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俊秀 | 我与书法

 
        忆昔从髫龄时开始弄笔涂鸦，到现在已经八十来年了。课外活动，不是专业，谈不上深刻研究。近承朋友们的关怀，资助我出版这本大型册子，并建议由我自己写点文字。我想这也好，其中甘苦，如水到口，冷暖自知，堪以自慰。倘或遇到一些复杂、难以澄清的问题，写出来，引起重视，也是好的吧。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谈到中国汉语时，有这样两段话：“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的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所以要想懂得书面汉语，尤其是我们所谓的高度优雅的汉语，你就必须使你的全部天赋——心灵和大脑，灵魂与智慧的发展齐头并进。”这是说汉说，其实记录它的汉字，本身也具有无穷的“诗意和韵味”，它也是高度发展的“心灵和大脑、灵魂与智慧”的产物。所以辜氏另一处又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辜氏的这些话，正是看到了汉语、汉字的精微处。著名学者钱钟书、宗白华、丰子恺等也都讲过类似的话，各具慧眼，启人良多。近又闻上海画家刘旦宅先生撰文报端，把中国书法与日出、古希腊雕塑三者并列，认为是世界上的“三大奇观”，实在也不过分。所以，说到我国书法中的“字”来，其幽妙幻霍、不可思议处，真是难以笔述。试取历代名家碑帖，任择出几个字来，仔细观赏，足以令人陶醉，三月不知肉味。乃知欧阳询见到《出师颂》、李阳冰见到《碧落碑》，寝卧其下，三昼夜不忍离去的心态。傅山弥留时，一切皆可释去，惟独对于笔砚之情难以割舍，其魅力之大如此。

   
        学习书法艺术，当先对书艺概念有个正确的认识。诸如书艺的大旨、功能、范围、价值、特点，在学术中所居的地位，以及同各科关系等，了然于心，学起来便有了动力和方向。儒者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周官》：“教之道、艺”。可知敷教育化，书艺与道同功，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手艺匠只把艺术（技术）当作吃饭的工具，放弃了道的研究，以致流为下品，只能称做工艺，成不了艺术家的。
 
        对于书法概念我以为可有下列几方面：
 
（一）书法的艺术性
 
        “中国文字，就是画”（鲁迅语）一语道破书法的艺术性。象形、独体、方块，看古篆、甲骨文、金文、石鼓，从天地日月、山川河流，到草、木、鸟、兽、虫、鱼，依样画出即字。古代的巴比伦、印度文都是如此，但后来易弦改辙，走向另一条路。惟有我们的先贤不忘传统，根据六书的原则，日渐改进，臻于完善，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并推广到六十多个国家，足使国人自豪与骄傲。
 
        在书法评语中，单以怀素《自叙帖》为例，被视为奔蛇走虺，骤雨旋风；更有视为画品的，说是“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真是美之至也。至于傅山的草书大字，于右任评为“生龙活虎”，章太炎评为“挽强压骏”，足够说明书法艺术观赏的价值。
 
        那么，艺术又是什么呢？贝多芬说得好：“艺术即上帝。”多么神圣！多么崇高！这原因，我想上帝所创造者，不过物体。而艺术家如诗人，则赋予物体以灵魂。所谓花能解笑，顽石点头，拟人化了。作字为文能做到“毋不敬”三字，才能不愧于上帝。为了金钱而奔波，不过图饱暖一流，崇高云乎哉？

 
（二）做人的学问
 
        历代书家中，如虞世南、黄山谷等人无不重视做人一着。有的虽未明言，而其本人便是做人的模楷，如王羲之、颜鲁公诸名贤的行径。至傅山则特别强调做人，说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做人和作字的关系就是这样如胶似漆的密切。
 
