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 | 徐正濂——楹联书法谈
2019-11-29 10:37:05 来源：网络 点击：
徐正濂，号楚三，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2年师从著名书法篆刻家钱君匋。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楹联也叫对联，对称是楹联必有之义。这种对称并不简单就是左一条右一条的形式，还须在文字书写的章法、轻重、大小、粗细、浓淡、繁简等等方面有所考虑有所经营。也就是说，左右两条在书写上要具备一定的整体相同性。明清以来的楹联书法，这种对称性是把握得非常严谨的。左宗棠、林则徐、李鸿章等等的楹联作品，都是对称的经典。只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书风，楹联书法既然是书法形式之一，则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书风的影响。因此，参差、错落、对比、奇正等等，当代书法强化多种矛盾冲突的表现如果完全没有波及楹联创作，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如果今天的楹联书写者继续左宗棠、林则徐、李鸿章的套路，无疑要被时代OUT。但是我又觉得，不管怎样的与时俱进，楹联书法的对称性恐怕是不能变易的。虽然今天这种对称性会表现得更复杂更变幻，但对称依然存在，依然重要，依然必须。在楹联书法的创作中，对称是绝对的、整体的，不对称则是相对的、局部的。或可以说，完全的对称就没有“时代”，但完全的不对称就没有楹联了。
一般来说，楹联形式的创作要比中堂、条幅、斗方、手卷等等的创作更难。难点在于字少，一般上下联也就十几个字，只要一字写坏了，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被看得太明白。不象字多的作品，比如全篇诸葛亮《出师表》，几千个行草，写坏几个字，读者大多没有反扒队员的眼光，能在群体中察觉细微的破绽。其次，楹联就左右两条，章法上能发挥的余地太小，当代行草书创作上用于行间字距的变化手段，在楹联创作上的腾挪空间很有限。当然，您可以说，我写楷书啊，干嘛一定要有什么行间字距的变化？但是那又回到左宗棠、林则徐、李鸿章的老路上去了。因此可以说，楹联书法本来就比其他书法形式难，而要体现时代书风，楹联书法就更难了。
以书体言，楹联书法用的最多是楷书、行书，其次是隶书、篆书。这并不偶然，乃是由楹联书法字少、对称、章法变化小的特征所决定的。当代书法发展最有成就的草书特别是狂草，相对而言就不是太适合楹联创作。狂草书的强项就在于纵横捭阖、参差错落，轻重、粗细、浓淡、枯湿、大小、奇正等等多种矛盾的强化表现。而楹联书法少字数、对称性、章法单一的特点恰恰限制了狂草书的发挥，二者很难统一于一体，很难双赢，不是你死就是我伤。前些时在《书法报》上读到李双阳老师的专版，那幅四屏条的大草写得烟云变幻、气势磅礴，非常精彩。另一副草书楹联以狂草书的审美标准衡量，也是无可挑剔；但是以楹联的标准衡量，似乎就过于跳荡激越，似乎未能凸显楹联书法的个性特征，似乎就是条幅草书简单移植到楹联形式上。二者之相搏，书法活了，楹联伤了。于右任是书法大师，平生写联无数，其中不乏使用“标准草书”的，但我觉得整体效果并不如他的行书对联，行书联那种宽博大气，不是他的草书联可以比拟的。不必说李双阳老师，不必说于右任大师，如果唐朝就有楹联形式，就算请出“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怀素上人操刀，就那么左右两条，我相信效果也不会好过于手卷形式的《自叙帖》的。所以说，楹联创作决不是草书的禁地，但恐怕可以说是草书尤其是狂草的短板。
