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
2019-12-03 13:36:37 来源：网络 点击：
好太王是高句丽王朝第十九代王，全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建于公元四一四年，碑身是角砾凝灰巖，风化严重，常年剥落。『国冈上』为埋葬地点，现在吉林省集安市九华里太王公社大碑街，大型阶坛积石墓，属于高句丽国内城遗址，当时的王都。从公元三年，儒留王（琉璃王）迁都国内城起，直到好太王之世，这里一直是高句丽的政治中心。唐代贾耽的《道里记》记载这里曾是高句丽王都，是当时渤海朝贡道上的一个重要经点。
好太王碑清末民初原始面貌
王健群先生縂结：碑文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高句丽建国的由来传说，邹牟王、儒留王、大朱留王祖孙三代王位的承袭，并简述好太王的形状；第二部分，记好太王征碑丽，伐百济，救新罗，败倭寇，征东扶余等事实，以及战胜所获城池村落和生口；第三部分，是根据好太王『存时教言』，对好好太王墓守墓烟户的来源、家数作了详细记载。好太王为上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并制定了对守墓烟户『不得更相转卖』的制度。目前大多数学者沿用早期研究成果，认为守墓烟户的身份是奴隶，其实应为城民（国烟）和谷民（看烟）两种的农奴，概念不一样的。
晩清时任职奉天府军粮署同知的王志修作有《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将此文作为范文向当时与试者宣读，其中有『稽古名不录欧赵，访碑近未逢孙黄。』一句来形容好太王碑的传奇存在，『欧、赵、孙、黄』都是著名金石学者，以稽古访碑著称，分别著作有《集古录》、《金石録》、《寰宇访碑录》、《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但这些著作中都没有收录好太王碑。原因是从金代开始，高句丽故都失去记载，逐渐被世人遗忘。清代康熙年间，为了保护满族祖先的发祥地，将长白山一带划为封禁之地，任何人不得越边到这里垦殖，违者重罚，使得这一带更加荒僻。直到光绪初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前后，才被中国少数金石学家所发现并讨论研究，明确了这块巨大石刻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墓碑。
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书影
清末金石学家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里记载了，他朋友戴奎甫告诉他是光绪元年发现此碑，戴奎甫曾到集安查学，在开荒东边荒地时发现此碑。《辽东文献征略》里有一篇重要文献——谈国桓的札记，谈国桓曾任清末任奉天（沈阳）税捐总局局长，他说他得到一张好太王碑的拓本，这个拓本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朋友送给他的，这个人叫关月山，资料不多，当时怀仁县设治委员叫章樾，关月山是章樾的幕僚，喜好金石，可以自行拓碑，公余之暇寻访古迹，便发现了好太王碑，不过『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碑石上全是苔藓，仅手拓数字。谈国桓说当时并没看到全本拓本，因为『以碑高二丈余，宽六尺强，非筑层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这次记载非常珍贵，不仅记录了最早发现的时间，具体情况也很清晰，第一次公布了石碑的尺寸，记录下了好太王碑最初的拓本版本，这也是数字拓本的面世，轰动了金石界。章樾从关月山处得知好太王碑的情况后，下令清除碑面上的苔藓，这时开始出现第一批拓碑的拓工，王志修（令下属传拓）、李大龙（京师碑贾，善拓，也有记载名为李云从。）、初天富（职业拓工，后人继承拓碑工作至一九四九年后。）谈国桓札记里还写到谈国桓的父亲谈广庆，受人所托，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以后，曾两次派人到桓仁拓碑，得拓本六本。谈家藏有自拓光绪十三年精装拓本。这时拓本的完整度和尺寸开始扩大，不过烧苔藓时，因为火旺而使碑石出现裂隙，并崩裂小块碑石。
一九二七年集安工商各界集資修建好太王碑碑亭
李大龙是碑贾，远途拓碑一定有利可图，他的雇主就是京师最早得到碑拓的潘祖荫，据说带着粮食在集安住了很长时间，『历尽艰险得五十本』（张延厚跋语，张祖翼之子 ）。潘祖荫亲自研究以外，还委托叶昌炽进行考释，此时的拓本都是散页，拓工没有辨识能力，顺序混乱，字迹模糊，拓工还进行了描摹处理，即双勾添墨拓本。吴大澂收藏的拓本也是同类，是从陈士芸手中获得（见《皇华纪程》）。罗振玉的《俑庐日札》和《满洲金石志》序中都有李大龙拓碑的记载。遗憾的是李大龙二度前往拓碑不久后，潘祖荫便逝世，这位藏拓第一人并未成为第一位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
