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书迹巡礼[4] 《朱曼妻薛氏买地券》

2020-04-29 14:48:18 来源：点击：

此券为石质，刻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土于温州市平阳县（今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现藏于温州博物馆。石高30厘米，宽17.2厘米，厚8.5厘米。共8行，每行14字，共106字。由于六朝禁碑，所以此券尤为珍贵。且为篆书，对了解此时期浙江篆书风貌极其重要。陆维钊有跋云：“此券后于杨绍买冢地莂五十四年。浙中少汉晋石刻。虽小品，亦可贵也。……

此刻书似《天发神谶》，而刻手则不工。”王靖宪认为此券“篆书呈方势，镌刻比较草率随意，书体和《天发神谶碑》有相同之处，可能这是汉魏江南地域篆书风格的特点之一，它一直影响到东晋。”此时期浙江地区篆隶书迹除此之外，尚存于一些砖铭中。绍兴近有体貌酷似《天发神谶碑》的砖铭出土。

《朱曼妻薛氏买地券》：一块碑铭，一段尘封的历史

作者：高启新

东晋咸康四年《朱曼妻薛氏买地石券》。一块沉睡地下一千五百多年的碑铭。在晚清的某一天，无意间被摇醒。本以为扩散的涟漪会逐渐的平静下来，但不经意间，它却变成一股潜流，如同“蝴蝶效应”，刮起了世纪的风暴，这一刮就是一百多年。谁又想到，这风暴眼仅仅源自一块貌不惊人的石头。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温州平阳（今苍南）云岩乡鲸头村石冈下。

初秋。远山一抹青黛，其间的几株红枫格外醒目养眼。远处的海岸逶迤而去，波光浩淼的大海潮起潮落。依山面海的云岩乡鲸头村，像中国大多数的乡村一样充满宁静祥和。尽管，晚清的空气里已有一种异样的骚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敏感的人群或许已感帝国庞大的身躯散发日薄西山的暮气。

1895年，在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温州，因《马关条约》签订，孙诒让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在小高桥发起创建以尊孔振儒、保华攘夷为名的“兴儒会”。次年，在家乡瑞安卓公祠创建学计馆。1896年，津沪等维新变革前沿依稀可见平阳人宋恕活跃的身影，这位与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交谊深厚的学人，正四处奔走，著书立书，以期救国图强之策。1898年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安阳发现甲骨文。这些看似不关联的事件，却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

在新世纪的门槛前，远在千里之外的平阳。也发生一件很偶然的事件。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鲸头村那个早晨。

一块石头出土引发的公案

石冈下是鲸头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名。这里离宜山不远，离海边也不远。但地貌的变迁缘自海潮与鳌江的冲刷，因此，当时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可以肯定靠海而生或离海很近。石冈下一带的山，山势平缓，是鲸头村有名的聚集风水宝地。自然也成为村民选择百年后吉穴的理想之所。

1899年的暮冬。村中一富户，正邀数位工匠上山营造墓穴。打探的铁锹沿着事先勾画好的边际往下深掘。突然，从地下传出金属碰撞硬物的沉闷声，刚开始几位工匠没有在意，随着坑穴空间的加大，当表面的生土逐一剥离后，一块边缘规则的石板显现了。其中一工匠因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眼尖的他觉得石头上有刻字的印记，于是，他跳入穴坑，将石板取出，用手抚去湿泥。

蓦然，一列列竖排的文字映出眼帘，“是块碑”，他说了一声。

几个工匠围了上来，其中一人口中念道“晋咸康四年……”。

闻讯的墓主人家赶到现场，一看碑铭旋即断定是一块墓碑，按当地风俗，在营造墓穴时出土先人的墓碑被视为不吉利。为慎重起见，他一面叫工匠暂缓开工，一面将碑带到山下叫人鉴定是否是墓碑。

石冈下出土古怪的石碑，一夜之间在村里不迳而走。这件事看似平常，但在一个人的心中却不这样想。他就是当地名绅陈锡琛，这位饱读诗书的乡儒，以其敏锐的触觉感到，此碑来历不凡。他随即找到营墓的主人家，说明来意。正愁于何处找人鉴别的主人，即叫人把匿藏别处（不敢带入家中）的碑铭拿来，放在陈锡琛的眼前。经过一番认真的细究后，他发现这是一块晋碑，而且是一块有来历的年代久远的墓志。陈锡琛表面不露声色，此刻，他内心深处却被此碑所包含的巨大价值而激动。他转身，和颜悦色地对身后的东家说，这是一块墓里的碑记，对你不一定有用，你看怎么处理？东家知道陈锡琛在这十里八乡的威望，也知道他的学问。如今他主动上门，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便说，陈先生如有用着，你就尽管拿去。这样，这块后来被称为“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的碑归至了陈锡琛名下。

