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巘书学

2020-01-14 09:22:56 来源：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点击：

梁巘（1727—1785），字文山、闻山，号松斋、断砚主人、六松居士，安徽亳州人。雍正五年（1727）出生于亳州夏侯巷祖宅。乾隆九年（1744）随长兄梁峰游学于南京钟山书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北京咸安宫教习，乾隆三十四年（1769）教习期满任湖北省巴东县知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丁父忧”回籍。乾隆三十六年（1771）课徒寿州循理书院，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循理书院院长。乾隆五十年（1785）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梁巘早得书名，在钟山书院游学时，即以书“小栖霞”额而得两江总督尹继善赏识。任咸安宫教习时，因善书而留下“南梁北孔”“南北二梁”“三梁一王”之传说。

梁巘在寿州的十余年，肆力于书，“楷宗晋唐，草法‘二王’”，可谓遍临晋唐诸家，于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张从申、徐浩等用功至深，尤以李邕、张从申为最。又旁涉汉魏六朝碑版，逐步形成出入晋唐、碑帖兼容、中锋用笔、苍老劲健的书法风格。

因此，考察梁巘的书法渊源，探寻梁巘的学书之路，分析梁巘的书法风格，明确梁的书法影响，对学习、研究梁的书法艺术，继承、光大梁的书学精神，促进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一、少学苏、米，意气轩举——早得书名

梁巘天资聪慧，自幼好学，故而早得书名：“四岁能诵《毛诗》，十二岁毕经史业，善文章，工书。” [1]346这得力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业师陈学古的精心培养。其自言：“ 吾少年学苏、米，意气轩举，多有欺人之概，晚年结构渐密，收束自然，往往近赵，而不知者以为降格。” [2]104 说明其早年是学苏轼（1037—1101）、米芾（1051—1108）而得书名的，其所谓的少年是相对于晚年而言，非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应该指乾隆三十六年（1771）去寿州之前，梁巘临《淳化阁帖》册页后汪焘的跋语“余与闻山交最久，所得书皆辛卯以前，苏、米居多”即是明证。

（一）师法米芾

梁巘《自书论跋》云：“余向以学米书得名，然殊不佳。” [2]91 这是晚年夫子自道语，其早年的确以学米芾而得书名。目前笔者所见梁巘最早的作品便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用笔爽利、点画动宕，结体紧密、行距舒朗，虽为临摹，亦体现出扎实的基本功。梁巘时年三十三岁，依然是用软毫笔：“吾用软笔七八年，及至京师犹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书极劲健。然太空浮，终属不沉着，不如用硬笔运以沉着，苍劲处，皆力透纸背。” [2]104梁巘行书《松竹图书》对联是其学米的代表作，深得米芾八面出锋、沉着痛快之特点，堪称佳构，应是乾隆二十八年进京后，由软笔改为硬笔的作品。其所言“向以学米书得名”，应当是此类作品。（图1）

图1　梁巘　松竹图书五言联纸本　114cm×27cm×2 私人藏

梁巘对自己早年学米芾并不满意，认为米书结体太离奇，学不好会堕入恶道，因而告诫学生不要早学米书，要到晚年方可：“后生学书，慎勿早学米字，以其结体太离奇，学之不善，恐其堕入恶道。……不学米字不变化，然须到晚年时方可学。” [2]111 可谓经验之谈。

（二）师法苏轼

梁巘曾言：“吾尝临苏书，而不学米字，以苏书之动宕苍劲，皆有规矩可守，不似米字之率意放荡也。” [2]91 这句看似矛盾的话，至少说明其自学苏轼后就不学米芾了，或者说学过苏轼才发现米芾的问题。朵云轩藏有梁巘《临苏轼〈养生论〉》册页，未署年款，当为早年之作，用笔沉稳，点画蕴藉，结构宽博，行间茂密。（图2，见封二）

