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与《新定〈急就章〉及考证》
2019-10-29 11:49:22 来源：书法杂志 点击：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上海古籍版封面
高二适先生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为其积累多年的书法学术专著，也是先生为研习草书而探究源流的会心之作。初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于一九八二年，时先生已谢世五载。初版囿于当时条件，对先生在自序中的诸多颇具学术个性的文字有所删节。至二〇〇九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再版此书，得呈全貌。该书初版至今已逾三十年，在高二适研究中每被提起，但较为深入之探撷表述尚鲜。此文为首次结合高二适先生的学术经历对该书所作的全面评述，特别是对原书中列举的大量案例，分门别类，详为阐说，从中可见高二适先生的不凡知见与抗辩精神。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中国文联版封面
马一浮题签
一、为深研草书而探究源流
《急就章》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奉谕所编儿童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此种命名法为中国书法帖札常见，若王羲之《十七帖》实际上有二十八帖，以第一帖开首为“十七”二字命名。流传至今最早的《急就章》写本为三国吴皇象书，嗣后又相传有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索靖、崔浩等大书法家书写此章。但流传最广者仍为皇象写本。至南宋，叶梦得之摹刻本，与皇象原本已有出入。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一四三九）时，据叶梦得本刊刻于松江，故名“松江本”，流传至今最常见者即此本。由汉至唐，《急就章》作为识字与书法两用启蒙课本。唐代以后，《急就章》的蒙学教材作用为更加通俗也更为宽泛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所代替，其章草书法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疏漏讹误。高二适自一九五〇年代前期开始，潜研草书，欲对草书发展源流寻根究底，遂对章草经典《急就章》费心琢磨。他将唐代颜师古之《急就篇注》与松江石刻皇象本对勘，发现“颜监不但不存章法，而释正亦且不依当日章草由隶书省变之原体，致使后人之校录《急就》者，以隶草之笔法，不能与正书之笔画相同，遂多构别体俗书，或则易假字为本字以迻译之。自是离汉隶而考章草，舍章书而考《急就》，踳驳乖违，自唐迄今，莫能厘定。驯致老师宿儒，白首穷经，而竟不辨草法之所从来”（《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自序）。唐代书法承续魏晋南北朝，得到高度发展，特别是楷书出现诸多彪炳千秋的大家，草书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尽显风华。高二适热衷草书，但他对章草从唐代开始的式微甚有遗憾，且发为“叹恨”。由晋、唐直至现代，草书是最受学者欢迎之书体，因其最适宜性情发挥，最富于美学内涵，亦最易于自我欣赏。所谓“性大于功”，也使很多不肯在书法规范中“带着镣铐跳舞”者随意而为，致使草法荒疏，胡乱涂鸦之什遍布市野。高二适回顾草书发展历史说：“余昔尝慨然于章草之不振，而王右军与其从弟洽之今草则缘之以生。今草韵媚宛转，便以大行于世。草书遂一变再变，而为钩锁连环之状，于是而狂草作矣。狂草云者，始滥觞于张伯英变崔、杜之法，其字拔茅连茹，上下牵连，即世所谓‘一笔书’者。独王献之深得其诣，继之者为羊、薄，而成于张旭、僧怀素、高闲等之手。虽其间有梁萧子云及陈释智永、唐贺知章、孙过庭等之书，亦甞推崇草隶，仍存草法于什一，无如风气既成，効力盖寡。逮欧、虞、褚、陆、薛、魏诸家并出，遂转而作正行书。虽正亦出于草，然隶草之能存者，以唐一代书法论，则属寥寥无几。下至五代赵宋之际，有杨风子、李西台，及苏、黄、米、蔡诸家者出，而晋贤之风格，乃荡然无复存者矣。赵宋一代，惟大观间有黄长睿者，书法魏晋，能为正行草章四体书，惜遭南渡，其风莫能振。余人均不作今隶，竞趋今草。然今草实已渐成恶札，考其原因，何莫非章法之久不传！”“草书渐成恶札”，是高二适为之“叹恨”的现象。他要从书法历史的发展中追寻此现象形成的根源。高二适从“汉魏以降”的书法流脉观察，发现“王右军之笔迹，无论《兰亭序》《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帖》诸刻，其笔法均一近于隶，而右军存篆籀古隶之于其草书者，尤未可悉数”。王羲之书法自汉隶章草演变而来，《淳化阁帖》中六、七、八三卷，纯为章草者亦不少，其余行草，遗留汉隶章草笔意者亦不难发撷。在这一点上，高二适与“非帖”之康有为，以及以后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的郭沫若，没有分歧。高二适在研习王羲之书法同时，对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亦十分欣赏，他说：“又唐文皇之草书，亦犹务芟冗笔，多承隶体，故唐初隶法之仅存，亦可于文皇书中觇之。”中国书法历史，自从王羲之开始，文人士大夫的个人意趣表现成为主流，李世民虽为九五之尊，但其书法意趣在士大夫范畴之内。高二适写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时，取兼容并包之意，对李世民草书亦加论列。此书一九五九年即完成，以后的出版经历诸多周折烦难，直至于一九八二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全书均照手写原样印刷，惟因《自序》中有某些个性独见之言语，被出版方删除，以排字印刷，使得此一著作的原始风貌难以保存。二〇〇九年，南京市文联在中国文联出版社重新刊行此书，全照原著手写印刷，高二适的完整意念才得以展现于读者。