一九二八年好太碑碑亭建成，一九七六年秋，碑亭拆除
王志修除了之前提到的《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同时还写了《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考》，是一部实地考察的详实著作。在王之前，还有丁少山曾进行考证，但未完成文章，所以王志修的这两篇详实的文章成为最早的研究成果。可惜他生逢乱世，文章只在当地传播，又官属末品，故不为人所知。王志修将自己的文章给他的一位同族长辈王懿荣看过，王懿荣是金石学家，收藏有好太王碑墓砖，王懿荣又将这两篇文章给郑文焯看过，郑文焯开始关注好太王碑便是这时开始的。郑文焯自述也得到好太王碑拓本，我藏有一册郑文焯着《高丽国永乐太王碑释文纂考》，光绪二十六年经注经斋刊行，费资刊行可见当时对此作的重视。虽然郑氏考证的结论现在大都有新证，但因郑文焯深通音韵词章，有他独到的关注点，他认为好太王碑文『铭词无均（韵），文义简絜疏宕，叙事处有类范史之笔』，从文学家角度作出了评价，推崇为辽东第一古碑。我还见过郑文焯题跋的好太王碑墓砖拓本，不下五份，都是数次考释题跋，足见其对好太王的关注和喜爱。
罗振玉像
而对好太王碑带来的史实价値，考证最有贡献是陆心源和罗振玉。陆心源并没有专著刊行，只有题跋文字流传，跋文主要对比《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注中所引《魏略》、《魏书》、《隋书》、《文献通考》、《东国通鉴》等书，考订东明建国传说。又引《三国史记》，高句丽谈德谥号广开土王，认为此碑应题为《高句丽广开土王谈德纪勋碑》，这是重要的一次考证确认，为同时人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讨论信息。罗振玉关于好太王碑的考证主要收入在《俑庐日札》和《唐风楼碑录》。因罗振玉有非常活跃的收藏活动，故而看到的拓本版本和机会都多于同辈，不过他对碑文的考释是以郑文焯的研究为基础，刊正郑氏误释处八十多字（亦有误刊正者），并且将好太王碑的建立年代定位东晋义熙十年（开始罗氏认可陆心源说，后又推翻。），虽然在此前有王志修、荣禧等先持此说，但就考证文字来看，罗振玉的考证最为详实，远超前说。在陆心源定名基础上又认定好太王碑中『国罡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即是『广开土王』，依据《长数》考其干支，认定其在位二十二年。除此之外，罗振玉不单局限于一碑一石的研究，还用心收集集安出土的其他高句丽文献，对高句丽的历史学有推动作用，这种整体研究的思想值得后辈学者人人继承和发扬，比如集安还出土了『晋高句丽率善仟长』和『晋句丽率善佰长』两方古印，可知高句丽基础组织为什伍制度，带有军政合一的特色。正是罗振玉对学术的态度和推广热情，他的学生容庚也得真传，才有这套拓本复印件的因缘，其中原委可看吴瑾先生的前言。
我曾问过日本碑帖版本学家伊藤滋先生，他告诉我好太王碑的研究在日本十分火热，并分享了一些知识和信息，我随着其引导，对日本的研究情况做了大概了解。最早是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日本酒匂景信将双勾添墨本带至日本，引起轰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组织青江秀、横井忠直等人进行解读。五年后，日本《会余录》第五集首次刊登《高句丽古碑文》、《高句丽碑出土记》，横井忠直的《高句丽古碑考》和《高句丽碑释文》。之后日本菅政友在《史学会杂志》发表《高丽好太王碑铭考》，三宅米吉在《考古学会杂志》发表《高句丽古碑考》。到过集安实地考察的有鸟居龙藏（法国汉学家沙畹应该从日本了解到消息，比鸟居龙藏晩三年也到达集安考察）、关野贞、今西龙、黑板胜美、滨田耕作、池内宏、藤田亮策、梅原末治、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而且部分日本汉学家在中国考察时带有当时高级的摄影设备，应该在日本还存有好太王碑优质的历史照片，可惜我未能目睹。日本早期对好太王碑研究者都有明显的『皇国史观』，把当时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以及高句丽，都看作日本的臣民，以致大部分学者都将精力放在日本侵征朝鲜半岛这件事上。严重后果是出现权滕成卿伪造《南渊书》，以学术方式企图达到政治目的。
一九八二年新修碑亭
现状全景
早期学者对好太王碑的研究情况大致如此，希望更多人关注和参与研究，以学术为恒心，留下更多的史实成果。还有一部分对好太碑关注极高的群体，就是书法家，在吴瑾先生的前言里大略提到一些书法家的评论，因为其字体古朴，充满意趣。而至当代，越来越多的书法从业人员关注好太王碑，如此盛景，对于早期拓本的呈现、传承和对碑石的保护是如今的一个大问题。为了防止风雨侵蚀碑石，一九二七年，刘天成等人募捐修建碑亭，于一九二八年建成。一九六五年，国家文物部门派技术人员对碑体进行了化学封护。一九七六年秋，因碑亭长久失修，为防止发生事故，将碑亭拆除。一九七七年进行了第二次化学封护。一九八二年，当地政府扩大了遗址保护区，重建大面积围墙，同时重修碑亭，便是现在看到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