故事至此，本可告一段落。但这陈锡琛，将碑带回府上，如获至宝，平日于灯下展铺碑板，逐字细究之后，深感此碑之价值。做为平阳公立仪山初等小学堂创办者，他平日交游甚广，其中不乏对金石碑版之学有研究的同道。于是，他首先想到恩师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和瑞安大儒孙诒让，故拓片两通相赠以求识读研究。此拓片开始被多人传阅，其出处也于社会上流传。有好事者辗转多方找到陈锡琛以求过目或赠拓片，令其深受其扰。为绝他人念头他对外一律言称挖墓穴的人害怕得罪死者，重新埋回墓里去了。毕竟那个时代，对出土文物文献尚未在普罗大众中有影响，能解读碑文者也少，其影响力也仅局限于乡绅士人阶层。由此，一度甚嚣尘上的关于此碑的归宿也就烟消云散。

但有一事端却引起一个人的极大关注，关注者就是金石大家方介堪先生。

事情得从1919年说起。一次陈锡琛与方介堪会面闲谈中提到此碑。陈不无惋惜的叹说，说券石虽然不在，但知方先生对碑版金石深有涉猎，可将以前所拓的碑文转送他一张。但此事就此却没下文。不过其后的一次偶然，方介堪先生却在他处见到的一通该券石拓片，纸张和用墨又都是新的，不像是旧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方先生对此多了一个心眼。直有十来年后的某一天，事情峰回路转，出现戏剧性的一幕。

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任教，他教的学生中，就有来自平阳的学生陈德辉，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十年前答应送其券石拓片的陈锡琛的孙子。陈德辉一听老师说起的往事，二话没说立马答应届时回平阳新拓相赠。半年后，当看到全新的拓片，方先生原来的存疑释然而解。始知买地券并未如当年所言已回埋墓里，而是真实在陈家珍藏。只不过陈锡琛得宝识宝，秘不示人而已。

券石重见天日再获新生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1950年政府开始抢救征集整理文物。1950年10月，温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决定筹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夏鼐、梅冷生、方介堪、吴天五、张一纯、吕灵士、董朴垞、孙孟晋、王荣年等十五位先生为委员。1952年任命刘景晨为主任，梅冷生、方介堪为副主任，着手文物的各项工作。地方社会名流和乡贤开启捐献文物先河。孙孟晋先生率先把1936在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陈列过的180件文物捐献给市文物部门。继而，吴百亨、林镜平、戴夷乘、冒广生、夏鼐、梅冷生、黄苗夫、谢磊明、叶赤臣、刘景晨、汤莲塘、方介堪等纷纷慨然捐献家藏书画、碑帖、铜器、石雕、甲骨文等文物。

作为温州文物分管的主要领导，此时的方介堪先生脑海里始终没有忘记寻找“朱曼妻薛氏买地券”的下落。由于有了上海美专的那段经历，他坚信这块石牌依然在世。

1953年，走马上任市文管会副主任不久的方介堪先生即专程赴平阳，寻觅买地券原石。当时在平阳文化部门任职的萧耘春先生因职务的关系，陪同方先生一道赴宜山寻访。据萧先生回忆，他们行前就对原石的存世的种种可能进行分析。首先按陈锡琛的学识，深知此碑的价值所在。比如在他有限的所赠拓片的圈子中，吴承志是考据学家，孙诒让为朴学大师，冒广生是海内名士，刘绍宽为宿学名儒，足见陈氏的眼力与对碑拓的自重。其次，陈氏为江南（今宜山、钱库、金乡旧称）旺族，势力可炽，要得此碑易如反掌。至于说出土后重新回埋应是推辞。1930年在上海美专时，学生陈德辉曾有新拓相赠，故当时原石就在陈家。另外，退一步说，按当地的迷信说法，此券是旧鬼所有，岂能与新鬼同享回埋墓中。后有人说，此碑出土已有五十三年，即便是1930年前后出现过，距今也有二十余年，世事如棋，陈家会否变卖或损坏？马上被人否定。因陈家有恒家，又系书香世家，陈锡琛子也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北碑。大家最后得出唯一的结论：碑还在陈家。方先生一行到了宜山陈氏旧宅，此刻陈氏后裔已散居外地，而旧宅房间多，加之土改产权分割他姓，虽多方搜寻，依然无果，方先生初访无功而返。解铃还得系铃人。回温后方先生便直接向学生陈德辉询问买地券的去向，陈德辉记忆中其爷爷临终前曾将此碑秘藏，只提供初步的线索。1956年，回乡的陈德辉竟在旧屋书斋地板下找到原石，并立即上报市文管会。闻悉的方先生再度来到宜山，组织购回，后收藏于温州地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巧合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从北京回温州探亲，在该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在江心屿见到“新收得晋咸康朱曼妻买地券”。可见，购回时间在此前不久。这件珍贵文物，在陈家幽闭近一个甲子，终于重见天日。1995年5月16日，地券经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定为一级文物。

