        关于《茶录》最有名的一宗公案与苏轼有关。据说苏轼晚年被贬广东惠州时，尝到了新鲜的荔枝，觉得味道非常美，可转念又深恶痛绝，因为他联想到了杨贵妃吃荔枝，想起了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东西是好吃，可是为了吃，就劳民伤财，怎么可以！苏轼于是挥笔写了一首比杜牧的诗长5倍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在诗中，苏轼先是将古代贡荔枝的行为痛批了一回，然后剑指当朝的贡茶与贡花，把丁谓、蔡襄、钱惟演这些老前辈都拎出来笔伐一顿。从诗歌水平来看，这根本排不进苏轼的优秀作品行列，但是那句“前丁后蔡”却被人记住了，因为被骂的两个人都很有名，而且一忠一奸，还朗朗上口。蔡襄就这样沦落为奸臣丁谓的同伙。

 

        这是一个值得深扒的公案，因为蔡襄一直是一位口碑很好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当年他知开封府时，因处理皇帝和宰相的私事不当而被铁面御史赵抃弹劾。蔡襄故去多年以后，赵抃都认为蔡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可是被万人敬仰且自带传播加速器的苏轼编成“前丁后蔡”，蔡襄的人设瞬间就崩塌了。

 

        苏轼的晚辈李新（1062－？）在《跋蔡君谟〈茶录〉》中写道：

 

        蔡公是本朝第一等人，非独字画也。然玩意草木、开贡献之门，使远民被患，议者不能无遗恨于是。宣和五年仲春既望，李某题。

 

        李新与苏轼很熟，可以算是半个门生，李新之前也被划归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队伍里。他评价蔡襄的“本朝第一等人”和“使远民被患”都是苏轼曾经表达过的观点。

 

        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学生陈东（1086－1127）在蔡襄《茶录》的拓片后题跋：

 

        余闻之先生长者，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余时为儿，闻此语亦知感慕。及见《茶录》石本，惜君谟不移此笔书《旅獒》一篇以进。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小时候听年老的人说，蔡襄在福建为官时，想点子制作了小团茶，将它作为贡品献给皇帝。富弼听说后惊叹说：“这是仆妾为讨好主子而干的事，没想到蔡襄居然做出这种事！”我作为小孩子听到这种话也有所感悟。现在见到《茶录》的拓本，真替蔡襄可惜，他为什么不抄一篇《旅獒》献给皇帝呢？

 

        《旅獒》是《尚书》中的名篇，“獒”是当时西方远邦献上来的一种大犬。当时的太保写了一篇《旅獒》劝诫武王不要沉湎于玩乐。

 

        元代书法家鲜于枢（1246—1302）有一回见到了蔡襄的一幅书法，他写了一段题跋：

 

        蔡忠惠公书为赵宋法书第一，此玉局老语也。今观此帖，蔼然忠敬之意见于声画，不可与《茶录》《牡丹谱》同言也。

 

         “玉局”指的是苏轼。苏轼晚年遇赦北归后，曾提举玉局观，启动正式退休的程序。题跋中的“蔼然忠敬之意见于声画”，是用人品来对应书品，意思是眼前这幅书法让人联想到蔡襄忠直而值得尊敬的品性。后面那句“不可与《茶录》《牡丹谱》同言也”，意思是说《茶录》和《牡丹谱》那种为讨好领导而写的东西根本没法与这个相比。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受了苏轼的影响。鲜于枢作为元代书法界的一块金字招牌，尚且没有辨析苏轼的漏洞而直接转述他的观点，其他人则更可知了。

 

        苏轼的漏洞在哪里呢？还是以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一、不可勾销“前丁”的业绩

 

        “前丁”的丁谓（966－1037），字谓之，后更字公言，江苏苏州人，是真宗朝著名的奸相。他最大的两宗罪：一是无底限地逢迎真宗皇帝，致使真宗晚年沉迷道教，他趁机专权；二是他害死了著名的寇准。这是历史的定论，无须为他翻案。但是，用一张恶人的面具来评价丁谓的一切行为，是不客观的，坏人的成长也不是一天就修炼成功的。再说真宗皇帝不是昏君，寇准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臣。历史的真相需要有关联的史料来公之于众。

 

        丁谓是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的进士，考了甲科第4名，那年他27岁。这么优异的成绩和美好的年龄，多数都有光明的仕途。

 

        丁谓释褐以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去江西饶州任通判，相当于饶州副市长。从他的籍贯来看，朝廷并没有在第一份工作上优待他，他没能荣归故里担任家乡的副市长。4年以后，即至道三年（997），丁谓被派遣到福建任采访使。虽然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作，短期出差到福建考察政事与民情。但是细细一想，却无法不暗中惊叹，短短4年就做到钦差大臣，得到火箭般的提拔。同时，关键词来了，那就是“福建”。

