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笔下的魏晋风神
2020-01-09 16:16:28 来源： 书法导报社 点击：
白蕉笔下的魏晋风神
黄 凰
一、魏晋思想文化对书法的影响
书法史一般认为，在中国书法艺术上达到自觉与高度成熟的时期便是魏晋时代。此时，儒释道诸说共鸣，老庄之学兴盛，这种思想的碰撞与解放成就了魏晋士人特殊的心态，后人用魏晋风度来概括这一时期士人特殊的心态与行为。魏晋风度的理论形态——玄学，书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一页。玄学打破了儒家经学在精神领域的独霸地位，重新激发了士人理想思想的自由与活跃，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个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反映在意识形态与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便是人的觉醒。
拥有各种优越条件的门阀士族们，此时的心思、眼界、兴趣便发生了从外向内的根本转变。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经学转向艺术。对人的评议，也由两汉以外在的功业、道德、学问的品评，从而转向内在的才情、气质、品格、风貌等。人的内在的精神性取代了外在的行为节操，成了品评的最高标准和原则。这种向内的精神性的追求，反映在哲学上，便有王弼所说的：“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事物之宗也。”只有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和不可穷尽的，而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却都是有限的。反映在艺术领域，则产生了“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这样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而它们的内涵，就是要求作品生动地表现出入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是一种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这种追求人的“气韵”和“风神”的美学趣味和标准，与魏晋的人物品评、玄学思辨的要求完全一致，共同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当人的觉醒导致了文的觉醒后，书法艺术也充分表现着这份自觉，体现出魏晋风度的内涵，这是魏晋书法繁荣的重要原因。在玄学的影响下，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便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倾向于简淡玄远、超然绝俗的美。它亦影响创作者的心态，使之能保持虚静的创作状态，而这些都是魏晋书法风格的重要成因。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在山水间怡情，追求优雅从容的风度，这些因素促使晋人形成了一种高雅而洒脱的情怀，当晋人把这些审美情怀注入书法创作时，也就促生了魏晋的尚韵书风。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晋人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逸笔草草，却能够自尽风神。欧阳修说“盖其初非用意”，是说晋人书之自然。而“用意”便故作，故作便不真。晋人之书所以动人，除了高妙的技术，更是他们至情至性、洒脱、真率的心性与风度。史称晋人书以韵胜，这种“韵”，即晋人超迈气度、潇洒襟怀的显露。所谓书如其人，而“二王”就是这一极致的代表。