图2　梁巘　临苏轼《养生论》册页（选二）纸本朵云轩藏

梁巘对苏轼的学习持续到晚年：“余购《金石录》数十年不得，乾隆己亥冬游广陵，于郃阳秦晋斋处借得。携归年余，欲录之而未暇也，门人萧生亦桥（乔）、王生鲁庵、许生春林，为余分抄数月而成……乃为临东坡《罗池庙享神辞帖》一卷酬之，此则赠亦桥（乔）者也。” [2]128 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还临苏轼的《罗池庙帖》赠弟子。王潜刚《清人书评》载：“闻山先生二寸大楷书前后《赤壁赋》，生宣纸，用健毫书，沉着顿挫，意在学苏，较平日他书专学李括州者不同，可称杰作。” [3] 说明其在学习李邕的同时，依然学习苏轼。不仅如此，梁巘还建议将《罗池庙帖》悬于壁间，时时观摩，以增长笔力：“学书者将苏长公《罗池庙帖》挂壁间，朝夕观玩，实实增长笔力。” [2]109 可见其对苏轼的《罗池庙帖》相当欣赏。

图3　梁巘　临苏轼《告据》纸本　202cm×88cm 西泠印社藏

梁巘晚年所临苏书，则多以己意为之，不再忠实于原帖，其《临苏轼〈告据〉》立轴，兼融多种笔法，楷中有行，行中带草，雄浑苍劲，逸气生动，属创作性临写，为其大幅行草的精品力作。（图3）

二、入赵浅，入董深——师法董、赵

梁巘乾隆二十八年进京时，书法已相当有名。他自从梅釴（1723—1812）得执笔法，便刻苦学习，认真实践：“予学书，三十岁后始缘得其传……余学复十余年，觉有得。” [2]103 一入咸安宫，享誉四方的翰林院侍读王文治（1730—1802）便和他研讨：“闻山，昔在京师与余同学为书，余自滇南归，闻山书名大振于江淮间。” [4]808 身为景山官学教习的段玉裁（1735—1815）也来请教笔法：“余乾隆癸未，识闻山于都门，虚心问以笔法。” [5] 苏、米而外，梁巘更倾心于赵孟（1254—1322）、董其昌（1855—1636），自言：“余书入赵浅，入董深，然入董而不尽出于董。” [2]91

（一）师法赵孟

余廿年前学赵松雪书不能似，近学李北海《云麾碑》，笔稍稍立得住，或以为似赵。盖松雪初学“二王”，晚年碑版，实脱胎于李。而余仅袭其貌，不特不能似李，亦岂能真似赵乎？壬寅秋，与张责万书屏有余幅，并赘数语，以志吾愧。[2]92-93

这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所言，他已达“人书俱老”之境，才坦言早年学赵“不能似”，即“入赵浅”。而其晚年临王羲之却似赵孟頫：“吾临右军《吴兴帖》，绝似子昂《十札》书。” [2]92 说明其书已“由唐入晋”，可比肩赵孟頫了。安徽博物院藏其行书《镂管冰壶》对联，既有赵孟頫的严谨端庄、雍容稳健，又有李邕的逸气生动、通身贯注，的为佳作。（图4）

图4　梁巘　镂管冰壶七言联 125.5cm×26.5cm×2 安徽博物院藏

（二）师法董其昌

梁巘好友汪焘跋其临《淳化阁帖》册页云：“闻山于书无所不窥，其初由香光而入，遂造北海之室。”这说明其学董其昌在李邕之前。其乾隆三十二年（1767）所临董其昌《成道记碑》立轴，可谓形神兼备，诚如裴景福所言“摹香光楷行，神骨毕肖，人不能辨” [2]1 ，足见其临帖功夫。（图5）

图5　梁巘　临董其昌《成道记碑》纸本　95cm×40.2cm 1767　选自雅昌艺术网

尽管梁巘对董其昌的临摹“神骨毕肖”，但在创作上却与董不同，力避其“弱”。阜阳博物馆藏其行书《五言诗》立轴，既有董其昌的古淡、巧妙，又有米芾的沉着、爽利，正所谓“入董而不尽出于董”，乃早年佳作。

