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德 | 谈刘墉的书法

2019-12-25 09:33:20 来源:网络 点击:

        帖学自北宋沿行至清代,似乎难以翻出新意,加上康熙喜董、乾隆爱赵,于是赵、董之书,一时风靡天下,陈陈相因,千人一面。故乾隆之设,一些书法家穷则思变,江湖上有金农、郑燮之辈,而廊庙上则要数刘墉了。由于求新变而异众,故自然会遭到苛刻的议论。当时有人认为刘墉的字“如枯禅人定”,笑他抛却前人的长处,一门心思写自己一路。广为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乾嘉间在北京谈到书法,都推重翁方纲和刘墉两家。戈源是翁方纲之婿,又是刘墉的门人,一次拿了刘的字去见翁,翁就说:“去问你老师,哪一笔是古人的?”戈源将这话告诉了刘墉,刘就说:“我是自己写自己的字,去问你岳父,他有哪一笔是自己的。“当时无论是物议还是自述都说明刘墉在书法上是刻意新变,摆脱前人的束缚来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的。
 

 
        刘墉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干嘉庆九年(1804),享年八十六。字崇如,号石庵、木庵、青原、东武、香岩、助斋、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乾隆辛未(1751)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溢文清。关于刘墉的书法渊源,前人众说纷纭。有说他早年从赵体人手,也有说是学习董其昌。中年以后兼取苏字之丰腴,脱出窠臼,自成一家。誉之者谓其直人魏晋堂澳,得力于锤既。亦有谓其集帖学之大成。包世臣更在《艺舟双棋》,扣称其“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盖山东多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之所以过华亭也。若说刘墉初学赵、董,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必由之路。其字丰腴.多用很笔,确近乎苏。古人取法以高古相尚,帖学派以晋为源泉,故刘墉出人魏晋亦理所当然。据说刘墉晚年,包世臣曾渴见过他,评古论今时,刘墉要包世臣评他的书法,包以为是得法于奄其昌,刘墉觉得这是把他给看低了,自认为其字以拙取性,是继承的钟繇。而包世臣则辩说一番,指出钟繇除《乙瑛》、《受禅》二八分书碑外,无可信的书迹流传(二碑其实亦非钟繇所书),难道愿惫承认自己是继承伪迹的吗?刘墉未再接口。因此讲自己是继承钟繇,也只是古人一贯采用的“托古”之说而已,至于说刘墉晚年稍得北碑余绪,即便胜董,这是包世臣为其推尊北碑张本。其时碑学未兴,文人学者皆以北碑狠恶拙陋而不屑顾,刘墉当时望高位尊,且已年迈力衰,是断不会再去学习北碑的。
 
        对于刘墉的书法,确实值得作一番分析研究。书家往往借助于独特的书法用具,来出色地表现其独特风格。这一点,古人论书很少谈及,其实关系至大。乾隆间已开始盛行起生宣纸和长锋羊毫,而刘墉却常用紫毫笔,爱于蜡笺、高丽纸等极光滑的纸上写字。古人认为:“若书虚纸,用强毫;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磋跌不人。”这种保守的经验在乾嘉时被完全打破了。长锋羊毫和生宣是弱笔虚纸,当时为许多书家所习用,并一直风行至今。。而刘墉却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强笔强纸,这是犯书写之忌的,因这样最会使笔画单薄而多棱角,锋芒外露,僵硬无韵。而刘墉用笔蔽极饱极浓的墨来书写,这样在光的纸上就不至于放纵无归。笔着纸逆蹴藏锋,能使“筋力尽于画中”,沉着内敛,含浑厚重,故绝无一般用强笔强纸写字常见的毛病。因墨重字黑,庄严而端详,望之有庙堂气象,故时称“浓墨宰相”,非仅以刘墉身居台阁之谓也。
 
        刘墉爱用蜡笺和高丽笺,固然因这些纸华丽精致,光洁可爱,若用当时流行的生宣,墨过饱则濡晕,过浓则滞涩,故取纸平滑不吸墨,这是其根本的原因。他用笔中最健的紫毫来写字,是为了借助其弹力.在提按运转时形成笔画间粗细变化的极大反差,按笔顿驻,团若浓云.提笔萦带,飘若游丝。故字虽丰腆,而不痴肥,笔锋起收洁净,蕴蓄而不乏姿态,试使用软笔书写,或成墨猪矣。他在章法上也是颇具用心的,行距宽阔,字与字间隔较远.极少联绵牵合。这种疏朗的布白,有助于减少墨气,而增其古淡虚寂的意境,无疑是吸取了策其昌的章法特色,这比当时一些仅得奄字皮相的书家要高明得多,所以陈希祖认为:“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
 
        从《唐人写经跋》可以看到刘墉使笔墨纸三者相发和对它们驾驭之纯熟已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其落款为“石庵学人”,铃有“日观峰道人”一印,未题年月。刘墉的字早年深受赵、董影响,秀润妍媚.中年以后笔力雄健,气势逼人,而晚年则炉火纯青,归于平淡。此作似为晚年所书。传说刘墉有三位姬妾皆能代笔,可以乱真,晚年书代笔尤多。仅署名“石庵,二字,而铃以长垂脚篆文“石庵”印的都是代笔书。此题跋行中带草,使转起倒,随笔翻滚,信手而成,但觉力苍气厚,神味隽永,虽非精意之作.却更见浑朴而有天趣。
 

 
        刘墉的书法有着强烈的个性和特色,这在清代碑学未兴前.书家中是极为突出的.但是个性和特色中往往总会蕴含着习气。钱泳《履园丛话》中记有当时几位前辈书家相互嘲讽的事:“文清(刘墉)笑侍讲(梁同书)为灶下老牌,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王文治)笑两公(刘墉、梁同书),两公亦笑太守。”刘墉在用笔上大起大落,颇有创新,钱泳以为这是“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其实这恰是刘墉变化前人之处。但是由于按笔、顿驻时太粗肥,加上墨浓,虽在布白上以疏空救之,还是觉得黑气迫人.故有“滕公佳城”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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