高二适手书内文
高二适在《自序》中继续谈其草书观：“右军之书，唐人尚能得其余绪，宋人则无有也。宋之今隶既不作，而草法则多趋于流俗，旧习相承，虽有贤智，而彼众我寡，未能动俗，安能抉其藩篱者耶！”从北宋黄庭坚之后，草书更趋式微的态势是明显的，其中原因复杂。明代草书家众多，若徐渭、祝枝山、王铎、倪元璐、傅山等，虽难以与二王、张旭、怀素争雄，却也不乏光彩；至于清代，因包世臣、康有为“扬碑抑帖”，流风所被，致使“有清三百年无草书”则更显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崇尚汉隶古法方面不遗余力，也曾慨叹草书衰微，但其一味倡扬北碑，对草书发展难中肯綮。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以怀素小草为基础，在高二适此著之前早已行世，其宗旨是“易认易学易写”的普及性。高二适则期望就颜师古以来对章草的误读误解正本清源，崇尚并规范草书的“古法”“古意”。于右任和高二适的不同取法，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文化性情和书法实践之中。高二适作为一个多年沉潜书斋的学者，以十年之功，梳理章草源流，同时探索自己的书法道路。《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既是他的学术著作，也渗透着他多年学习草书的个人心得。他说：“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盘礴奇忧。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初临锺太傅，继乃专攻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焉”。高二适尽管早在重庆时期即以书法知名，但那时他多是以行书问世，草书尚未形成风格。他回忆：“岁次甲午，余年逾五十矣。平居无俚，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为草之途径。然此本《急就》，凡卅一章，都二千零廿三字，其中省变使转，有古籀之省，有篆与隶之省，又有隶与隶并合之省。删繁减复，一字万同，而省变之由，与夫篆隶同文添减为草之端绪，余仍苦未能尽得其准，是章法中边透澈，仍有待也。”家门自道，高二适的考证《急就章》是从自己学习草书的需要出发的，只是他不同于一般书法家的学习，就某体言某体，就某体学某体，互不干涉，而是在从篆到隶，从隶到草、楷的变化发展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研探其中幽微。这样竭尽心力的苦苦追索，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写作期间，最为集中。此书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动笔，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间全力以赴，得以完成。沉潜于草书源流考辨之中，使得高二适的书法艺术在以往基础上大大迈进，也使其对中国书法历史了如指掌。此书杀青之后，即得到博学鸿儒马一浮，和多年老师章士钊等人的关注。因为那一时期国内文化出版领域被阶级斗争观念笼罩，出版却十分困难。至于“文革”，毁灭一切传统文化，此书出版更加无望。但高二适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在长期等待之中，也使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不断修改完善。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高二适对这部著作倾注多少心血，仅从现在问世的手稿原籍，即可发现，其中严谨细致的学术考证，和潇洒蕴藉的个性书法，浑然一体，不惟成就一部书法史专著，也是一个文化生命在自我磨砺中的升华与定格。
高二适手书内文
二、著述之前的充分准备及昂扬情绪