三、从流溯源，得门而入——师法李邕

随着学习的深入，交流的广泛，眼界的提高，梁巘开始探寻自己的学书之路：“米海岳行法多出自李括州，余即以米行法临《云麾碑》。从流溯源，自是得门而入。” [2]92 他找到了源头，米芾行书学李邕(675—747)，用米芾法学李北海，因为李邕是唐代行书的代表人物，加之梁巘此时所师从的赵孟頫、董其昌也深得李邕之法，正是其所追求和效仿的目标。梁巘乾隆三十四年（1769）《临李邕〈荆门行〉》册页，明显带有董其昌、米芾甚至苏轼的痕迹，特别是董其昌，在章法上尤为凸显。此时对李邕的学习刚刚开始，并未达到很高的境地。而乾隆四十四年（1779）《临李邕〈云麾将军碑〉》册页，则是精品，虽是临习，却神完气足，极具李邕的“逸气生动”，对李邕的临习，已炉火纯青。（图6）

图6　梁巘　临李邕《云麾将军碑》册页纸本　25.5cm×16cm×24 1779年　选自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网上图录

梁巘也意识到临摹得过熟，需要换帖：“吾近来临《云麾》《麓山》，本头太多，嫌其近熟。欲临欧书，恐一时不能成就。” [2]91 张穆（1805—1849）所言“吾家松斋书最多，其临《思训碑》（《云麾碑》）者，亦不下数十册” [6] 就是例证。

梁巘书写碑版多用李邕体，乾隆三十六年（1771）所书《重修汤陵碑记》，是目前笔者所见的第一块碑版，当是在亳州“丁忧”期间所作。已明显看出是以李邕为本，兼融董其昌的神韵、米芾的劲健和苏轼的蕴藉，依然是腴润有余，遒劲不足。此碑保存完好，现在亳州汤王陵公园内。而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的《循理书院碑记》和《重修八蜡庙碑记》均为张佩芳（1732—1793）撰文，已基本摆脱董其昌的清瘦软弱，逐步走向“劈实劲健”，整体章法协调，行气一贯，自家面貌业已显现。

图7　梁巘　《玻璃泉记》碑拓本 1781年（选自胡冰编《梁书法》，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页）

梁巘在寿州书写的最后一块碑，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玻璃泉记》，为其得意之作：“寿凤《报恩寺碑》劈实健劲，泗州《玻璃泉记》沉着苍劲，二碑皆学北海《麓山寺》，故气魄亦与之相近。” [2]96 此碑不仅“沉着苍劲”，而且“神气极旺” [2]97 ，字里行间皆有其“平生独往独来本色” [2]97 。此时，梁巘的书法已达鼎盛，在李邕“逸气生动” [2]69 的基础上，融入更多手法，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图7）

四、由唐入晋，思齐古人——回归魏晋梁巘

自言：“学古人书，须得其神骨、魄力、气格、命脉，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吾辈学书，纵不能驾古人而上之，亦必有一副思齐古人之意见。” [2]111 结合《承晋斋积闻录》和《评书帖》相关论述，“思齐古人”即“回归魏晋”，这是梁巘的书学理想，他通过研究历代法帖，结合学习实践找出一条“由唐入晋”的道路：“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有）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 [2]111 方法就是：“楷宗晋唐，草法‘二王’。” [6]352

（一）楷宗晋唐

梁巘乾隆三十二年（1767）《临颜真卿〈多宝塔碑〉》册页，是笔者所见最早的临写唐碑作品。字字严谨，笔笔不苟，忠实于原碑，可谓亦步亦趋。此时梁巘在咸安宫任教习，正热衷于科举。但举进士考中书皆不中，备受打击，因而更加发奋临帖。清代科举相当看重“乌、方、光”的馆阁体，而馆阁体不外乎“颜底赵面”或“欧底赵面”。为此，梁巘不仅要学赵孟頫，还要学颜真卿（709—785），此册即是。（图8）

图8　梁巘　临颜真卿《多宝塔碑》册页纸本　26cm×15.5cm×10 1767　选自雅昌艺术网

柳公权（778—865）也是梁巘“由唐入晋”道路上研习的对象，其乾隆三十八年（1773）临《玄秘塔碑》册页，为笔者所见最早署款循理书院的作品。从笔法上看，以中锋为主，圆劲遒丽，结构亦忠实于原帖，临习得很认真。（图9）同年所书《咸平寺庄严记》，即呈柳体面貌，说明这一年致力于柳。梁巘后来书碑时，亦在其他书体中融入柳法：“吾重书《赠朝议大夫鲍君家传碑》，间参一二笔柳法，其瘦处却似徐用锡、蒋湘帆，然为纸笔所困，未得应手，非吾得意书也。” [2]97 这说明他对柳公权相当倾心。