        古人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心正笔正，骗不得人。诗文、书法都是一理。岳飞、文天祥、傅山所作的诗文，所写的字，一如其人，劲健挺拗，坚质豪气，一派高风亮节。奴人只有奴字，站不起来，如偃王之无骨。僧人诗、字，充满了佛气，理之固然。而有些朋友，以为书法与做人了无相关，辄举出赵孟頫、王铎为例以难之。殊不知傅山鄙薄赵者，只说薄其人，痛恶其书之浅俗，流为软美一途，令儿辈勿复犯此，并不否定赵却是用心于右军之功深及其书法圆转之可贵。（《霜红龛集·作字示儿孙》）清代书家莫友芝也说：“余平生论书不尽于书家，以书本心画，可以观人；书家但笔墨专精取胜，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著者，虽不名家，而一种真气流溢，每每在书家上。”（《郘亭遗文》卷四）人的思想、行径，变化极复杂，只机械式地分析人物，要得出个定论来，未免太单纯化。理至明显，不待详辩。
 
        “做人”和“活人”也绝不相同。大概会做人的人，必不会“活人”。会活人的人，也难以会“做人”。如屈原、司马迁、岳武穆、文信国、傅山等等，都是会做人不会活人的人，在真理面前，色不降志曲从。会活人而不会做人的人，即鲁迅所说的“哈哈主义”者，八面玲珑，随风转舵，机智而乖巧，圆滑而平稳。至如上官大夫、李林甫之流，为了上爬，不惜牺牲别人的人，连会话人的人也够不上了。

 
（三）战斗的武器
 
        旧时，一些书法论者谓晋代书家心境冲淡，无所外求，故能出高韵巨制，形成晋一代书风。这话是不错的。就在今天说来，书家、画家哪个不朝此境界追求？我也并不例外。这正是人的纯朴、博大、高雅的精神表现。所谓神品逸品的高绝处，正在于此。但佳作除了高韵深情的一面，还须有坚质豪气的一面。字如此，诗亦如此。庾开府诗，字字真，字字怨。而说者乃曰：“诗要从容尔雅。”这就激起傅山的怒火来，叱之云“夫《小弁》、屈原何时何地也？而概责之以从容尔雅，可谓全无心肝矣！”（《霜红龛集》卷三六杂记一）岂不然乎！结合时代的要求，书法应视为斗争的武器。如傅山所说：“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这才是书法的极致，也即国民性、时代性，直达到世界性，为人类和平效劳的终点。罗曼·罗兰说的好：“只有国民性的东西，才是世界性的东西。”下面抄出韩愈一段论书法的警句，我看是值得深思研讨的。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之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送高闲上人序》韩愈）

 
（四）人间乐园
 
        艺术，给人以美的感受，得到幸福，从而产生了爱。爱民族，爱国家以至爱人类。这便是艺术深沉、纯朴和博大精神的最终目的。
 
        一个沉浸于艺术生涯的人，他那涵盖一切的心灵，永远像春天一般充满着温暖、和悦、希望和光明。他在创作的开始经营到完成一幅巨制，仿佛时时都有一位快乐之神陪伴在他的身边。艺术家是最幸福的人，也该给人以幸福。“翰墨小神仙”，不是空话，只要你乐于接近她，她就会给你以快乐，让你身心健康，生活美满。
 
        我是个惯于写作的教师，在写书稿，每遇到烦纷困扰，写不下去时，走进园林，寻求暂得解脱的办法，然而无效，惟有提笔作起字来，得救了。八十年代初，为了落实政策，受尽俗吏气，在法院，我向一位审判官说：“我只要求把是非弄清楚……”这位法官一手执茶碗，一手执香烟，神气十足：“现在还有是非？他要一把火把钟楼烧掉，你有什么办法？”我实在气愤不过，几乎会害癫症。回到图书馆，正好见到桌上放着一本《霍扬碑》拓片，这真救了我的命，突然进了乐园。这本碑则大有名，祝嘉老推崇万分，多年来求之不得，心上一切烦愤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能写出几个好字，真如妇女生出个婴儿似的，时时摸摸看看，得到无限的欣慰、希望。人们常说：“搞书画的人长寿。”千真万确！我从幼小时起到七十岁时，是个悲剧，能有今天，书法之恩也。医书上说长寿之道在于专注。习书要专注，读书亦然，都是防病治疗一方。专注有抵御一切外来干扰的能力，保持良好心态，气血通畅。书法是修养，大约喜怒无常、多愁欠健康的人，总是欠修养的人。书法又是锻炼，何绍基每书一字，汗水淋淋；傅山云“写小楷须用大力拄笔著纸，如以千金铁杖柱地”，苦练成精金，其是之谓欤？书艺给人的宽慰、快乐、防病、却病、长寿之力，就是如此的大。黄宾虹解释长寿为“民族的生命”，非指个人寿命，是极有道理的。他着眼远大。
 
