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草书的偏见来自哪里

        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想见，张旭是个情绪相对热烈的人。
 
        儒家观点：“依于仁，游于艺”。六艺之于个人之修养，是儒家的必修功课，然而一个“游”字，则明确其态度，反而告诉你要适当选修，别陷进去太深，且随时能够抽得了身。这种“游于艺”的态度，其实深层次隐藏的是功利之心。对于书法，秉承儒家家法的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其《颜氏家训》中就有：“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馀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便解释了这一观点——在其看来，书艺都是杂艺，不须过精，更何况不以实用为动机的草书。

        于书法而言，儒者倡导“体有专用”很正常。在唐代，经籍几乎全凭手工抄写，国家藏书有专职且俸禄不低的抄经手从事缮写，他们手食俸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其目的是使得书籍便于疾读，无讹为是。哪怕累以千字，自然不失行次，甚至气息、风格、点画，始终一律而不妄作才合身份气质。至于艺术创造，并无内在动力。这些抄书手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据记载，贞观二年国子监恢复了书学，且那时也有规定“选五品以上子孙书者为书手”，观摩发书由秘阁提供，培养的时候，教书的也是虞世南、欧阳询，教示的也还是楷法。
 
        此外，私人藏书多来自文人抄录。文人抄书一种为自用，一种为佣书自给即补贴家用或养活自己，其创造型创作不太现实。还有像高士阳城“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这样的，写书得恭恭敬敬。再比如捍卫儒家道法的赵壹，其书论《非草书》，苦口婆心规劝大家不要沉迷草书。首先告诉你，写草书上不能得到重用，下不能养活自己，再者还浪费油墨纸张；甚至说，草书岂能是无神采、无天赋、无才华的无名小卒玩得转的？
 
        崇古观念和正字意识来源于礼制文化，正规场合采用的字体，要求需写正体字与古体字，以表典重。《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曾记席豫：“豫与弟晋，俱以词藻见称。而豫性尤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如此般，儒士多见其行、楷之书，且里面多包含“不求其名反显其名”的意味。所以这也是为何书者为在乎的人或用在乎的纸写东西时，常常拘谨。即便明白性灵相通之人，可方达心性，却也常常放不开手脚。

        当然，潦草和赶时间，“草律”与“草狂”是两回事。“匆匆不暇草书”是张芝的“草律”心境。即便是披着神圣外衣的佛教中写经，也不是只有恭敬沐手而书的，比如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者，就是后世流传下来的草书经，这也是写经中的另一种方式，相对于“渐写”而言，谓之“顿经”。与颜真卿契合心赏的佛家尘外知己，皎然有诗：“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这其中“草狂”之形状与心境可想见一二。
 
        皎然，俗家姓谢，祖上谢灵运与颜真卿祖上颜延之在刘宋时以文学齐名，并称“颜谢”，应了白居易的诗句“岂是今投分，多疑宿结缘”。说到颜真卿，不禁又联想起这个世代儒雅传家，留意翰墨，还偏重书记，又探讨小学的颜氏家族，其九世祖颜腾之，曾因擅长草书见称于梁武帝；六世祖颜协，因工草隶而有名于荆楚；再后来的颜之推，则苦于自己书艺精通而劳心劳力，又见多了书艺算高却无常的钻营小人，才规劝子孙“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到了唐代，颜真卿也一直秉承“书契意在适用记事”的家教箴言。
 
        眼界、心胸、境遇不一样，对一事一物的看法也不一样。东汉宗室刘睦善书，明帝喜欢刘睦的草书，在他生病的时候，汉明帝遣使者乘驿马令其用草书写尺牍十枚以收藏之。再有，曹魏时期，魏文帝器重刘廙，“命廙通草书”，但当时的大环境也是草书不是郑重场合的适用书体，士大夫不可逾越君臣之礼对君主“修草”，但君主却选择性忽略尊卑，特许大臣通草。这便是艺术超越礼法的有趣之处。

        简言之，对待书法墨家的观点是，吾人必须能生活，然后才能有更好的生活，而我用不着以此来生活，因为我还未达到用它来生活的程度；儒家的观点是，即便学书，当以此来实用且千万不要依仗其来生活；对于创作者来说，有一份天真就有一份灵性，添一份世故就添一份狡猾，狡猾也有用，但跟艺术没关系。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要知道何为学习范本，这也是在“二王”真迹不复存在的际遇下，我们还能从敦煌残卷、吐鲁番文书想见范本风姿的原因所在。所谓“书法有法”，即便，因如痴如狂而被赵壹在《非草书》中批判的那些对草书入迷的爱好者们，也是以“张芝们”为学习样板，哪怕只字片语都争相宝之。从心所欲而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