高二适谈到他的具体考证方法：“会时多优假，频年余因病幸得闭门读书，于是乃日采摭汉碑中字，稍取镜于林罕《字源偏旁小说》序言，先求古文篆隶之递变，得其并合，再求汉隶之省为草，又得其指归，而且隶之为草，及楷正相承而不改，其间或由古文来，或本于篆籀，陈迹宛然，都可考究。尤其隶之变草，神明洞达，洒落飘扬，似一本于文字组合自然之妙，猗欤休哉！吾国书法，自六书分而说文正字以出，自隶作而章草、正楷又均从之而生，书之道亦甚弘矣哉！然余至此，乃益悟唐贤之正书，仍多本于隶，而草则不逮。宋以后草法，本于晋唐之世，而正则又有不逮。特章草书一脉相承，惟元明间有一短少时期，能承其遗绪。盖当时之书家，既推崇锺王，而且章草又多有独尚之功夫者在也”。此段论述，点出了中国书法史上一段重要脉络。从篆书向隶书之转变，是比较单纯的，而隶书向章草和楷书之转变，情况就复杂许多。高二适认为：唐代楷书的兴盛，与继承隶书规范关系密切，而草书相对转弱，即因为对章草脱略过甚。而宋代书法，在草书上得唐遗绪，而楷书则又不逮。这与“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说法甚为贴近。唐人所尚之法，为隶楷之法；宋人所尚之意，为草行之意。唐代欧虞褚颜诸大家，皆为楷书典范；宋代苏黄米蔡诸巨擘，皆为行草翘楚。高二适赞赏的“惟元明间有一短少时期，能承其遗绪”。这不仅是指章草突出的宋克，也因为元代书法以赵孟頫为代表，在唐宋人的“法”“意”纠葛之中寻找出路，径直向“复古”之深邃沉潜，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此所谓“复古”，就是高二适所云：“既推崇钟王，而且章草又多有独尚之功夫者在也。”在对全部书法史的梳理及寝馈之中，高二适的草书传承路径，既不取康有为片面推崇北碑的漫漶无稽，也有别于于右任将北碑与怀素小草相融会的简易。他直溯源头，必欲穷形尽相。纵观高二适一生书法与书学，在兼容并包之中，他还是以文人帖札书法为基本表现。
高二适致章士钊信札
考据之学，在有清一代得到空前发展，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外因乃“文字狱”钳制了文人思想，以唐、宋文章盛世为标志的士大夫自由奔放精神大受遏抑；内因则是经历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学术，本身亦有清理整顿之需要。此即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阐述之“内在理路”。而中国一切学术，根基于文字，即使对经史义理之阐述，亦必建立在准确的文字基础之上。“小学”之重要，即不待言。高二适考证《急就章》，即在对章草文字的准确定义上下功夫。他说：“惟历代章草《急就》本，其传于今者，只有松江吴皇象休明之书为最古。此本经唐宋人之钩模（摹），迄明正统初始刻于石，其章草之讹误，与宋叶梦得释文之误，亦正复不少。余尝獭祭而肸蠁陈之：石本章草之讹误，可卅余字。叶氏释正之误，及不合章法者，乃增至五十余字。宋仲温克补本，章正均误者，计章草十余字，而释正之误，亦几于叶释之半数，统计有百十余字之多。而二本章正之脱误，与失注之字，尚不在内。此均亟待改定者。”到一九五九年夏季，此项考证工作进入收获阶段。高二适将多年收罗的资料罗列铺排，互相对照。他手头有关《急就章》的各种版本即有：《急就篇》颜、王注本，《玉海》宋太宗草书翻正本，孙星衍、庄世骥、钮树玉、罗振玉、王国维诸氏之《急就》考异、考校，《流沙坠简》，汉隶书《急就》残简考释，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乙编》，汉残简隶书《急就》辑录，李滨《玉烟堂帖考》本诸书，赵子昂、邓文原章草影印本，近人沈敬仲印行《急就皇象书类帖》，于右任重印伪太和馆帖本。以上有关《急就章》的各种版本，可谓收罗齐备。除此之外，有关典籍还有：《说文解字》《广韵》《玉篇》《唐说文木部写本》《五经文字》《干禄字书》《汉石经残字》《隶释》《隶辨》、马衡《汉石经集存》等。凡与章草书法关涉之什，亦尽量搜寻，务期资料占有“充类至尽”。
高二适手书内文
高二适在一九三七年离开南京，远徙重庆时，曾经散失大量书籍。一九四六年返回南京之后，又陆续购书藏书。一九五八年他提前退职，经济状况远非宽裕，社会交往远非广泛，基本生活就是闭门谢客，座拥书城，寒牖孤灯，清冽岁月。以往写作诗歌无数，多随写随丢；挥毫濡墨，亦少有收藏。考证《急就章》为高二适第一部著作，面对满屋琳琅，他难抑激动心情：“吾如在堂上典乐，而众班齐列，各执笙管，钟鼓铿鎗，时有‘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之慨。而吾审律征歌，自身亦在滥竽之列。故各本之牴牾善病，均能从旁挝击出之，吾乃择善而从，执不善而改之旨，既并力考定石本之章书，以续千六七百余年来不朽之盛业。又考证各家异同，及其得失之当与否，一一皆草之于书，而又皆得其致误之由。”在这里，高二适既是一个欣赏及审查者，若殿堂上观眄雅乐之帝王；又若乐队舞阵中奉献绝技之艺术家，一抒奇情壮慨。所谓“审律征歌，自身亦在滥竽之列”，古来书家学者，巨著煌煌者不乏，得有此状态心绪者盖鲜矣。高二适对《急就章》问世以来之流传舛误，早具心眼，如今参与此历史大合唱，不朽盛业有以传续，即不负惨淡生涯。这样一段发自心灵的歌咏，最可见出高二适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个诗人的性情特质。可惜在一九八二年的初版本中竟被删去。经过了数十年岁月淘渌，书法学术又开新面，传统文化又得倡扬，高二适在孤寂处境中筚路蓝缕之功，随之彰显。
三、对前贤纠谬亦同情，为学问入题先自白