        “五·四”运动之际，蔡元培有“艺术代宗教”之说，语有“艺术救世”之谈，贝多芬有“艺术即上帝”之赞，盖因其关乎世道之心，立国基础，感化于人之深。不能把她当作“小道末技”看待。

 
（五）综合性的高级的艺术
 
        书法的容量最大，吸收力也最强，是最高级的艺术，故又最难。却又是普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因为它有适用性。逢时过节，门上要贴对联。绘画是山水、花木、鸟兽，一眼即可看透，得到喜悦。而字看起来，就不容易了。所谓“佳书须慧眼”，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聪明才智，就不易识，难就难在这上头。
 
        和书艺有着直接关系的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戏曲且不必说，就连天文、地理、宗教、哲学、兵法以至跳水、体操、拳击、御射，无一不是书艺的宝贵营养。儒家孟子说过“充实之谓美”。道家《庄子》是“被中国人公认的民族文学精华中最完美的作品。”（辜鸿铭《中国学》）《庄子》云：“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天下》）李白云：“高价倾宇宙。”借这句话来评书艺巨制，我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一种知识学问，多一种经验阅历，书法便多一种营养、滋补，愈见其淳厚，愈见其精神，体会不尽。谁知艺道无终穷。

 
        下面且就读书，观察自然、社会两部分，分别阐述之：
 
        第一，先谈谈如何读古人书的问题：书法艺术世界有如天地自然世界，无不应有尽有。古人书正是这个大千世界，万物毕罗，取之不尽的宝库。而其中思维部分，诸如天地生成之道，社会发展之规律，学术理论，国之治术，做人礼法等，却是自然世界中所没有的，万不可不学。而当前一些有志于书法的青年，急于创新不重视学习文化甚至于连临摹古碑帖也怀有戒心，我看这实在是书法界的危机！
 
        回看书法史上书家，无一不是饱学之士，有的是国学家、文豪、诗人，有的是医学家、军事家，如王羲之、颜鲁公、黄山谷、苏东坡、傅山、于右任……各有文集留传后世。书法同诗词一样行径，都是艺术，都是在发抒思想情感。“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与学问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颦也。同样学王羲之、颜鲁公书法者，不知有千百十家，而各具体态面貌，无一雷同者。康有为、于右任、赵之谦、赵昌燮都是学魏碑的，而风神气态，各不相同。书体演变、发展，承前启后之关系甚明。推陈出新，不是要把陈的推倒不要，而是温故知新。有赖于聪明才智、悟性，所谓“中得心源”，就是。
 
        就我个人几十年在读古人书、今人书实践中，所得教益，总的一句话，知识给了我莫大的力量。粗略言之，“三才者，天、地、人”，人与天地并生，位居老三。《荀子·天论篇》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我明白了人的身份、地位和伟大的责任：治。哲学的矛盾统一等三大定律，给人以开天、开人和理解社会历史的三把钥匙。《易经》又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世人学习“天”的永恒的坚毅精神。读庄子《逍遥游》，看看大鹏的清荡之势，广游南溟天池，作天游化人，“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傅山《霜红龛集》卷二六《读南华经》）有此胸襟，书法乃可臻于高绝。《庄子》又说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话，这就是人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计功名，除去“占有欲”的做人的准则。所有这些大道理，都是书本给予我的深刻的教诲。详言之，单就书法艺术而言，其中包括理论、演变史、鉴别、评论、欣赏、创作、技巧等等。规模之大，任取一项，穷毕生之力，难能尽得其微。我是重在“创作”方面的，八十年功夫，所得成就能与古人哪一家相比？丢失“与古为徒”一着，我看是忧虑。