图9　梁巘　临柳公权《玄秘塔碑》册页（选二）纸本 1773　选自雅昌艺术网

唐楷诸家，梁巘最推崇的还是欧阳询（557—641）。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书《裕备仓记》碑，便一派欧书面目，已从颜、柳转向欧。（图10）其对欧阳询的评价也高于颜真卿和柳公权：“欧书横笔略轻，颜书横笔全轻，柳书横笔重与直同。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 [7] 反观梁巘此碑，确得欧阳询之险、劲，略失其稳也。梁巘此时尚未达到“人书俱老”之境：“凡事有志竟成，况学书一道，今岂不如古哉？按：《九成宫》《皇甫》《虞恭公》等碑皆晚年书，初岁未必即佳。人苟英年刻励精进，奚虞难成？要在不自废耳！” [2]107 可见，其对学书信心满满，始终在学习探索中丰富完善自我，亦如其言：“学书忌浮论而无实功。爱而不学知不真，学而不笃得不深。” [2]108

图10　梁巘　《裕备仓记碑》拓本 1777年（选自胡冰编《梁书法（续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91页）

梁巘还用心于张从申（生卒年不详），其乾隆四十五年（1780）《临张从申〈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册页，跋文曰：“《书苑》云：‘从申结字镇（缜）密，近古未有。弟三人并工书，皆得右军风规，时人谓之四龙。’今观其书，良然。临摹之际，觉苏文忠亦曾用力于此，不止李西台也。”梁巘对张氏兄弟大加赞赏，指出苏轼不只学李建中（945—1013），还学张从申。还对张从申有评论：“原拓《延陵季子碑》，力大笔厚……写碑版如张从申字，实实站得住。从申兄弟并工书，当时号‘四龙’，然从申书传而其他不传者，想不若从申也。” [2]18-19 “力大笔厚”和“实实站得住”是梁巘对张从申的总结，从此册看，的确如此，可见其用功之深，亦可知其书之“劈实劲健”来自张，故而光绪《亳州志》载：“于李邕、张从申摹仿尤久，几于神似。” [6]352 （图11）

图11　梁巘　临张从申《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册页（选一）纸本　25.5cm×32cm 1780　私人藏

徐浩（703—782）也是梁巘的师法对象，对所临《不空和尚碑》相当自信：“吾在山东时，临《不空碑》卷子，字颇大，劈实遒劲，若刻刻出，差有唐碑风味，已赠杨蕉亭，自信有‘奔泉抉石’之意，而蕉亭谬赞为驾唐人而上，过矣。” [2]91 可惜未见传世。

梁巘对徐浩、张从申的学习都是为了弥补李邕的不足，终究还是推崇李邕：“徐季海《不空和尚碑》石有断处，缺二十余字。余向见董文敏公有临此碑全文，因取添注于旁，文遂无不可读者。《不空碑》规矩准绳好过张从申，而其硬处还有不及从申者，终是李北海强过诸公也。” [2]21

唐代行书，梁巘认为李邕和颜真卿最佳：“唐行书最好者：李北海《云麾碑》，颜鲁公《座位稿》。李是从王出，颜亦从王出，而另开境界。” [2]70 因为李、颜皆出于王羲之（303—361），学习二者均能“入晋”。梁巘对李邕的学习自不待言，而对颜真卿，不仅尽收其碑帖，还认真临写。天津博物馆藏有其临《争座位稿》立轴，属创作型临写，用笔劲健，结体稳重，兼有“二王”笔意。（图12）