在考证中，高二适要解决许多问题，他说：“如有人引说文正字以考章草，益致章法之晦，此其谬也；如释正之偏旁结构，不合章法，或本字通假翻释平易借字，转致《急就》横生歧异，此其舛也；又如有未详章法递嬗之由来，而于章草使转反滋疑义，又其不学也；至于有不明隶即章之本，章为隶之捷，章隶同源，而以为某章即某字之别作或别构者，又有不知由篆隶两体合并成草，或即存古籀于草者，均之皆为不识章书耳。”此段言语，正是《急就章》流传过程中被高二适看到并必欲解决之问题，也正是《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全书之基本内容，却在初版本中被全部删去。刚刚经历了“文革”，“大批判”的社会，尚不免噤若寒蝉。当学术研究面临一个新时代，诸多细微考辨争持之问题也被“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处置。因为高二适要面对的是历代著名学者，以其直言不讳之个性，势必冲撞。其实这是学术辩论中难免的，完全回避即无学术可言。为解决这些历史性误读误解，高二适的具体工作是：“抑犹有章草书，昔为人所误识误解，争论不休，而有待于吾今之揭发者。更有章草本不误，而往时以书简脱佚，文献难征，从现存汉隶及晚近出土之石经残字、流沙居延汉晋木简、敦煌韵辑等书中，尚有可资引证，合于某隶体之省变，或仍存章草之本体者。吾今均按章法轨辙，竭尽思力，触类旁通，而率皆剖明之。”高二适本身是一位不辍笔墨，潜研深求的书法家，他的考证《急就章》，又有从书法用笔得来的感性体验。他说：“余之释章书也，穷草法于使转之间，辨字画于微茫之际。究其讹略，契厥神悟。既已衣食寝馈于斯，故此区区识字功夫，自信可一破前人似是而非及向壁虚造之说。尤有可能者，此古《急就》章书之造法，有为汉隶碑、石经及各字书所不能尽载，而晋唐以后之今草，亦尚有沿用之者。时则幸有流沙居延汉简之发掘印行，而于章草初体之创制，碻为前人之所不能参悟考定，故有徒见其字，而不识其源，或只能临仿，而曾无讲贯与沟通者。今亦按汉晋木简草法，条分缕析，而一一互证之，务使无毫发之遗憾。”以上议论，均关涉高二适考证《急就章》的具体思路及方法，可惜在初版时亦均被删去。书法发展过程中，因为历史的层累，造成解释的差异与舛误，也因为历史的积淀，提供更多的参照。高二适考证《急就章》，即因为资料的丰富，而能够尽量比勘，以致洞达。他从自己的收获之中也体察到前人的甘苦。即使对曾经“叹恨”之颜师古，也涌现“理解之同情”。他说：“盖凡天下事，固有时晦而待明，亦有时愈晦而愈将明。然则前人之晦失，未始为后人之所欲得。吾向尝僭列颜监之‘三失’，颜本未期其或失也。今亦可云颜之失，即颜之得，吾无颜之失，即吾无颜之得，楚弓楚得，犹是理也。”对颜师古之理解如此，推而及之其他前贤，又莫不如此：“推之其它诸家校本及汉简考证之得失，将毋同，抑吾更以为颜之注，其尝有助于章法之传授，颜固不自知也。宋之王应麟、罗愿等之翻正太宗草书，及近代孙、庄、钮、罗、王、李等之校异，流沙西陲汉简之考释帖考诸书，或翻以彼误而我获正，或我之正即得之彼之误。故前人之有助于章法之体验，使章草由晦而明，此诸人亦不自知也。今则以地下发掘增多，例证易集，故凡关于《急就》文字之有所牵联，及海内外影印流传，而亦皆以为吾底里倾之。则向之疏证考校等书，无论舍章为正，辨别异同，或竟有误认字音，误解字形者，是均有益于吾今之所为矣。”
高二适手书内文
《急就章》在流传之中，脱漏甚多，千数百年间，只有宋克曾经补其脱佚。高二适为使其成为完整读本，将全篇文字综合汇理，互为补正。他说：“余为昌明草法，推尊草圣之功，思承先而启后，故辄综合前后卅一章，为拾遗补缺，以一正其讹误。吾书凡章草一字，必求合隶之变；凡释正一字，亦必求合于草之形体，其草之本于古文者同。如正书不能与章草通者，即以汉隶字释正，或则就隶书省变之原体以名之。而草之由隶省变，虽其笔画减简，则仍皆释以原字焉。其《急就》中有为先民所造之初草，为汉隶碑之所不能尽载，而为今草之所同作者，则遍取证于竹木简之形似以明之。此均可使后之学章草者，收合辙之功，免不识字之诮。而章草省变之由，与夫上承篆隶而下为今草之所从出者，亦均可迎刃而解矣。斯乃前人之所未尝言，而为余之所尤用心者。”这里，高二适着重谈及他之考证、补正，与前人之最大不同，即为明晰章草由篆、隶演变而来之源脉。而此中的引据，则涉及从先民造字以迄篆隶衍变之全程。非如此不能使后世学书者知所由来，也就匡正了草书发展历史上诸多不解所以，自出心造的舛误。《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全书，也是高二适书法艺术的重要表现，他在自序的结尾处，专门谈论此书之书法云：“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章四体书之，并杂用竹木简之笔法，藉证吾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残守缺，而豁然成就一日新之局势。盖即以文字组合论之，学者循此，既知《急就章》草隶楷之递变，且可补益赵宋崇宁、宣和间天都陕右木简之堙灭，而应亟图为书法之整理，考定其讹略，归于一是，俾吾人之书才书学，均能又起有功，则他日书家之应运而生，以迄于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则所谓‘中国书流让皇象’之语，‘八绝’翁其不得专美于前矣！余自惭薄劣，始欣契于阮研之观古，又窃窥袁昂之书论，而区区之所欲存乎其间者，亦只吴、晋书家之遗韵焉尔。”
高二适手书内文
四、关于《章草考》及《章草书歌诀》一段公案
《急就章》，《汉书·艺文志》最初著录为《急救篇》，列为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之一。其后之《隋书·经籍志》则名为《急就章》，后世《篇》《章》互称。高二适认为，至唐以后皆称《章》，固由于习见惯用，“然亦兼取章草之意，盖书名急就，写以章草，循名责实，似以此为胜矣”（《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引据正文皆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下惟标页数）。