 

        在丁谓出使福建期间，太宗驾崩，30岁的真宗皇帝即位。丁谓出差回朝后，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深入谈到了福建的茶和盐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相信这份报告一定是打动了此时非常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丁谓升任福建路转运使，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省长，时年33岁。

 

        转运使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省长，他们所司重点不一样。作为一名转运使，他的工作重点是负责挑选和督运各种物资，尤其是将辖区内的特产输送到以汴京为中心的各个地区。在福建，茶业是特产，也是全国重要的物资之一，丁谓作为转运使，他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以茶为中心的产业上。

 

        丁谓到了福建后，从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此时他是有忧国忧民之心的，这首诗是《咏泉州刺桐》：

 

        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发始年丰。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

 

        但是在后人看来，这首诗不配被传颂，因为丁谓是个大坏蛋，这么忧国忧民的诗，肯定不是内心真实的想法。同样，丁谓在福建的工作成就也被压缩到茶上，并且只表现在以茶博取领导的欢心上。

 

        事实上，福建的贡茶由来已久。在宋代以前，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被群山阻断的福建茶并不为北方中原人所熟知。即使是唐代的“茶博士”陆羽，也只是偶尔品尝过。他虽然觉得好喝，却也没有把它排进名茶的榜单里。

 

        但是很幸运，建瓯茶遇到了新主人，它就是南唐李氏。南唐皇帝李璟原来一直是非阳羡茶不喝，但自从尝过建茶，就果断抛弃了阳羡茶，将建茶升级为贡茶，还设置了“龙焙”“官熔”等机构，专门掌管采制贡品，采制贡茶的地方被称为“北苑”。“苑”本指种植草木、畜养禽兽的皇家园林。“北苑”的形成，使建茶从此步入显赫时代。

 

        宋代统一南方以后，建茶也成为宋代的贡品，在生产上完全由官方来接管，也不允许随便私售。为了显示它的尊贵，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祖赵匡义就专门派人到福建监制龙凤茶，以供皇室成员及王公贵族享用。这一年，丁谓才12岁。

 

        作为转运使，丁谓关注茶业，是他的本职工作。

 

        从现有史料来看，丁谓在贡茶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加强北苑茶场的管理和改造包装上。在他的监督下，各道工序都按质按量地迅速完成，京师显贵能在第一时间喝上新茶。在包装上，丁谓设计了多种几何形茶饼，突破了早先圆形的单一性。从销售的角度来看，好的包装有利于销售。贡茶虽然不能随意买卖，却可以私下赠送。让人印象深刻的好包装使得建茶在所有贡茶中脱颖而出，成为极为珍贵的礼品。说到底，这是一种品牌意识。

 

        除此之外，丁谓还将福建贡茶的采摘、生产等具体情况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建阳茶录》。这本书虽然已经亡佚，但从当时士大夫的诗文记录中可以看出，就是这本书的出现，使那些没有到过福建的人知道了福建贡茶的情况，使一些没有听说过建茶的人知道了建茶。

 

        丁谓所做的这些工作，使得福建的茶叶销售量扩大了，物资更流通了，国库收入当然也更多了。皇帝高兴不？当然高兴，他准备和辽国人打仗，正需要巨额军费呢！

 

        丁谓在福建转运使一职上证明了他是一只不错的抓钱手，真宗皇帝将他提拔为三司户部判官，成为财政部的部门负责人。

 

        上述事实说明，丁谓在贡茶上所花的心思不能算是“邀宠”，不应该把他早年的成就团成一笔糊涂账，消解在他后来所做的坏事里。

 

[北宋]蔡襄 茶录（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

 

二、“后蔡”的业绩亦不可抹杀

 

        “后蔡”的蔡襄（1012－1067）比丁谓小46岁，差不多算是三代人了。但是蔡襄对丁谓这位前朝的著名人物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在丁谓被抄家、贬死的前一年，蔡襄由福州知州升任为福建路转运使，干的是与丁谓同样的工作。

 

        那么，曾经写出《四贤一不肖》的名谏蔡襄，是如何“沦落”到丁谓之流呢？以茶叶来博得皇帝的恩宠，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和臣子呢？

 

        蔡襄是福建仙游人，一个从农家娃成长起来的一代名臣。他一生的工作地点，除了汴京，以及短暂的洛阳与杭州之外，就是福建。蔡襄在福建的第一份工作，是19岁考中进士之后荣归故里，担任漳州军事判官。第二份工作是33岁时担任福州知州。第三份工作是36岁时任福建路转运使。前面两项工作都轮不到蔡襄主持贡茶工作，而第三份刚好是他的本职工作。