在一千多年的帖学发展史中，无论是革新派，还是复古派，很少有书家没有从“二王”法书中汲取过养分，但魏晋的那一抹风神和韵致，却随着时代的创变，渐渐地流失，难以再现。梁巘在《评书帖》中，将书史作了总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尚慕晋轨，然时代既降，风骨少弱。”梁巘说，后世想要再追寻魏晋之道，但时代与人的精神风貌表于书道，却都渐显靡弱了。魏晋书风中的生生不息之意，随缘生发之机，手舞足蹈之慨，契妙自然之美，与之远矣。然而就是在碑学兴盛帖学式微的民国，人们却从这位狂士白蕉身上，看到了久未再现的魏晋风神。
二、白蕉对魏晋风神的感知
白蕉书法最大的成就，是其对魏晋风神自然而深刻的把握。在民国时期，以“二王”为宗的沈尹默集群中，论气韵和风神胜出者，恐怕当数白蕉。有论者谓近世帖学三家：沈尹默的法，白蕉的韵，谢无量的变，似颇有些意思和道理。晋以尚韵为瞻，而白蕉独得其髓。
白蕉一生几乎是毫无动摇地在“二王”书法的审美范式中孜孜探求，形成这种对魏晋书风的崇尚，用他书论中的这句话来解释最为恰当。他说：“医家谓人之所嗜，往往即其体内所缺乏者。我谓学艺所师，即其个性相近者。”“二王”书法所体现出的潇洒绝俗的风神面貌和气质个性，令白蕉一生追慕，也是其情性的与之暗合。“补白大王”郑逸梅在《记云间白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永安月刊》出满百期，举行庆祝会，设盛宴于旧时的楼外楼，我是编辑之一，白蕉是撰稿人之一，就邀了白蕉参与其盛。白蕉这天穿了件长衫，脚上是一双僧侣所穿的缕空布鞋，且赤足不御袜子。其时赤足穿皮鞋的，只有摩登女郎，以豆蔻涂了脚趾，显其六寸圆肤光致。男子赤足出入交际场中是从来没有的，白蕉成为创举。”而这一创举，亦足见其性情。
白蕉的旧学根基很好，他不但好魏晋人书，也特别爱魏晋间的人和事。他曾对好友郑为说，可惜没有一间空屋能满挂晋人书牍墨帖，朝夕徘徊其间，庶计免乎受时下书风影响。这种“名士”气息，也经常流露在白蕉玄风禅意的题识和书论中。在白蕉的眼中，魏晋的书法之所以风神气韵逼人，书如此是因为人即如此。他在书论中说：“祖太保见卫玠，谓此儿有异；谢公许褚期生以必佳；和峤有栋梁之用；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此莫非是一种气象。气象最要紧，亦是无假借。书亦是如此。”气象，犹言风度、气质。当人物的风度气质、精神风貌表于书，便产生了书外之意，韵外之致。因此，读白蕉的书论可以发现，他与一般书家只停留在笔墨技巧上的探讨不同，白蕉关注更多的是一幅作品的自然韵致、格调气息，关注的是创作者的胸襟和品格。他深知人品与艺术的关系，所以他说：“人之气有清浊，无与穷达；书画气有清浊，无与纸墨。能别此气，思过半矣。”
白蕉评赵孟頫与董其昌的书法，谓其行楷亦流美、纯熟，也欲有直接晋人之雄心，然其二人却终未入魏晋堂奥。那么，在白蕉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魏晋风神呢？白蕉拈出了“韵”“萧散”“自然”等诸多美学概念进行了讨论。他对于魏晋之韵的研悟，在其书论中有充分的展现。关于“韵”的内涵，他这样诠释：“所谓‘韵’最难讲。风神蕴藉，萧散从容，有时可为之注解。然韵字尚包含一种坚决之气。羽扇纶巾，指挥若定。观晋人书，往往有此感。”说“韵”容易作阴柔之想，实是误会。在白蕉看来，“韵”更是包含一种果断、洒脱的气象。韵的另一种品质是含蓄：“作书力在内者王，力在外者霸。若过于鼓努为力，肆为雄强，则张脉贲兴，将如泼妇骂街，何成书道。”在庄学的背景下产生的气韵观念，其清虚、玄远实系“韵”的性格，而鼓努为力，肆为雄强，则离“韵“的内容远矣。
而关于“韵”在具体笔墨书写中如何体现，白蕉说“侧笔取势，亦从合得浑来。风竹相迎相亚，忽迫忽避，是锺王得意处，是魏晋之韵。”无一笔不取势，点画都在势中。魏晋之韵，出乎自然之法。风竹迎亚避让同乎行间字里随缘生发之机，契妙自然之美。“或以偏锋解作侧锋，非也。侧锋之力，仍在画中。因势取妍，所以避直而失力也。玩锺王帖，可悟此理。”魏晋书风，飘逸萧散，却绝无轻浮薄怯之感。因用笔蓄力其中，欲浑欲遒，则精神焕出。