在《急就章》各种写本的流传之中，有出于书法个性不同之差别，亦有出于字体混杂之舛误，前者如元代赵孟頫、邓文原写本，“草法波撇，亦均各自异，此犹《述书赋》称贺邵章草于皇象同时异体，自来书法造诣，本以各臻妙趣为极则，本原尚同，体制稍别，斯则无可非议者也”。而于右任所得并印行的太和馆本，因“有剜今草字补列者”，故称其为“伪本”。这是高二适权衡《急就章》写本正误的一条原则，即艺术表现容有差异，字体流脉不容混淆。非如此，即难以追溯源流，以正规模。章草书法在高二适心中是崇高至上的，他说：“盖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昔之工此书者，尊之为草圣。”
高二适寄王青信封（正面）
高二适寄王青信封（背面）
在高二适之先，有卓君庸著《章草考》，其卷首绪论谓史游《急就篇》都三十二章，高二适以流沙坠简及西陲木简等资料证实原作为三十一章无误。颜师古以来对《急就章》文字之舛夺，成为世间“俗说”，扭曲了原貌，卓君庸依据“俗说”，“开口即错，不可为据也”。
此处提到之卓君庸，原名卓定谋（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君庸，福建闽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精于书法，尤长章草。作《章草考》九章，于一九三〇年印行，经钱玄同、林志钧等撰文推赞，甚有影响。卓君庸之于章草书法，还有一桩公案，即现代章草书法大家王世镗在隐居陕西汉中期间，曾经撰作《章草书歌诀》，刊刻摩崖，被人摩拓行世，卓君庸等得其拓本，以为明代以前人所作，但拓本有王世镗署名。卓氏印行此拓本即删去王世镗之名，且指控王世镗僭冒前人，欺世盗名。王世镗此际潦倒隐沦，无力自辩，涉讼致败。后因于右任知王世镗尚在汉中，礼聘前往南京，使其得以扬名于京都。然王氏不耐繁华烦巨，未已染病遽亡。据于右任多年秘书及代笔人刘延涛评述，以为《章草书歌诀》之书法甚佳，然并无学术内容。王世镗、卓君庸之讼，在三十年代的南京为书坛要闻，高二适当时已在南京，应知此事。至五十年代高二适考证《急就章》，意在章草书法之源流梳理，对卓君庸其人，只提其《章草考》，而不及《章草书歌诀》，即着意在学术演变而不论一时奇闻。
高二适诗稿
五、考证辨析之具体案例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逐段逐句逐字考辨前籍流转中之变异讹误，读者非通读细究，难以领会作者意绪。兹就其中与前贤辨析及引述书法史中名篇，缕述略论。高二适原作此书，墨迹影印，各种书体及具体笔画，均得直观。《传论》印刷制版，无此条件，故云及具体笔画，只能叙述，以求了解其文意精神，倘欲知其幽微，还须阅读原著。
（一）引法帖草书及碑版释《急救》笔画
《急就章》开篇一句“急就奇觚与众异”，高二适即列举王献之《疾不退帖》与王珣《令欲帖》中草书“急”字，以证今草本于章草。石本叶梦得释“就”字不合章法，新定本则按汉隶《孔宙碑》之写法改之。高二适又以《澄清堂帖》中王羲之《累书至也帖》中“就”字之用笔使转，阐明今草从隶草来。其谓：“‘今草每带牵丝’，张怀瓘所谓拔毛连茹，上下牵连，章则字字区别。”又举例云：“今草之‘去’向下，章则向上，此书势也。”“與”字因古文久废，而草难识，叶梦得所释“无补识字功夫”，高二适即以章草改定。为确定“異”字之章法，列举《校官碑》《韩敕碑》，并连类第二十三“華”字，第二十五“舉”字，详解其笔画变化省易之由，且引申云：“凡草法变省换形，解散隶体，均视此。斯乃张怀瓘《书断》所云，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救者是。又姜夔《续书谱》亦称，章草结体平正，下笔有源，此其所以为隶草者耶。”
“殺”字之省变，由“鎩”而来，“今草《澄清堂帖》有右军《勿殺生帖》，‘殺’下一横，连带示止意。有释作‘一’字者，非也。然此章今两草法，世人多不识矣”。又，卷中第十七“缶”“咅”草法相同，最易与“垂”之草法混淆。孙过庭《书谱》“垂拱连作”，可为参考。因汉隶变体此字繁多，高二适在“新定”此字时即使用与“咅”“缶”二字草法区别明显者。如果仔细阅读并对勘作者所举各本，则对草书之发展变易必有所体会。高二适作为书法家，其考证《急就章》，与其他学者之不同，即多在此。
高二适行书手札
（二）因孙过庭《书谱》言草书之难，兼及怀素
“勉力务之必有憙”。“喜”下是否应该有“心”，前籍众说纷纭，若汉残简、颜本玉海本、孙庄考异所举黄鲁直本、说文解字本等等。高二适云：“凡急救中通假之字，翻正各本，往往与章草原体歧异，或所据之本不同，或由传抄改易，此未可臆决。惟《十七帖》有大王今草，《小大系平安帖》中‘憙’字，与此‘喜’字合。《法书要录·右军书记》亦误释为‘喜’，此以章法论，亦应作‘憙’矣。余尝憾颜监当日不得皇休明等章书，故‘憙’字《玉海》以下，均作‘喜’，本书以解章为主，凡释文必与章合，此所以不惮烦言也。”因为草法变化中之歧异，造成草书发展中之舛误，高二适于此颇感痛心，其云：“孙过庭《书谱》，历代释正有极误者，明人跋孙谱，谓学草如食多骨鱼，得不偿失。如知草之所生，何致乖剌致此。余向作怀素自叙后题，曾慨乎言之，兹附记于此云”。高二适此前曾题怀素《自叙帖》云：“怀素自序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怜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高二适自谓为“慨乎言之”，即感慨于章草往今草过渡中某些混淆舛误造成后世对草书之误解。高二适有心于此振聋发聩，故不免感慨。其实，他对怀素草书的领略借鉴，亦颇具深功，其草书之恣睢奔放，亦多有得之素僧处，此当别叙。
高二适诗稿
（三）对罗振玉、王国维之辩难及欣然