 

        庆历七年（1047）春，蔡襄由福州知州升任福建路转运使，本来他有病在身，升职的喜讯让他的身体也变得轻松起来。这年夏天，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蔡襄便出发前往建安北苑监制贡茶。从他为此番监茶所写的十首诗里可以看出来，他大约是夏初的时候去北苑的，出发的时候天刚拂晓。到了北苑后，他像一个茶农一样亲自参与每一道工序，且看他所写的诗《修贡亭》：

 

        予自采掇，时入山至贡毕。

        清晨挂朝衣，盥手署新茗。腾蚪守金钥，疾骑穿云岭。修贡贵严谨，作诗谕远永。

 

        蔡襄在北苑操劳了近两个月，等到一切都完工后才返回衙署。

 

        蔡襄在北苑逗留这么久，并非普通的视察工作，而是在研制一款新茶。他亲自选摘，监制整个工艺，包括泉水的选择。最终他成功研制出了自己满意的新茶，这款茶就是后世有名的“小龙团”。之所以名为“小龙团”，是与之前体量比较大的龙凤团茶比较来说的。旧款龙凤团茶一斤是8饼，而蔡襄制作的团茶一斤有20饼。

 

        新研发的“小龙团”数量极少，一共只有10斤，也就是200饼。数量有限，蔡襄只能送给皇帝。一开始，蔡襄也拿不准仁宗皇帝是否有机会喝上这款茶，又是否喜欢喝这款茶，因为茶叶送进去了，皇帝有没有喝，只有内侍才知道。蔡襄作为一名洁身自爱的官员，是不敢私下交通内侍的。况且贡茶那么多，仁宗皇帝未必就喜欢小龙团。所以一切都是不确定。

 

        经过实地考察，蔡襄向朝廷提了一条建议，请求朝廷挑选一名录事参军监管茶场，以便使茶叶及时转运到别的地方，不至于使国家每年花费大量钱财在官办茶场上而得不到回报。蔡襄后来调入三司使工作时，又结合自己任转运使时的工作体会，建议商税院不要任用有背景没能力的权贵家属，而要用清廉有能力的人来担任。

 

        皇祐二年（1050），39岁的蔡襄由福建路转运使调回京城，担任三司盐铁勾院，复修起居注。他的好朋友唐询（1005－1064）接任福建路转运使，唐询就是蔡襄名帖《大研帖》的收件人。第二年九月，蔡襄到达汴京就任新职。由于修起居注能随时近距离接近皇帝，君臣聊私话就很方便了。有一回，仁宗皇帝私下问起小团茶的事，蔡襄就有点小激动。这说明仁宗皇帝喝过他研制的茶叶，而且喜欢喝，要不然，那么多贡茶，唯独就记住他做的茶呢？他立即写信给唐询，告之他这一信息。唐询当然也是心知肚明，小龙团后来就成为岁贡精品茶。

 

        其实，回过头来看蔡襄对茶叶的研制，无论是从时间的纵向还是横向来看，他都是一位有贡献的转运使，因为他为自己辖区制造了一个顶级品牌。丁谓只是改进了包装，没有在茶本身的品质上下功夫。而同一时期的很多贡品，几乎极少有经过转运使的改造而成为品牌的。比如宣州的贡品银杏，它其实是一味很好的药材和护肤品的加工原料，可进贡的自始至终都是原味果子，只是外面包着锦缎而已。这样没有技术和智慧含量的东西，一旦成功移植到北方，它就丧失了贡品的尊贵身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通过实事与逻辑推理，苏轼抨击“前丁后蔡”“争新买宠各出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这个问题，《四库全书》编修官在校对茶襄的《茶录》时，也发现了“前丁后蔡”论调的不合理处，《提要》写道：

 

        案《北苑贡茶录》称，太平兴国中特置龙凤模，造团茶。则团茶乃正供之土贡。《苕溪渔隐丛话》称北苑官焙，漕司岁贡为上，则造茶乃转运使之职掌。襄特精其制，是亦修举官政之一端。东所述富弼之言，未免操之已蹙，《群芳谱》亦载是语，而以为出欧阳修，观修所作《龙茶录后序》即述襄造小团茶事，无一贬词，知其语出于依托，安知富弼之言不出依托耶？此殆皆因苏轼诗中有“前丁后蔡致养口体”之语而附会其说，非事实也。

 

