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捐赠划拨仪式暨入藏纪念展开幕式”。
此批“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包括1952年至1958年间，郑振铎先生等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共计166页，涉及收购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真伪鉴定、资金筹措等多方面内容。
这批看似不起眼的、甚至是字迹潦草的信札关涉的却是之后让我们如雷贯耳的诸多文物的命运：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祥龙石、郇斋善本、陈氏珍泉等国之重器都由此历史节点得以回归。
今年9月，国家文物局获悉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卖，遂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动作为，在尊重商业规则前提下成功竞购并捐赠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将其整体划拨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永久馆藏。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介绍了此批信札的背景：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将遏制文物流失、抢救流散国宝摆上重要议程，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抢救流散香港文物。这批信札主要为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函和相关单据，记载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
捐赠仪式现场
捐赠划拨仪式结束后，“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正式开展，首次向社会公开这批珍贵史料。展览展期为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2月26日，公众可以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四层第七展厅参观。
这批看似不起眼的、甚至是字迹潦草的信札关涉的却是之后让我们如雷贯耳的诸多文物的命运：中秋伯远、潇湘五牛、熙载祥龙、郇斋善本、陈氏珍泉等国之重器都由此历史节点得以回归。
郑振铎
香港——抢救流散文物的必争之地
晚清以降，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清代宫廷继承了宋代以来的皇家收藏，蔚成大观。溥仪在逊位后通过赏赐、典押、偷盗等方式将大量文物带出宫外。1924年他被驱逐出紫禁城后，这批文物跟随他辗转天津、长春等地。在长春，它们被存放于伪满皇宫东院图书馆内，俗称“小白楼”。期间文物流失者甚多，成为后来收藏市场上赫赫有名的“东北货”。
展览现场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由大陆几经辗转运至香港，其中不乏上述清宫流散之文物、体系完备之专藏。欧美、日本文物商闻风而来，意欲大肆收购文物。文物“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的情景极有可能再度出现。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进出境审查制度，迅速扭转了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抢救流散文物：宝礼堂藏书回归、回购“二希”
宝礼堂是上海藏书家潘宗周的藏书室。潘宗周曾从袁克文手中，购得宋版《礼记正义》，十分珍重，将其居所命名为宝礼堂。潘宗周去世后，藏书为其子潘世兹继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潘世兹惟恐藏书遭受劫难，遂设法将宝礼堂藏书运到香港，存在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内。1951年，潘世兹给郑振铎写信，将宝礼堂藏书捐献给国家。经过慎重研究，郑振铎将此事委托给徐伯郊，请他在香港协助处理，确保这批珍贵古籍顺利运回大陆。经多番协调，宝礼堂藏书终于在1951年冬天运抵上海，1952年年初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礼记正义》（再造善本），影印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唐女郎鱼玄机诗》（再造善本），影印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1949年之后，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将本书捐于北京图书馆。
民国时，“三希”中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落入瓷器商人郭葆昌手中。郭葆昌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继承。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辗转各地，最终定居香港。1951年10月，中国政府得到消息，“二希”可能流失国外。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南下组织回购，并联合金融界的力量，派徐伯郊、胡惠春等与郭氏交涉，终于，在这一年11月底完成交接，并于12月运抵北京。“二希”由此重回故宫。
王献之《中秋帖》（局部）
王珣《伯远帖》(局部)
为了购回“二希”，周恩来总理特批50万港币，约相当于8.75万美元。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家外汇储备为五十年代最低值，仅0.45亿美元。“二希”的购买经费约占本年外汇储备的2‰。若以当时大陆物价计算，约可购买230万斤大米。
周恩来关于同意购会《中秋帖》《伯远帖》给马叙伦、王冶秋、马衡等的函
周恩来关于同意购会《中秋帖》《伯远帖》给马叙伦、王冶秋、马衡等的函，全文如下：
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薄副主任、南行长：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运入国境后拨还。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周恩来总理指示（1951年11月5日）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清 梁诗正编
大规模的文物回购开始
“二希”回购任务完成后，使得中央政府筹划开展更大规模的文物回购。不久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根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启动香港文物回购任务。由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组织领导，王冶秋、张珩、王毅、徐森玉参与，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承担联络协调工作。
香港方面主要由徐伯郊等人出面奔走、办理手续，胡惠春、陈君葆等从旁协助。并经不断探索完善工作方法与机制，后于1953年春组织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由徐伯郊、沈镛、温康兰三人组成。
郑振铎的书信中尤与徐伯郊往来的书信关涉内容更为重大，且书信往来频繁。徐伯郊为著名文物鉴定家徐森玉长子，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负责人。沈镛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曾参加1951年“二希”回购工作。温康兰是著名侨商，抗战胜利后在港开展统战工作。
“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收购目标最初以书画为主，尤其是溥仪携带出宫、历经辗转的“东北货”。工作中则根据轻重缓急，设定阶段目标。后又从优先抢救“易损”“易散”文物的原则出发，扩大回购范围，将陈清华郇斋藏书、陈仁涛藏古钱币等列作专项，进行整体收购。