高二适在阐释“孺”字之变衍时，因偏旁“衤”“子”之辩，谈及于右任影印本之“伪刻”。其云：“石本此处缺文凡三，伪刻模‘襦’字旁羼入，此无可疑者。于右任曾影印此伪刻，其跋语僭称石本有误，而此本（指太和本）不误者，此大谬也。至于氏伪本，并曾挖去本书第廿二章‘響’字而转模孙过庭《书谱》中之‘響’字，又松江本第廿二，原缺章草‘瘀’字（亦章正均缺），伪刻则又填以‘瘉’字，此隋唐间草法，黄长睿在《东观余论·鹞鸟赋辨》一文曾引之，并力斥其伪（《鹞鸟赋》为章草伪迹，托名曹子建，余尝见残本）。”高二适又云：“魏晋六代凡字未造草者极多，惟隶法则备于两汉矣。隶为楷则，晋唐之际，别有创造为行草者，固不必尽出于《急救》也。”于右任在发明“标准草书”之际，亦对章草颇具兴趣，刻印旧本以应坊间之需，但其既不能事必躬亲，故而承续舛误，或以临时借代以成书，均所难免。高二适既要就《急就章》之历代传本正本清源，亦不免发撷问难，此不独于右任，罗振玉、王国维亦成辩驳对象。还是以“孺”字之变衍为例，几种写法，均为由隶入草过程中自然形成，高云：“罗振玉、王国维二氏之考释及王氏之校定《急就》，其误均在以《说文》为正别……书体书势均同出，何得谓别字耶？计二氏于《急就》考证，每云某字为别作别构，或俗作者，均属昧于隶法草法，不足据也。”罗振玉、王国维均为文字学大家，高二适之歧见，非为抬杠，字字有所由来而分析皆在书理。也有意见一致而可以纠正往典之误者，高亦不吝指出。若“展”字，流转中笔画多少之歧异，高云：“罗氏考释谓颜本传缮之误，此正与余尝慨颜注《急救》不存章草之失之见相同。”得与罗氏见解相同处，高二适的笔触表现出兴奋。他还因马衡《石经集存》所载文字“与木简隶碑章草均同，从知此一误文，盖沿经典文字之失矣。余于此益喜文献之足征，俗书之当废。”
（四）文字发展变化亦受社会政治影响
中国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诸特质，本极饶趣味，高二适在考证《急就章》时，即阐发之。若“眇”字与“妙”字之发展关系，其云：“愚谓古无‘妙’字，《说文》叙有‘以其所知为妙’之句”。段玉裁注‘妙’古作‘眇’。‘妙’取精细，故以目小之意，引申假借之。后人别制妙文，邮书不废者，晚出之字，可用亦不废也。观蔡邕题曹娥幼妇之言，知其字汉末已有之矣。”此段论述，不啻叙说一段历史故事，使枯燥之《急就章》，平添趣味。高二适常年独守书斋而不闷，正在学术考辨之中能得浩瀚渊薮无限趣味也。作为草书家，他又每能从经典碑帖中独识内在幽微，若习书者熟悉之王羲之《省足下别疏帖》，其中“真以日为嵗”之“嵗”字，比较多方，高二适确定“嵗”字“草法本于章也。”其举证之丰富，推理之严密，均使人信服。又若“贤”字，其草法究竟如何衍变而成，高二适从篆隶之转变开始考证，致草书阶段笔画之简省，一一道来。高云：“此字王右军《知贤室委顿》及唐文皇《屏风》，京房《言灾异》以为‘贤’”。在全书序言中，高二适已经申明以各体书书之，此处论及王羲之法帖，即完全用《淳化阁帖》中之草书，使读者一目了然，又于书法研习中平添深入考索文字渊源之趣味。文字及书法之变衍发展，固有其“内在理路”，亦不免受社会政治诸因素影响，高二适考证《急就章》，于兹亦有论述。若“漢彊”二字，其论云：“‘漢’，空海本作‘晋’，昔元魏崔浩书《急救》，改‘漢彊’为‘代彊’（魏原号代），示不敢犯国。此本作‘漢彊’。颜氏注所谓意在忠于本朝也。空海为日本遣唐僧，临晋人帖，晋字或即钟繇所书之本耶？”
高二适临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五）“田”“由”之辩引出千年公案
高二适在序言中概述历来学者对《急就章》的整理情况，而对诸家舛误全不姑息。比较间可知，高二适之所据，不仅为历来学者多可得见之《急就章》传本，且多单篇碑版法帖。他与诸家一个最大不同，即以书法家之实践识见，从具体而微的笔法演变，明了由篆而隶，由隶而章的嬗递过程。明乎此，他对历来名家阐释之舛误明确驳正，即纯粹为学术内蕴之所发。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全书中，此种例证，比比皆是。每一例证之提出，皆以隶章之转化为关节，又结合具体作者之时代、文字诸因素细致考辨，致每一考辨，亦不啻为可独立成篇之学术文字。兹再举例：“由”“田”二字，字形相近而发音迥异，其中有何幽眇。叶梦得释为“田”字，高则径断其为误。理由：“石本原作‘由’，中丨笔似泐”，“此字赵子昂、邓文原写本，《戏鸿堂》模徐铉残本，宋克手迹本，暨颜以次各本均作‘由’。”是否诸家之说即可推翻叶梦得一家之言呢？这岂为高二适论辨之道。他纵观诸家之正误，依据的是文字书法发展中的本质因素。他注意到汉残简及王国维《急救》校本中汉简“由”字三‘丨’皆上出，与《说文》‘甾’之篆文相同，而《说文》之“甾”字本为‘由’之注语。一段绵延千载之文字公案因而得解：“‘由’字叶氏音释之误，遂劳后人之考证，然小学家由隶草而参《说文》，亦一得也。”
（六）引申汉字由隶变草的规律性
高二适是学者、书法家，非小学家。很多小学家在整理及考证《急就章》中发生之舛误，在高看来，是不明书法由隶变章之具体幽微。虽“小学”反“大而化之”。在“荣”“栄”二字变异过程中出现“崇”字之误，孙星衍、王国维诸人均是“栄”非“崇”，这是正确的。但高二适更阐发出章草产生的具体过程：“荣”字上部原为二“火”，屡经省简，致成现体；且此字章草与今草之差别亦明显可辨。高云：“不明草法，遂识误为‘崇’字矣。此颜王注本，即已并存，亟应纠其失。”在考证过程中，他还引申出某些文字由隶变章的规律性，若“舒”“舍阝”本为一字，《汉简》为“舍阝”，《史晨后碑》为“舒”，右旁之变化，因“予”之草变而来。“柔”“務”二字之草书亦同理。盖“舍阝”即“舒”草变之体也。高二适自号“舒父”，此字经常书写，即为家门自道，亦发撷书体源流。高云：“此汉隶隶草之所异，知乎此，则于草生于隶之说，思过半矣”。