[北宋]蔡襄 行书扈从帖 

23.3cm×21.3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蔡襄 行书蒙惠帖 

22.7cm×16.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这段话有四个意思：一是贡茶久已有之，非始于蔡襄；二是蔡襄作为转运使，负责贡茶是他的本职工作；三是史传富弼和欧阳修惊讶蔡襄作为士人却干小人献媚之事，编修官认为是后人依托富弼、欧阳修之名抹黑蔡襄；四是苏轼“前丁后蔡致养口体”不符合历史事实。

 

        那么苏轼为何要将“前丁后蔡”编排在一起呢？不能说苏轼就是想抹黑蔡襄，事实上，他在很多地方都对蔡襄这位老前辈有极高的评价。但是无论是丁谓还是蔡襄，要考察他们在贡茶上的工作，首先必须要对他们工作的时间点有清晰的了解，这个在苏轼时代还做不到，因为那时还无法对“前丁后蔡”的史迹编年。其次是苏轼一生都没有担任过转运使的工作，对福建贡茶的了解也不深。可是他有文人的习性，性情一来，只要协音入律，意思通顺，就那么写了。

 

三、蔡襄撰写《茶录》的动机

 

        真宗喜欢建茶，仁宗皇帝喜爱小龙团，两人欢喜的原因各不相同。

 

        仁宗是真喜欢喝小龙团，他非常珍惜这款茶，平时都不会随便赐给别人。据欧阳修这个居官多年的人回忆，有一回仁宗皇帝举行郊祀大礼之后，终于是给中书省和枢密院赐小龙团了。不过，数量不多，8个人分2饼，每饼像五铢钱一样大。这8位大臣当然舍不得碾了喝，都当宝贝一样收藏。数量如此之少的极品建茶，自然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因为根本就买不到，但是可以说价胜黄金。

 

        那么，“后蔡”研制小龙团的初衷是为了讨好皇帝吗？如果对蔡襄有稍全面的了解，就可以知道，蔡襄的初衷就是想做一款好茶，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品茶大师，这如同他的书法，以及他所喜爱的文房一样，都是他生命里的清供之物。

 

        蔡襄的品茶水平，还颇有些典故。据说北苑附近有一座寺院，名叫能仁院，院中有茶树生长在石头缝里。寺院里的僧人将茶叶做成茶饼后，给蔡襄送了4饼，给王珪（1019－1085，后为神宗朝宰相）送了4饼。蔡襄从福建调回京城后，有一回拜访王珪。王珪让人从茶笥中挑出上好的茶叶招待蔡襄，结果挑到了能仁院的茶。蔡襄喝着就问：“这茶喝着很像是能仁院的茶，您是怎么得到的？”王珪不确定，找茶包上的签条一看，果然是能仁院的茶。

 

        还有一回福唐县（今福建福清市）的一位县丞私下邀请蔡襄喝小团茶。两人聊得比较久，其间又来了一位客人，蔡襄品着茶说：“这不只是小团茶，还有大团茶杂在里面。”县丞连连惊呼。侍茶童子说：“我只碾了二位的量茶，没想到多了一位客人，来不及造茶，所以加了一点大团茶。”

 

        由于蔡襄是一位识茶人，所以制茶的人将他视为知己。他曾经写过一个感人的故事，名为《茶记》。建安的王家白茶闻名天下，主人名叫大诏。大诏家有一株极品白茶，一年只能做5－7饼像五铢钱那么大的茶饼。一饼值一千钱，不是亲朋好友是得不到的。有人眼馋如此巨利，便用计谋残害了那株白茶。蔡襄经过建安的时候，大诏流着眼泪跟他讲起这件事。不久，枯萎的白茶树竟然长出了一根新枝。大诏欣喜万分，他小心翼翼地摘下茶叶，做成茶饼。由于茶叶数量极少，只做了一饼，小于五铢钱。大诏很开心，他将这饼茶小心翼翼地包藏起来，从福建出发，跋涉四千里，专门拿给蔡襄看。在大诏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蔡襄才配得上与他分享这株绝处逢生的白茶带给他的快乐。蔡襄十分感动，他说：

 

        予之好茶固深矣，而大诏不远数千里之役，其勤如此，意谓非予莫之省也，可怜哉！

 

        这里的“可怜哉”并不是很同情的意思，而是赞赏大诏的行为之纯真、可爱。

 