对于晋人法帖中章法形式的认识，是白蕉的另一个重要发现，他认为晋人的章法特征在于：“晋人书牍，行法似疏实密。学者注意于此，可以悟人。今人书牍无可观者，于此等处正复少用心。”似疏实密，最可玩味。字距小一定挤，而不一定“密”。“密”并非单指行间的字距，而更在于行间、字组的互相生发之势。生发间得茂密、充沛之感。“萧散”，常被用来形容魏晋书风的特质。白蕉言：“‘萧散’二字，最好解释，正是坦腹东床，别于诸子矜持。”矜持纵然不是虚伪，也令人变得做作。情感和个性的真实，都容易被这种做作所掩蔽，不见真精神流露。王羲之落拓不羁，超脱自在的气象，故其书亦得萧散洒脱的风貌。另外，自然真率亦是魏晋书法的面貌所在。所谓：“隆中决策，扪虱而谈，此气象正复伟岸闲逸。若村姑作态，浓抹胭脂，总是一股恶俗气；而朱粉不施，荆钗布裙，或愈见美人丰采。”书法经过王羲之的发展创变，自然书写与艺术审美完美结合，使之既能在表现形式上充满丰富性，同时又保持着技术上的真率与自然。而魏晋之后，矫饰之风始开。刻意寻求展现个性的技巧，却也逐渐丧失了书写迹近自然的意味。故白蕉曾言：“老来作贼，窥得自然。”恐是近“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令其则更能切悟“自然”之妙趣。
三、独得晋韵风神的白蕉书艺
白蕉在《云间随笔》中说：“学章草由隶沙简入，学散草由楷行入。此两途，未可别立异说也。然学锺王楷行，自欧虞入，故是一路。”自欧虞上溯锺王，这就是白蕉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由唐入手，而后直追魏晋，由楷正而及行草。之后专攻“二王”，无师承，全靠自学。
从社会习尚言，魏晋文士，志在山林而轻轩冕，在出发点上，便不以书法为求仕的工具，排斥功利的目的，正有利于书法品格的超迈。而白蕉生性闲雅，不慕名利。他也鬻书为生，但他却保持了一个艺术家最宝贵的感觉能力。因此，他既不要求自己篆、隶、楷、行、草五体俱全，也不重视“碑版榜书遍及江南”式的世间浮名，相反，倒是吟诗画兰，弄些于生计无补的雅逸事。这种处世态度看起来是使白蕉不会家道殷富，但却足以成全他的书法灵性。
而在白蕉书法作品中，最能代表白蕉书法整体气韵、风神的，主要体现在其经典手札作品与《兰题杂存》两部分。
白蕉与姚鹓雏信札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作品。姚鹓雏颇有诗名，且年长于白蕉，故信札间白蕉多呈其诗作以求斧正。与姚氏的信札标志着白蕉不同行书风格的全面成熟，是他极经心用意之作。其请益之勤，交谊之深亦然可感。但是，说到纯粹凝练、萧散脱略，恐怕还要看其后期的作品，如写给翁史焵的信札。
白蕉与翁史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来往信札，可以算是《兰题杂存》之外，白蕉行书的另一个高峰。由于白蕉对姚鹓雏的敬重之情，下笔极用心慎重，但或许就是因为求好之心太过，所以读来不及与翁史焵书札更自由烂漫，机趣无限。翁史焵师事白蕉，二人过从甚密，书信来往频繁。致翁氏书中极明朗秀逸者，如《九月十二日帖》《小洋刀帖》，飘逸峻畅，行笔跌宕起伏。尤其是起收笔，紧约飞动，既有含蓄之致，又有峭拔之姿；朴茂者如《四月十一日帖》，信中说道自己爱墨之切，而生活之艰，故而常于黑墨与白米之间两难。又说道去杭州吊念黄宾虹一事，心情想必多是复杂。故而退笔残墨，不计工拙，只为吐诉忧情但却风神自足。这十余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往来书信，隽永可宝，直与古人争衡，毫无愧色。
白蕉还有一部分手札，书写随意并没有留下确切年月，这封致六科兄的信札便是如此。六科兄当指书法家包六科，他与白蕉、唐云、邓散木相善。信札大致内容是与友人探讨、抒发自己对于一些书法问题的观点。此信札在白蕉手札作品中，算不上精彩，但内容却很值得玩味。白蕉在信中说道：“日人藤原书气息在晋唐五代间，其结构虽有唐宋明者，要我国明时实无此高手也，真可叹佩。陆柬之书文赋功力可观差乏精彩处，亦复少变化。松雪徽明气息自更不如，至其得病处，正复相同耳。大致天分尚少用力甚多者往往如此。”藤原，当指日本“三迹”中的藤原佐理或藤原行成。白蕉称赞其气息在晋唐五代之间，结构取唐、宋、明。而对于陆柬之的“亦复少变化”，与松雪徽明的“气息”不如，和病处相同等一一作了评价。而此“气息”“结构”“变化”正复是白蕉所用心处。右军云：“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故要在点画之外，自有气势体息。在美学观念上，白蕉从“气势体息”的角度来判断，由此出发，魏晋的“气势体息”就成了他研究与创作的重点。