地券价值的考略

买地券或冥契、幽契，是一种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券文书写或镌刻于石、陶、铁、铅、木、砖等质材，多数埋于墓中，作为替死者购买阴宅、冢地的凭证。这种死者的虚拟空间所有权，目的是为避免在阴间受神鬼的侵扰，所列的土地四至、价值和证人均为虚构。其产生源于人们对鬼神的恐惧和鬼神信仰，这与东汉，特别是魏晋以来社会动荡变革，儒家思想逐渐失去统治，传统的道教、玄学发起起，仙化得道思想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风俗，自汉代一直沿袭到明代。

“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刻于东晋咸康四年(338)，长方形，纵30厘米，横17.2厘米，厚8.5厘米。石质粗松，色灰黑，已断裂。石面阴刻篆书文字106字，共8行，前7行每行14字，最后一行8字。格线粗细不匀，刻得较为草率。券文如下：

晋咸康四年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晋陵丹徒朱曼故妻薛，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极戊己，上极天，下极泉，直钱二百万，即日交毕。有志薛地，当诣天帝；有志薛宅，当诣土伯。任知者：东王公、西王圣母。如天帝律令。司（司，“合同”二字并写的半截字）。

由于此碑出土的年代为晋，晋初沿袭曹魏禁止立碑，当时通常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相关文字记录埋到墓里，故传世魏晋碑文鲜少。从此碑出土之日始，特别是陈锡琛将碑拓流布社会，引起金石界的关注。

吴承志率先撰写《书朱曼买地宅券后》《再书朱曼买地宅莂后》两篇考证文章，罗振玉编撰的《地券征存》也收入此买地券。任职瓯海关监督的冒广生因刘绍宽转赠拓片专门撰写了《朱曼妻薛氏地券跋尾》一文。刘绍宽主修的《平阳县志》卷55《金石志》以《朱曼妻地莂》为名收录。1936年5月31日，《东南日报》“金石书画”副刊第58期刊出海宁邹氏适庐所藏拓片，下附中国近代碑帖研究权威陈锡钧撰写的《晋朱曼妻买地券题跋》。1965年，《文物》第6期刊登方介堪撰写的《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一文，引起广泛关注。这些考据文章有从文字、风俗、人口、书法等诸多方面进行诠释。涉猎很庞杂，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吴承志从时间及对朱曼妻薛氏生平的考据，得出墓主夫君朱曼生世以及贬谪流寓平阳的过程。

朱曼是三国时吴国孙权第六个儿子景帝孙休的太子舍人，也是孙休妻子朱夫人的亲属。后来，孙皓继承了帝位，把朱夫人的太后名位给废了，戚党代表人物朱曼受此牵连被贬流放到平阳鲸头村，随夫的薛氏死后也埋在平阳。据记载，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始置始阳县，旋改横阳县，为平阳分疆立县之始。而《朱曼妻薛买地宅券》刻石时间为成帝咸康四年（338），晚于横阳立县五十六年。说明横阳虽东南僻隅小县，但晋以来已有豪门世家的显达官宦流寓于此，朱曼也成为平阳历史可考的第一人。这块买地券无疑成为平阳（今苍南）移民史最早的佐证。

此碑还有一显著的特色就是书法艺术。魏晋以来因禁碑严厉，故至今传世为少。这也给书法史演变发展研究带了断层。本来晋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鼎盛之时，而买地券篆中带隶意，字体方折，笔画或单刀刻成，刚好补上从篆书过渡到隶书的空白，故是一件难得的晋代书法刻石。1961年，温州地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温州文管会藏石考》即将此刻石列为书首。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誉该刻石

“篆文写法，有参用大篆，也有从简体，用笔很像《天发神谶碑》。其字体结构，已经是由繁复转到简省，笔调与《禆国山碑》很相似，刻法亦生动有神，可与秦故莽量相媲美。晋代对碑文禁得很严，石刻传世不多，刻的字体不是正书，便是隶体，从没有发现篆字的晋碑，可说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晋代石刻遗文，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