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 | 这个竹简的记载中,汉代的鸟都要讲气节

2019-11-05 15:39:37 来源:网络 点击:


西汉竹简神乌傅(赋)
长 2 2 厘米,宽 0.9 厘米。
1993 年3月出土于连云港尹湾汉墓,
六号墓,编号114至133,
是一篇存664字的《神乌赋》。
据同墓所出木牍上面的明确纪年,
可知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
从尹湾汉墓中共出土简牍157件,
所载汉字约4万。
 
 
 
故事大意

 
 
雌、雄二乌阳春三月在官府前面的高树上筑巢,
巢未筑好,
遇到盗鸟来偷窃。
雌乌与盗鸟由论理争辩至于搏斗。
雌乌被盗鸟击伤,
冤屈难伸,求助无门,遂断然求死,
而雄乌也决心殉情。
雌乌不同意,要求它迅速逃走,
将来再婚,并希望后母能照顾好儿子,
说完便自杀了。
雄乌大哀。
无可奈何,终于远离家园,高翔而去。
 
 
        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但流传于今,据近年整理出版的《全汉赋》,完篇或基本完整的,数不过百。根据这些传世的篇章,研究者将汉赋大别作三,即骚赋、文赋、俳谐体赋。骚赋淡藻扬葩,为楚声之遗绪。文赋抵掌而谈,弥纶群言,被纵横家流风,以客主问答为结构形式,发展为代表了汉赋基本风格的骋辞大赋。赋之宫廷化、文人化,即完成于此。有学者特别指出,“赋在屈原、荀况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在赋史上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赋的文人化与宫廷化了。“
 


        划归第三类的作品,似乎只有宫廷赋家王褒的《僮约》和《责鬓髯奴辞》两篇。《僮约》虽然旨在惩戒悍仆,却如同《诗·幽风·七月》,以浅白之语,细述家谱四季劳作,“铺排而出以疏野,特诙诡有奇趣”。今《神乌赋》的发现,却昭示了赋史上的另一面,即赋之宫廷化、文人化的同时,它的远源也并未枯竭,而是一道长流,萦回曲折,绵延至唐;则文人的俳谐体赋,亦其来有自业。
 
 





        《神乌傅》为叙事体,大致整齐的四言句式,押了大致整齐的韵,文字浅近,很少奇字怪字,不是堆垛之形容与铺排,又化经义为文辞,朴野中见儒雅;由哀怨而愤激,温淳中见风力。雌乌的临终之言,凄清婉切;雄乌德哀哀呼号,沉郁悲凉。置于汉赋中,此篇不算长,却又聘辞大赋所未及的委曲婉转之情节。而叙事繁简得中,全篇以对话为主,声容辞气各肖其身份,更别见声香真色。虽未必特存讽喻,却揭出当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图景。“亡乌被反,盗反得完”,深悲深怨,“无所告诉”,“鸟兽且相扰,何况人乎”!
 
        忿懑且又无奈的悲呼,较之《鹏鸟赋》、《鸮赋》借鸟禽而谈玄,自抒牢落,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当风味广阔。后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特以锋锐之笔,疾言厉辞,揭出腐朽统治之大奸大恶,而《神乌傅》则用幽咽愤悱的叙事体写出前汉由盛而衰之际小民的怨苦,似已开此批判现实之端了。
 
        四言诗体赋,也见于与《神乌傅》大抵同时的文人创作,如扬雄的《逐贫赋》。与他的名篇《甘泉》、《羽猎》、《长杨》雕瞆缛丽、文辞艰深不同,《逐贫赋》中的对答,颇见生动活泼之趣。如此风格之异,正同于王褒的《洞箫赋》与《僮约》之比较。那么,可否设想,骚赋、文赋、俳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行于世,且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有识之士早在《韩朋赋》研究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由《神乌赋》而发现并证实了这古远的渊源。
 
        而《神乌傅》则相当于现代的民间故事,属于俗赋的范围。它比三国时期曹植的《鹞雀赋》早200多年,比敦煌俗赋《燕子赋》早400多年。也就是说,《神乌傅》把我国古代禽鸟寓言文学及俗赋的产生时间提前了200多年。
 
        赋作者旨在借神乌故事传达弃利避害、全身而存的人生教训与处世哲学。赋文多处征引与化用儒家经典,《神乌傅》显示了说部的特征,作为一个珍贵实例,补充并明晰了古代文学中禽鸟寓言故事赋的发展脉络。
 