        亲自监制过一回茶叶后，蔡襄的茶艺更精深了。他注意到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鉴定茶叶，也不讲究茶叶的喝法。他认为不正确的喝法会让茶叶的品质打折扣，而茶叶的品质是导致斗茶胜败的关键因素。斗茶要是败了，贡茶的地位无疑会受影响。为此，蔡襄于皇祐四年（1052）精心撰写了一部《茶录》，用非常简洁而明了的文字介绍了如何鉴定茶的色香味，如何使用茶具，以及如何收藏茶叶等等。他用楷书工工整整抄录了一份献给仁宗皇帝，让它成为皇帝喝茶的教科书。

 

        对于向仁宗皇帝献《茶录》，蔡襄在给英宗抄送《茶录》时说得很清楚：

 

        臣皇佑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屡承天问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臣谓论茶虽禁中语，无事于密，造《茶茶》二篇上进。

 

        这段话的有两个要点：一是仁宗皇帝多次问起建安贡茶和试茶情况；二是蔡知道与皇帝谈喝茶是一件私密的事，但是他觉得让外人知道也无妨，因为谈的毕竟是生活常识。

 

[北宋]苏轼 行书一夜帖 

30.3cm×48.6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四、《茶录》的书法传播

 

        由于《蔡录》在本质上是一本关于茶的科普读物，而作者又是书法家蔡襄，所以它的传播有两条途径，一条在茶业，一条在书法界。

 

        据后人的题跋可知，蔡襄可能抄写了多份《茶录》，而不只是首撰于皇祐四年（1052）和校订于治平元年（1064）。不过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二次校订之前，他可能只写过两份，一份呈送给仁宗皇帝，另一份自己家藏，他似乎是没有理由多写几份，因为《茶录》本来就是专门为仁宗皇帝写的。后来他将家藏的这份带回福建，被手下的掌书记给偷走了，能想象，在斗茶成风的宋代士人圈里，能得到蔡襄这本“秘笈”是多么重要。不久，蔡襄看到了内容有错漏的刻本，原来是怀安（今福州市仓山区）县令樊纪购买了一本《茶录》，命书坊刻印发行。为什么刻印本有错漏呢？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因为将《茶录》刻印出来当读本来出售，其价值就在于文本的内容，而不是书法艺术。幕后者愿意将贡茶的“秘诀”一次性和盘托出，让其他人用买一本书的价钱就得到斗茶的真功夫。

 

        嘉祐六年（1061），50岁的蔡襄又从福建调回京城工作。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英宗皇帝怀疑蔡襄在他登基前曾向仁宗皇帝讲过他的坏话，对他心怀怨恨。也许是为了缓和与领导的关系，蔡襄又重新抄送了一份《茶录》呈送给英宗皇帝，但是英宗皇帝并不领情。他趁蔡襄生病在家休息的时候将三司使的工作全部移交给他的副手，这明显是在撵人。蔡襄是个体面的官员，他辞去三司使的工作，请求外调。英宗顺水推舟，将蔡襄调往杭州工作。治平二年（1065），蔡襄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官阶上升而实权缩小，蔡襄被人称为“蔡端明”即与他的这一最高官衔有关。第二年，他的母亲病故，他扶柩南归。第三年八月十六日，他病逝于福建老家。

 

        那么，从蔡襄离开京城到杭州，再回福建这三年时间里，蔡襄可能真的抄了多份《茶录》送给朋友，因为他为皇帝设置的那块界碑已经倒下了。

 

        《茶录》有真迹、刻石及拓片三种版本流传于世，是后人传摹蔡襄楷书的重要作品。

 

        徽宗御府收藏了蔡襄三件楷书作品，其中有一件是《茶录》，编书官写道：

 

        襄游戏茗事间，有前后《茶录》，复有《荔枝谱》。世人摹之石，自珍其书，以谓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

 

        宋徽宗收藏的《茶录》极有可能就是蔡襄送给两位皇帝的真迹，但不知什么原因只剩下一件。此件《茶录》书艺应该非常高妙，不然，以宋徽宗和蔡京的眼力，如何能够被推为“本朝第一”？

 

        明代文徵明曾见过一卷真迹，认为是“希代之珍”，他写了一段很长的跋文，梳理了古人对《茶录》书法的评论，其中“晦庵评蔡书，谓岁有蚤暮，力有深浅，公书至是，葢无遗法矣”，虽然引用的是朱熹的评论，但文徵明也是深以为然。

 

        清代御府也藏有一卷素笺本《茶录》，前后俱有自序、款识，有“治平元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的句子。蔡襄只可能对英宗皇帝落这样的款，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就是蔡襄的真迹。

 

        时至今日，《茶录》已无墨迹传世，只有两种石刻拓本。虽然后人无法分享宋徽宗和文徵明的眼福，却仍然庆幸有拓本可供传摹。

 

原创 仇春霞【详见《中国书画》202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