（七）偏旁写法，今草、章草有大异
“系”字作为偏旁，今草和章草大异，若以今草为据，即与“亻”旁相近。因此偏旁之理解差异，致使历代注《急就章》者歧见迭出。高二适云：“庄氏不以章草考《急救》，实近于肊说，至二王（王应麟、王国维）均引《广韵》作‘偏’，求其合于颜本，又皆非也。叶石林尝跋此帖云，章草自唐以来无能工者，其法盖仅存。黄长睿亦谓唐人不作章草书。盖自颜籀《急救》注行，而章益废矣。今之《广韵》，屡经修定，安知其所载之偏吕张者，非本于颜氏之注耶？王国维《急救》序云自颜注行，而魏晋以来旧本废。所言既是，即不当引后出之书，以为考证也。”此段言语，既从具体文字之变化以求确证，亦从《急就章》流传以来之舛误追本溯源，逻辑明晰，理路通透，颇能阐明问题。同样舛误，又若“液”“掖”二字，左旁草书极易混淆，庄世骥引《广韵》求与颜合。高二适认为：“均拘虚之见，一同于王国维氏，余前已非之矣。二氏考《急救》，不知章草，殊失。”
高二适诗
（八）“发”“友”一点之误，见草书源脉
《急就章》之皇象本，比较颜师古根据唐太宗从钟繇而来之本，应为章草原典。高二适之考证，即遵守章草本来之书写规范，故其云：“故以章论，皇本尚存先汉之旧，钟颜本则别有窜入之章，然则庄氏不考其本之各异，而遽云颜本是也，此误倒耳，岂非误之大者也。”《急就章》在流传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因为传本的泐失舛夺等原因，失去原貌，而唐人仅为保存文本而漠视章草书法则为舛误之尤。高二适之考证，既要尽可能占有资料，广收博取，择善而从，还须从章草字法的内在衍变细密观察，以求结论。故对于以后证前，勉强从众及自作臆断乃至“误倒”之类，均从具体考证中一一揭示。及历代因不识草书变化而对《急就章》文字之擅改，使高二适痛心疾首。若卷上第三之“友”字，被误作“发”。而草书“发”“發”均可为“友”右上多一点，与“友”甚近，故多家注《急救》，均误“友”为“发”。高二适云：“庄世骥考证，每离章书法而肆意增减笔画，改夺原文，故臆见多也。”
（九）由隶入草为普遍，篆隶融汇为特殊
章草之生成过程十分复杂，一般而论，固然由隶入章，但也有个别情况，乃由篆隶融会而成。若卷上第四之“無”字，即由篆隶两体合并而成，《圣教序》中之“無”字则由隶而来。高二适提醒：“章草有篆与隶合并而成之字，此不可不察。”“箱”字，正书为“竹”头，但章草则为“艹”头，王国维校注《急救》云“章草从‘竹’从‘艹’之字无别。”高二适则考证“箱”字由篆变隶作“艹”，章法承之，故作“葙”，而正书则应从“竹”，故云“此正草正之别，王国维语似是而实非”。考证《急就章》，为使其有一正确之章草文本，而章草与正书之区别，亦必严格界定，以免混淆文字流传之绪。故高二适就此又言道：“孙星衍、庄世骥两本翻正仍作‘葙’，亦误。虽孙注云‘葙’，‘箱’字草书，庄亦谓‘箱’上从‘艹’，草书往往如此。然则此二本章书翻正，应改从‘竹’，而今仍从‘艹’者，亦殊自乱其例矣。信如王祖谋家刻课本《急就篇》序所云，章草‘葙’‘蕳’等字，未易为初学言之，岂真难言哉，亦未考其章正耳。又孙、庄、王诸氏，考校颜本‘作’‘祊’之误，先后均同。此则为相互传抄所致。王氏校本，尤坐此病，似不可不明辨之。”也有草法书写错误而解释正确之字，若“次”，叶梦得本释正而书误，石本模写有失则混淆为“须”。李滨之考释则因误为伪，高二适考证至此，更连类王羲之《此月哀怀帖》之“次”字，久被混淆，亦当依章法而明晰。
高二适自作诗册页
（十）以“武”字为例，阐明王羲之草法为千秋一贯
在历来考证《急就章》学者中，高二适对于王羲之书法应为最熟悉之一人，故其所举例亦多有右军法帖中为人熟悉之名篇。“武”“昌”二字，在王羲之《省别具帖》中，此二字完全为章草。故高二适阐述云：“惟‘武’字除行书外，千数百年来，竟无作第二草法者，隶草之功，与其流传之深远，赫然可知矣。”这样的例证与阐说，不惟因明晰而使人信服，亦可连类对书法经典之寝馈，于知识兴趣之融汇间加深理解。枯燥之文字考证，因作者思绪之精密兼眼界之宽阔，活泼可读，此又为高二适此著之可宝贵处也。此种以读者较为熟悉之书法经典中具体文字衍变为阐说者，还有许多。若“减”字，左旁两点与其它多字之章法不同，高二适仔细拆解分析之后，引用《大观帖》中《适闲阔帖》“长史断阔亦不减张”及《淳化阁帖》中怀素“草不减张”，以证己说，且辨析姜白石释此字之误。又若第六“原”字之章草写法与“康”字极为相近，故诸家多有伪“原”为“康”者。高二适因本书第十八有“康”字，草法各异，而李滨则未言及，故详述之。高二适曾经关注过嵇康《绝交帖》，并在香港《大公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发表《“绝交帖”题记》。此帖有传为唐代李怀琳所书，而高二适认为应属嵇康原作，因其书法中多有章意，第一字即为“康”，乃家门自道。互相勘较，“原”“康”之辨，益为明了。
（十一）“角”“鱼”通用蕴含书史大题目
谢鲲墓志
书法用笔使转中的细微差异，亦可造成舛误流传。高二适曾见清人学画编原刻本以章草书自序，混淆“在”“左”二字；而在“左”字章书之右加一点，即成“在”字。由于对帖札碑版的谙熟，他顺手拈出《淳化阁帖》中王导《省示帖》，读者可一目了然，而此细微差别造成之误亦迎刃而解。“定”字之变衍，篆书宝盖下本为“正”字，至汉《韩敕碑》变易为“之”，章草更加省易，而楷书亦间有承之作“
”者，高二适将此字之变衍解析至详，不仅隶生于篆，即楷生于草之因缘均得明辨。“蘇”字左下为“鱼”，汉隶中从“鱼”之字，或变为“角”，而“角”之章法使转通“鱼”为“角”，故“蘇”之章草即可通，且草书中之“鱼”与“角”则“视在所用也”。为阐明此字此理，高二适遍及《北海景君铭》《曹全碑》《居延汉简》，使得条贯明晰之解。又卷上第九之“蘇”字，亦为同理。高二适并引用新近出土之南京附近东晋谢鲲墓石，其“鲲”字之隶书即为“角”旁，以证“角”“鱼”通用，并剀切言之：“有不识者以为讹字矣。凡隶之通变，及正生于草，惜世人识之少耳。”
