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笔势论》

 

        “势”是书法美学的重要范畴。历代书家对“势”都有探索和研究，并留下了连篇累牍的精彩论述。作为“书圣”的王羲之对“势”更为重视，他认为这是学书的妙诀。对于“书性过人”倍加钟爱的王子敬即王献之，虽未亲教，却著述《笔势论》视为“家宝家珍”，反复叮嘱子敬，“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并称“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足见其已珍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羲之的《笔势论》对“势”作出了自己的规定，概言之，即“规矩”。为什么这样理解呢？其一，他在《笔势论》序中说，因王献之虽“书性过人”，但仍“未闲规矩”，才述《笔势论》以开其悟。其二，他在《笔势论》序中又说：“凡斯字势，犹有十二章，章有指归，定其模楷，详其舛谬”，“指归”“模楷”者，亦规矩也。其三，对《笔势论》归纳为：“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从他本人对著述《笔势论》的目的、内容和材料来源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笔势论》中的“势”，就是“规矩”的代用语。然而这个代用语用得极妙，恰恰是“规矩”的深化和升华。因为“规矩”是静态的，往往表示严格和不可逾越，但板滞、僵死；而“势”是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化的，可表达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内涵。因此，“势”更能体现“规矩”的源流和发展趋向，更能恰当地反映书体、笔法演变的过程及变化中的本来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势”比“规矩”准确得多。

 

        这也可以从王羲之的以下论述中得到证实。他在总结当时流行书风时说：“或变体处多，罕臻其本；转笔处众，莫识其源。悬针垂露之踪，难以体制；扬波腾气之势，足可迷人。故辨其所由，堪愈膏肓之疾。”他指出，失“本”断“源”、无“体制”等弊端，只有“辨其所由”，才能治好。他的本意是否可以理解为，无论是书体的变迁，还是行笔的变化，都是书法前进过程中的必然。变是进步、是“势”所趋；但变不是随意杜撰，而是要有“本”有“源”、有“体制”，换言之，即有“规矩”，或叫有规律。这种“规矩”和规律，就是“势”。王羲之告诉子敬，掌握了“势”，“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

 

        王羲之的精辟之论，是他在从书数十年“研精覃思”的结晶，也是继承前人的成果。如索靖的《草书势》就曾指出：“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汉代赵壹，虽对草书进行非难，但也强调“草本易而速”，称赞其“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也是说要讲究源和流。演变要有道理、守规矩、体现渐变过程。在书法史上，书体、字形、笔画的变化，也是循着这一过程沿革至今的。如常见的“黄”和“风”字，其渐变的形态和遵循“规矩”的变，就是“势”，体现书法发展的走向和趋势。这样的变化，涉及到字体、字形、笔画的构成、发生顺序和行笔的方位、方向，是由书法名家在创作实践中为艺术美的需要创造出来，后经众多书家的实践验证符合书法艺术的运笔规律约定而成的，有一种“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内在力量。这就是“势”的涵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书法的发展中有“尚势”说，也有的书评家认为，当今时代的书法特点即“尚势”。人们往往把“尚势”理解为注重篇幅的宏大、注重运笔的气势、注重字形乃至构图的张力。这与王羲之《笔势论》中“势”的涵义小有联系而大有差异。而那种剑拔弩张、霸悍焦躁之气，与王羲之讲的“势”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志于攀登书艺高峰的人，要想把握好书法美学意义上的“势”，还是要到古代书法名家，尤其是“书圣”王羲之那里去溯“源”找“本”。

 

二、循序渐进的“五遍”创临尺度
 

        王羲之《笔势论》共十二章。他把“创临”章列为第一。他认为创临是学书的起点，也是成为书家的必由之路。他以此作为“家宝家珍”秘传给儿子子敬，以“开汝之悟”。后来，王献之不负父望，成为与王羲之比肩的书法家。由此可知，坚持创临，一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书的人们有个共识，要成为名书家，大抵具备三个要素，即悟性、功力和学识。此三要素均与创临有密切联系。悟性不是凭空而生，是创临过程中激发灵感，豁然有所发现的认识上的飞跃。功力是在反复创临中熟能生巧地运用技法。学识包括书内和书外，书内部分有的就来源于创临。当然，功力是与创临联系最紧密的。创临是获取功力的决定性因素，也可以说，不坚持数年的创临就无功力可言。传说古人习书退笔如冢，临池尽墨，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志于成为书家的人，必须在创临上下苦功夫、笨功夫、真功夫。

 

        王羲之不仅明确创临在学书过程中的地位，而且总结出创临的尺度，即他的“五遍”说。他说：“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这是说从摆好结构，到初有形体和字势，到与临摹本体近似，到有骨肉筋脉，到神采的升华，不同的遍数，要达到不同的标准方可收手。这些不同的递进提升的标准，是学书循序渐进的过程。

 

        王羲之强调习书过程中的创临，既要创，又必须临。临是创的基础，创是临的归宿，二者不可偏废。这对当今习书者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如今的习书人群中，有些临有余，创不足，即习书多年，遍临古代诸家和当代部分名家，但始终囿于临摹对象，没有自己的面貌，这是把书临死了，缺乏创新意识，失去了艺术的灵魂。但更多的是临不足，创有余，即还没达到王羲之所要求的创临尺度，基本技法、基本法度尚未掌握，便天马行空随意创造，其结果作品或是自由体，或是纰谬百出，或是谁也不认识，主要是浮躁和功利主义太强所致。现在手机已很普及，许多人记事、写文章、互通信息只按键，不用手写；即使用手书写也通行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只有有意习书的人才专操笔墨。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习练的总体时间比毛笔为唯一书写工具的年代少得多，习书者就更应自觉地挤时间、下功夫临碑、临帖；否则，浅尝辄止、稍进即满，很难取得成就。

 

        王羲之从自身的书法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创临在书艺长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仅提出创临“五遍”尺度，并告诫王献之，“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也正因为王献之谨遵父训，创临不辍，才在中国书法史上与“书圣”王羲之同辉。

 

王献之书《鸭头丸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