       关于赋的定义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得名于诗六义之赋(二)“不歌而诵谓之赋”第一种说法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春秋时代赋的行为,可用于外交场合、游宴登高、朝廷听政等正规活功,也可用于私人抒臆。多诵古,少造篇(《春秋》三传记载赋诗活动八十三次,其中只六次是自作)。
 
        至战国,周礼浸坏,上层社会外交中称诗谕志的传统消失,登高游宴的娱乐性增强,同时,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下层夫志之士抒臆之作兴起。此时诵古的少,造篇却流行起来。前者登高、外交、宴会上的赋诗原都是公共场合的活动。后世外交称诗废除,而游宴登高本来就适合叙述所见事物,娱乐性增强后又注重辞章,描写手法,产生宋玉《高唐》、《神女》之赋是不足为奇的。另外为了向君主讽谏,也会产生体物之赋,如《荀子.赋篇》。而由感而发乃赋诗的活功却因为其个体性发展出了抒情赋,如屈子《离骚》。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这位不知名的书家给我们留下了一篇极为精彩的书法作品,使我们越看越有味,百看不厌。它的篇名“神乌傅”三个字,是用楷隶写成,和东汉碑刻上的隶书没有什么不同,它的内容文字用草隶写成,里面间有少量行隶。从这里可以断定,至少在西汉晚期,隶书已经是楷隶、行隶、草隶各体完备,完全成熟的字体系统了。
 
        古代的篆书字体虽然很美,但难写难识,使用起来并不方便。逐渐简化、方便化是任何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隶书就是这样出现的。隶书(古隶)先是与篆书同时使用;然后形成了独立的隶书字体,民间和官方简牍上使用隶书,正式场合钟鼎及刻石上使用篆书;最后隶书逐渐取代了篆书,形成了完整的隶书文字系统,简牍上使用草隶、行隶,刻石上使用楷隶。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隶书的成熟在东汉时期,汉简的大量出土,把这个时间提早到了西汉时期。西汉时隶书已被人们熟练掌握,并在长期使用中逐渐找到了隶书书法艺术美的表现方法。那时隶书艺术美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草隶和行隶,它们那婀娜多姿的结字和用笔方法给人们以无限的美的联想,其中许多美学思想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这就是《神乌傅》会受到当代人关注的原因。
 
       《神乌傅》的书法很有特点,它虽然写在宽度不足一厘米的小小竹简上,但其用笔之精到使人叹为观止。那富有弹性的笔画,虽细而不柔弱;横画捺画的波势带有明显的隶书特征又富于变化;一些特意加粗的笔画不但不嫌臃肿,反而表现出厚重的力度;一些竖画立下的长笔及向斜下方的拖笔使章法疏密有了变化,整篇作品更加生动。这些特点,在临写时仔细揣摩,好好把握,一定会对我们隶书的创作以有益的启迪。
 
        《神乌傅》的临写可收可放,可大可小。如按原字大小或稍微大一些来临,可以更接近汉简的原貌,表现出它那精巧灵动的特点,从中体会到汉简的气息和古人用笔的技巧。如果放大来临,也很流畅大气,没有丝毫局促生硬的感觉,会给写大字隶书注入新鲜的元素。
 
        竹简表面有一层粘粘的东西,这种粘稠物成了保护膜。加上当年竹简的拥有者对竹简本身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同时,2000多年来竹简慢慢适应了古墓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酸碱度,所以,竹简上的墨迹并没有随着竹简上的纹路而流淌,甚至连笔锋都很清晰。
 
        隶书在书法史上从汉代以降两千年来,基本上是以隶楷书法为主,都是以汉碑刻石上的隶书为范本。人们也想在隶书创作上求新求变,但多少年来无大的超越。像《石门颂》那样较为灵活一些的楷隶在一段时期受到书法界的青睐,就是这种求新求变思想的反映。近代以来,随着汉代竹简的大量出土,人们看到了汉代书法的更多的面貌,原来汉代还有这么多精彩的草隶和行隶,可以供我们欣赏、研究和临摩。大量汉简重见天日,走入我们的视野,必将带给当代隶书创作创新以极大的促进。
 
        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学习汉简对隶书创作的促进作用,并已进行许多有益的实践,给隶书面貌带来清新的气息。草隶、行隶不但可以以新的书体进行书法创作,还可以把它们的因素注入楷隶的创作中去,会使隶书整体面貌更加生动多姿,出现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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