图12　梁巘　临颜真卿《争座位稿》纸本　151cm×55.5cm 天津博物馆藏

梁巘在遍临唐碑之后，发现唐代诸家皆取法王羲之：“王右军字大小、长短、匾狭，均各还体态，率其自然。至唐人颜、柳、欧、虞，则剪裁其体，直取方格内整齐，而欧得其骨，虞得其圆，褚得其风趣。” [2]62 其晚年自认为结字不够紧密，不够圆润自然，仍然要“回归魏晋”，回到王羲之上：“吾今看《兰亭》《黄庭》字，欲收紧一步，浑其圭角，因从前书碑版，撑扎处甚不慊意也。” [2]92 可谓善学者也。

（二）草法“二王”

梁巘深得李邕之法，对其评价也相当公允：“李北海书全凭气力，拓开间架。若《兰亭》《半截碑》，力大无穷，看去却极静，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学必从北海、欧、褚入手，拓开气力，极足极满，然后收到《兰亭》《半截碑》上。” [2]79 尽管李邕与王羲之有差距，却是“回归魏晋”之梯航，可“拓开气力”，最终还是要回到“二王”上，尤其是行草书。

图13　梁巘　于此亦足七言联纸本　122cm×28.3cm×2 安徽博物院藏

《圣教序》是王书的“百衲衣”，也是王字的“百宝箱”，梁巘自然首选。其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临《圣教序》册页，运笔苍劲，结字灵动，可谓察之尚精、拟之贵似。

梁巘晚年，更加倾心于《兰亭》，将其作为矫正不足、完善自我的标尺：

吾近日尝喜看《兰亭》。

吾向尝临《兰亭》，然终不甚解其所以佳，近日临欧、李既久，方知《兰亭》之紧，非他书所能及。[2]92

安徽博物院藏有梁巘行书《于此亦足》对联，乃集《兰亭》之文字，笔圆意蕴，苍秀浑厚，深得右军神韵。（图13）

王献之（344—386）也是其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梁认为学大令可弥补右军之不足：“学右军草书必参大令，以其气胜也。” [2]108 并言董其昌亦师王献之：“董思翁书偏侧处本王大令《十三行》，圆处本虞世南。” [2]76 可见其学习之深入，研究之透彻。南京博物院藏有梁巘《临王献之〈洛神赋〉》册页，虽是临写，却融入李邕笔法，遒劲浑厚，逸气生动。跋尾考证，见解独到。

梁巘认为智永（生卒年不详）是王羲之正脉、嫡传：“书法自右军后当推智永为第一，观其《真草千字文》圆劲秀拔，神韵浑然，已得右军十之八九，所去者正几希焉。” [2]72 告诫学生：“学草书，必须学智永《千字文》，盖其字多，偏旁具备也。” [2]110 但《千字文》只有规矩，缺少气魄，只是过渡，终究还要回到《十七帖》上：“智永《千字文》有规矩，《十七帖》有气魄，然究竟不如《十七帖》，因较《十七帖》略软。” [2]62 《十七帖》才是最佳范本。梁巘有临《唐人双钩十七帖》笺本，虽未署年款，但生涩老辣、圆润遒劲，当为晚年所临。（图14）

图14　梁巘　临《唐人双钩十七帖》册页（选二）笺本　27cm×34cm×2 选自中国书法名家网

梁巘于草书，不只倾心于《十七帖》，对孙过庭（约646—690）、张旭（约675—759）、怀素（737—？）也是心摹手追。朵云轩藏有其《临孙过庭〈书谱〉》册页，在孙过庭的基础上加以己意，中锋运笔，浑厚朴茂。梁巘在循理书院的十几年“肆力于书”，精研历代法书，遍临晋唐碑帖，所书碑版遍天下。晚年颇为自负，其临《淳化阁帖》后跋曰：“石如善篆书，余不能，然亦不可以晋以后书格尘法鉴也。”在肯定邓石如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的书法已“回归魏晋”。结合梅镠跋语“闻山书极纵横恣肆之观，尔年来更渊雅隽永，深得晋人风韵”和汪焘跋语“闻山此书运用精严，得右军行草中带篆隶笔意”看，的确如此。

梁巘临《淳化阁帖》，汪焘跋曰“乙巳绝笔”，此册潇洒流宕，逸气生动，深得魏晋风流，已达其“思齐古人”之意愿。（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