 
        第二，再谈如何观察自然、社会的问题：我观察自然界所得，感于那“象教”力之伟大。早年读谢道韫《登山》诗云：“气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气象”究为何物，我也久久不解。一九四三年冬，赴重庆途经西秦第一关，但见迎面一座大山，横空出世，巍然屹立。等车行到山底，仰头一望，真是“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深受到那大气逼人与威压之感。我想这该就是所说的“气象”吧？乃悟鲁公大字含宏光大的气魄，或即此“气象”耶！在社会活动中，观太极拳有立身在“中正安舒”之说。作字亦尔，重心居中，不偏不倚，稳若泰山，而又舒展自然，乃佳。又云：“两足站立，不得双重。”双重便失去清虚灵活之气。作字亦须有轻有重，有虚有实，实处显示力量，虚处则多变化，刚柔相济之理如此。如鲁公字，重心居中，支撑面广，不使重心超出范围之外，有卧虎之势，气不可夺。拳经有所谓“懂劲”、“用劲”、“蓄劲”之道。“劲”不是蛮力、闯劲、急性，而是指灵明活泼，由功深练出的神而明之的力。懂劲，是用意久而渐成的自然之势；用劲，是善于用力，有成效；蓄劲，是保存余力，不失元气。临碑帖揣摩字的形神，用笔轻重、走势，笔下稳妥，到家。作字能领会到三个劲字的妙道，则思过半矣。至于拳经上所说：“动作欲向上之时，即寓有向下之意”，各式脉络贯通，一气呵成，如环之无端，自是作草书的要着。余不详述。

   
        十三岁时进入山西襄汾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念书，三年中，颇受校长师振堂先生的教泽。毕业时，先生特意告我说：“写字是你的一点长处，不要丢掉……”这虽是一句平常话，却无异于给我心中埋下了颗书法种子。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后，蒙著名书家常赞春、田润霖诸先生的教导，书兴大浓，大力购买各种碑帖，如何绍基、钱南园、康有为、傅山、汉隶、魏碑、唐宋诸碑帖，日习十张大字，整整六个年头，不曾间断，其时环境亦佳，街面有赵铁山、常赞春、田润霖诸大家的牌匾，常驻足观赏，不忍离去。太原又是傅山的家乡，爱其人又爱其书法，初认识到做人和作字的关系。写字成了全班的风气，比我写得出色的有李雪峰（写黄山谷）、武启良（写魏体），相互奋勉，奠定了我的书法基础。
 
        到了大学，饱读艺术理论著作，书法进一步提高。一九三九年春在家乡身受日寇的包围，其残酷远远超过古印度恶魔创建之地狱。我每写如“中”、“华”字末一笔的出锋竖笔，自信较为得力而锋利。这不是从山谷、傅山笔法而来，日本鬼子手中的那把长刀教育着我——杀！“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我这才把书法和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书法为斗争的武器。是年秋，携眷来西安后，得识同乡的刘茵侬先生，他能文善书，为我介绍了《姚伯多》、《晖福寺》、《瘗鹤铭》诸名碑，又得到了几株奇葩，开在我的书园里。
 
        一九五八年春，我因上海“泥土社”出版拙著《鲁迅“野草”探索》一书被疑为“胡风分子”，受到劳教处分，赴陕北佳县一带服役，置身于原始森林，过着与鹿豕为友、时亦碰到丰狐纹豹等物为一体的日子。既领受到大自然的风光，更得到宇宙精神的启示，以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矣。一次工作休息之际，忽见不远处一株粗壮如椽的野葡萄树，沿着两株乔木盘旋爬上，东绕西转，不见端倪，忽尔直垂而下，微风吹着树干恰似一笔狂草，我得了草字的原帖。大自然给予的恩赐，是值得我庆幸的一座恩德碑。
 
        一九七九年，陕西师大书记兼校长李锦老介绍我到校图书馆工作，并成立了书画研究会。任平馆长，热衷于艺术事业，给了我许多方便，亲手整理过汉魏六朝隋唐墓志千余种，亦曾发愤临写多种。我的书法学习所以能日新月异，不断地提高、壮大起来，这是值得庆幸的又一座丰碑！
 
        书法一道哪有个穷尽？我想在此晚年一段光景，习字、练字的同时，再写点有关书法哲学之类的文字，期能对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列子》里愚公“年且九十”，犹有移山之志；我今亦年且九十，虽无移山之力，能补足二十多年中白费去的光阴，庶无愧于屋漏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