郑振铎致徐伯郊的信
郑振铎在致徐伯郊的信中谈及“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并提出收购文物的总体原则：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
（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
（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2年9月6日）
以下为郑振铎在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 ，论及《五牛图》《采薇图》《西园雅集》等。
郑振铎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图
郑振铎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图
郑振铎在致徐伯郊信札，商议哪些文物可以收，哪些可以不收，以及该有谁出面收，价格多少合理等等。
郑振铎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图
郑振铎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图
记者由郑振铎的这批书信中梳理出部分往来信札内容，从中可见“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工作。其中很多内容点出当时的文物工作者对于文物价值的判断、以及在收购的过程中是如何辗转经营。
（徐）伯郊兄已到沪否？也许他已北上。见到他时，请转告他一声：郭家的“一希”（按：“一希”当为“二希”之误），总要设法买下的。不知道他能否和胡惠春商量一下：在本年内由郭氏先向债主接洽，转期三个月或半年；或请一位有钱的朋友，先行赎出，由我们在明年购买，加些利息给他。因为今年之内，恐怕难于弄到“钱”买这“一希”了。
——郑振铎致刘哲民信（1951年10月31日）
“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
——郑振铎致刘哲民信（1951年12月13日）
先生奔走沪穗，为人民得到了“二希”，诚旷古之盛举也。香港方面，名绘法书尚多，当徐徐图之。闻张大千曾登报欲售去“潇湘”（按：即董源《潇湘图》），与伯郊兄商酌，拟请其即日赴港，办理此事。若能与顾闳中一卷（按：即《韩熙载夜宴图》）并得之，则“五代宋初”之画，可得而论之矣。
——郑振铎致徐森玉信（1952年2月14日）
所有在港要收购的文物，请统计一下，共有若干件，共需多少款？并请分别“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请求外汇。（在年内可成交的有多少件？需多少钱？）因外汇手续甚烦，数目多少倒无关系也。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2年8月25日）
宋元书画是流散香港文物收购的主要目标。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指导下，徐伯郊等人既与在港收藏家王南屏、陈仁涛等人洽商，又以香港为窗口与远在欧美的卢芹斋、张大千、王季迁、王徵（文伯）等收藏家联系，同时留心香港等地市场中出现的古画线索，深入追踪。多管齐下，锲而不舍，力争让流落海外的书画珍品重回故土。
回港后，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在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够努力一下也。《晋文公复国图》及卢芹斋之所藏，均盼能够回国来。此事甚为重要，且须机密。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2年8月25日）
王文伯、王季迁之物，均绝佳，可收，且必要收。能谈价否？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2年12月23日）
王南屏的信已见到了，可以照他的意见办。但明画能多争取为上策。李唐、马远必须购下。王季迁的东西有办法购致否？卢芹斋处的《张萱唐后行从图》有办法得到否？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
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重要，均可暂时不收。一年半载，也不能收得尽。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
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4月28日）
徐伯郊致王毅信商议收购四禽图
徐伯郊致王毅信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要面临许多困难。采访洽商千头万绪，文物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文物商的竞争、复杂政治形势的影响等多重考验。这不仅需要眼光与识见，更需要策略与智慧。参与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的焦灼叹息、坚守执着，也流露于信札的字里行间。
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务望继续努力，不怕麻烦，为人民服务，必应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烦的事。不遇到困难，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难，越能增加考验的机会，越可增强信心也。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
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2年12月30日）
在香港做事实在不像国内，一切全很困难，以后更当十分机密，十分小心慎重，并与朱市长更多的联系。我这一次与国家做事，完全抱了必胜的决心，多争取一件东西，觉得多与国家做了一件事。至于个人的事，现在全不计在心里，这一点我想您是可以信任的。
——徐伯郊致郑振铎信（1953年1月10日）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谈及：功在国家，不仅我们感激你而已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开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声。随着几宗大的收购顺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迹大多已有归属，在香港大规模的文物收购工作，由此暂告段落。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让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物回到大陆，这其中既有书画名品，如唐韩滉《五牛图》、五代时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南唐董源《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南宋李唐《采薇图》、南宋马远《踏歌图》、元王蒙《西郊草堂图》、元倪瓒《竹枝图》等；也有宋元善本、名抄稿本，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宋拓《神策军碑》《蜀石经》、宋刻《周易正义》《荀子》《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渭南文集》《文选》、元刻《故唐律疏议》《梦溪笔谈》、汲古阁影宋钞本《小学五书》《鲍氏集》、黄丕烈跋《汉书》《管子注》《白氏文集》等等，其中不乏海内孤本。可谓星汉灿烂、洋洋大观。这批珍品如今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多家公藏单位。
唐代 韩滉《五牛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社会各界人士对流散海外文物的关注并没有结束。1958年盛懋《秋江待渡图》入藏故宫博物院，1960年《资治通鉴》手稿入藏北京图书馆，1965年陈清华第二批善本（二十五种）入藏北京图书馆，等等，都是当年香港文物回购工作留下的余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