白蕉能在法备的基础上将魏晋风度自然化出，如果将他书法技法中的特点作一些分析的话，会更加清楚他在用笔、结字、章法上是如何具体来体现晋韵风神的。首先白蕉与“二王”的共同技法特征是在用笔方面都善用切锋，而切的角度是丰富多变的。其次，结字在平和典雅的状态下，讲求多变。同时，在章法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更多，非常注意点、线、面的结合穿插。白蕉在此方面做得非常独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兰题杂存》，更能充分体现其书的意态纷呈，潇洒不拘。
然而，白蕉在汲取“二王”精髓之后，亦开出自己的面貌。白蕉的用笔特征，首先是喜欢作方笔处理。其次，多喜尖锋入纸，这是他用笔的惯性所致。在使转中又多偏于方折，常是曲中带方，给人以硬朗之感。而在结字方面的特点，首先是重心多变。而重心的多变就形成了姿态的多变，特别是在处理左右结构的字时，白蕉特别注意形成重心的错落感。其次是开台多变。这种开合的多变，违背一般结字的规律，横或纵向的夸张，在章法中起到了一种调剂的作用，使得整个章法有丰富的变化。白蕉结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结构中善用留白。白蕉对留白的处理非常精彩，充满趣味。除了借鉴“二王”的结字方法以外，他对欧阳询，以及宋人米芾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同时，白蕉敢于在其中做横向、纵向的穿插，这使得他作品的章法显得非常丰富。关于章法，白蕉对“二王”的墨迹手札进行了大量的研习，因此，他在自己的手札书信中的一些章法处理，就显得极其得心应手。
而另一个最能代表白蕉书法整体气韵风神的便是其代表作品《兰题杂存》。《兰题杂存》的创作是分多个时间段完成的，每有所感，辄补记之。在这个过程中，白蕉的心态非常的放松，甚至有点放肆。笔墨恣肆，逸气横生，所以作品呈现出的意态非常的丰富。
《兰题杂存》之所以杰出，在乎语隽与书妙。白蕉言：“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易时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形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此将画兰之甘苦一一道来，皆堪品味。“或问写兰如何乃佳，云间曰：先不问佳。曰：既若能矣，于昔贤宜安从？曰：古人何所师？曰：如何得神？曰：行所无事。”一句“行所无事”，与王羲之“静照在忘求”，所指同要。然语气中又隐隐透出自负甚至倨傲，这是白蕉式的语言，亦是他的性情。题兰之语，语隽义深，耐人寻味。再看洋洋长卷，略无矜持。或行取楷意，举手投足顾盼有致；或行融草法，行色匆匆不失态度。开篇第三行从“考亭又有五言兰花诗”始，作淡墨慢写，然点画清癯而不枯索，字形随意所趣，可以想见其挥运时心境之悠然。白蕉曾说：“用笔太露锋芒，则意不持重。不但意不持重，实是意尽势尽，则味亦尽矣。”而白蕉所言用笔之“味”，亦在“含蓄”。故而其用笔多体现藏锋，点画蓄力其中，线条圆润凝重又富有弹性。使转轻松、沉着，整体气息温润古雅。而通篇的结字随势生发，意态潇洒，充满韵趣。章法的处理上，更是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法度之中。章法和墨法丰富变化，让这件书法作品充满了意境之美。沙孟海跋《兰题杂存》大加褒奖：“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而就是这样一种不激不厉，疏朗散逸的情调与气息，与魏晋书风之精神相应契合。让白蕉在得法、得趣、得意之余，尽展个人格调与才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