款书是楹联正文的补充，写得好锦上添花，写得不好功亏一篑。听说中国书协培训班上课，曾有某老师说，王羲之《圣教序》是写款的最好范本，《圣教序》写好了，落款就不愁了。有人觉得绝对了，我则以为不无道理。我惭愧不会写《圣教序》，但反正是掺乎，屌丝无畏，就不揣谫陋也说几句。窃以为楹联的款文宜短不宜长，如果联语本身已经八字十字十四字了，落款再写上许多，上下左右都没有空间，恐怕视觉效果就不会好。如果联语短，不妨款文略长，但是也要适度，要主次分明。如果释文、出处、作者心情、天气状况、周围环境、妻贤子孝、红袖添香等等等等发挥上一大堆，那就喧宾夺主了。主次分明不但要表现在书写内容上，也要表现在书写形式上。就是说，正文不妨浓墨大笔，落款则宜淡雅轻细。必须承认，《圣教序》确是落款的好字体，而拙重的颜真卿体比如《大字麻姑仙坛》、《东方先生画赞》等类型，恐怕倒是不太适宜为楹联落款的。或问，我只写轻淡雅驯一路，难道就不适合写楹联正文了吗？非也，主次分明是相对而言，相对于正文和落款的关系而言的。您写粗重雄浑一路的字，可以落轻淡一些的款，有对比效果，也可以落粗重一路的款，整体统一，但不宜写得比正文更粗重；您写轻淡雅驯一路的字，就适宜落轻淡雅驯的款，却不适宜落粗重之款。戏言之，“浓墨宰相”刘墉写楹联，可以自己落款，也不妨请王文治落款；“淡墨探花”王文治写楹联，却决计不能请刘墉落款。总之，款文是秘书，要收敛，正文才是领导，款文以不比正文在视觉上更强烈才妥当。
联语写多少字为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楹联以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十言为多，其实已经说明楹联书写以五言到十言最具有表现力。三字联四字联文字太少，往往需要长篇的款文来补充点缀，对于笔者这样不擅《圣教序》的作者来说，就是裸奔的时候了。十言以上的长联，作一列排下来，章法上很难到好处。就算用“龙门对”的形式，两列一长一短，必须落在一个水平线上，又不免太整齐太对称，就有违时代书法的审美精神了。至于作三列四列安排的，其实已近似两个条幅，去楹联的本意已远。几十字乃至数百字的长联，之所以有流传千古的——比如昆明大观楼的180字长联，都是因为它们的文学价值或者历史意义，鲜有因为它们的书写艺术效果的。
说到楹联的文学价值，似还可以多掺乎几句。自书法失去大部分实用性，成为纯艺术形式以后，便生成有关书写内容的争议。当代有些作者认为，书法已是线条和墨象表现的纯视觉艺术形式，书写内容便与艺术价值无关。这个观点在前两年胡抗美、沃兴华书法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书法管理层并不同意。如果说可以赌输赢，笔者倒愿意押在胡、沃一边。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楹联书法，我倒又犹豫起来。楹联书法区区十几个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基本上是因为内容，倒不是因为书写。内容或雅驯或诙谐，或深刻或沉痛，如果完全摈弃这方面的考虑，甚至摈弃楹联的对仗、平仄等等的格律要求，那么没有疑问，技术难度下降，艺术品位也是难以保证的。所以，至少在楹联书法上，看来还是需要维持一定的文学性和规则性。
然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楹联文化是建立在诗歌文化的基础上的，古典诗歌既已式微，生存土壤既已贫瘠甚至污染，要求今天的多数书法作者撰写出有意味的联语已难，因此大家抄写古人联语已是无奈的必然，笔者也并未例外。设或您心有不甘，则古人还有集联一法，即将前人的名句集成对联，似也可以仿效。比如“尘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就是分别集李贺和苏轼的句子；“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则是集苏轼和陆游的句子而成。明朝左光斗的名联“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今人书写者多多。我曾将下联妄改为“诗酒一张琴”，则是为书写效果考虑，或许聊胜于抄吧，不知元芳怎么看。至于为前人添句而成联，例子就更多了。陶渊明诗句“云鹤有奇翼”，后人有添句“神鸾调玉音”的，也有添句“飞鸿响远音”的；刘炳森先生则添写过“海鸥无世情”。我又要胡说了：上联是“云鹤”，下联对“神鸾”、“飞鸿”、“海鸥”，虽然都可以，但和上联一样都是飞禽，按对联的要求就不算高明。窃以为上联既写飞禽，下联可对走兽，遂为添句“老牛无色心”。云鹤有奇翼，老牛无色心。对得还算工整，但憾于写不好，盖“老牛无色心”五个都是独体字，难有书写效果；且“云鹤有奇翼”笔画繁多，“老牛无色心”笔画稀少，更有伤楹联之对称性也，试过几次写不好，遂作罢呵呵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