”者，高二适将此字之变衍解析至详，不仅隶生于篆，即楷生于草之因缘均得明辨。“蘇”字左下为“鱼”，汉隶中从“鱼”之字，或变为“角”，而“角”之章法使转通“鱼”为“角”，故“蘇”之章草即可通，且草书中之“鱼”与“角”则“视在所用也”。为阐明此字此理，高二适遍及《北海景君铭》《曹全碑》《居延汉简》，使得条贯明晰之解。又卷上第九之“蘇”字，亦为同理。高二适并引用新近出土之南京附近东晋谢鲲墓石，其“鲲”字之隶书即为“角”旁，以证“角”“鱼”通用，并剀切言之：“有不识者以为讹字矣。凡隶之通变，及正生于草，惜世人识之少耳。”（十二）千秋名碑之字误，一朝解疑之大快
高二适题《龙藏寺碑》
高二适自幼即临习《龙藏寺》，但在考证《急就章》时，却发现“隋碑《龙藏寺》两‘離’字均误。”为什么？以章草考之，其偏之“禹”须出头，不出头则草法为误也。草书难为，非在驰纵潇洒而在字法精严。此高老考证《急救》以匡草书笔法之舛乱，真以平生研习心得兼典籍蒐罗为淹贯，以身说法，宁不教人以贴切体悟焉（第一一〇页）！高二适自号舒凫，“凫”字下部多书为“几”，但在章草中应为“力”，此为历代聚讼纷纭，久无定议，而孙星衍以为籀文，则群相和之。高二适于马衡《汉石经集存》影本一百零三石，得鸟下“几”“力”相通之证，其云：“盖自皇象章书历世千数百年，而今予始作《急救》定本考证，忽得见此《石经》残字，以资契合，乃不觉以前诸家疑难，一扫而光，予何幸哉，直同创见奇遇焉耳”。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乃作诗辛苦之状；舒凫考证《急救》，本苦中作乐，其苦中之乐，亦云大焉！
（十三）偶尔得中与透彻理解
“鬱”“欎”二字，本为同声同义，乃由篆变草中形成之异体，《干禄字书》收其字为“俗”。高二适驳论云：“误”。且阐述云：“凡《字书》谓隶变为俗，自唐人已如此矣，此小学家之陋，迄沿于今。”又谓：“草由隶生也，颜师古及王应麟辈释草，均依《说文》正字，此开《急救章》纷乱之渐。”高二适认为，若不从隶草之变考证《急就章》，则即使某些解释正确，亦非真解，乃偶尔得中。若“弊”“敝”二字，王应麟校本，就此二字引汉碑知以“弊”为“敝”，可谓一言解纷。但高二适设问：“惜尚未明言草承隶之变，岂偶得之耶？顾庄考尚斤斤以‘弊’‘敝’为俱非，是持此说也。章书益晦之矣。”章草书法具有某些特殊性，若“助”与“彭”左下最后一横笔，由隶书衍成，均为长笔直过。又如“钖”之右旁，章草“易”“昜”无别，若以今草、行楷视之、则不容混淆。钮树玉校《急救》，见此类字每似是而非。高二适认为此类字“为章法所从出，即书家变体亦恒喜作之。”又评云：“钮树玉校本，迂拘一孔之见，最不合《急救》章法，……倘以科场举子眼光泥之，尚复可论隶草法之省变耶？”中国书法既为文化载体，亦为艺术表现，其中之规范化与特殊性同时存在。考证《急就章》，固有因其流传过程中之随意性消解规范化之例，而在整合之中亦不能漠视章草在由隶转变过程中的具体细节。特殊性并非随意性，规范化并非迂执拘泥，要在把握隶变之内在规律而对每一个案具体探求。高二适之考证，正因此而若高屋建瓴，又每丝丝入扣。
高二适自读书
（十四）博览群书致触类旁通
卷上第十，各字多与“衤”旁有关，其中“褌”字，高二适之考证，从文字源流扩而及于方言，又从《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著犊鼻褌”得到印证。浩繁典籍，尽为我用。高二适多年沉潜之功，终在此考证文字中得见光华。其序言中所云“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之概，发自内心之快乐足感读者。
“箅”字之章草写法与“央”十分接近，高二适乃详细分析其隶变过程，中间之“田”草化为“丷”，“亓”省为大，“丨”笔上穿。“如作‘央势’，则差以千里也”。叶梦得本即坐此误，王国维在其校本第廿二章释“痹”亦同叶误。盖因其以“央”为“畀”之别，正因未解此字隶化为章之过程。高二适云：“王氏既误认草‘尖’为‘央’，又以‘央’即‘畀’之别作，则尤误也”。
（十五）博览旁通又一例
卷中第十二“咅”“瓿”“缶”“垂”诸字关系之关联变易，亦可称历代诸家《急就章》解释考证中聚讼纷纭之例。“缶”字在隶变过程中出现不同写法，若《祝睦后碑》“缶”旁作“咅”为对，《吴仲山碑》中“缶”字与“垂”相似，此细微之差，即造成后世传释之误。高二适认为：“颜本、玉海本及石本、叶释本均翻正作‘缶’，其字虽是，然草之承隶作‘咅’，省变原体不可见。”因为未能理解隶变章草之笔法，故颜本、玉海本、叶本在涉及“垂”“缶”二字的写法时又误。颜注“垂”“缶”未分，同一偏旁，而释文不同，其误一；又颜注“缶”字或为“瓿”，其误二。因有此两误，“后之考《急救》者，遂纠缠错杂，如堕五里雾中矣”。高二适综观诸家舛误，引述《汉书·扬雄传》“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之“瓿”字，使聚讼顿明，此亦博览旁通之又一例也。
（十六）“蔺”“雈”之辨，将错就错代不乏人
将错就错之例，卷中第十三，考释“蔺”字流传经过，颜师古之注本未错，但玉海本引王应麟本云“颜本作雈”，王国维校本亦云颜本作“雈”。惟孙星衍校本云玉海谓颜本作“雈”非。高二适云“孙不误”。“颜实作‘蔺’不作‘雈’也。”这样一个复杂过程，究竟如何衍成？高二适分析：“今据颜本王应麟补注，无颜作‘雈’事，岂王（先谦）氏翻正太宗书本未深考，而王国维承之而误耶？凡校勘不检覈（核）原本，最易兹误。余寻王急校本，首载碑目一门，至其八颜本下，有云玉海附刊王应麟补颜注本，此本与王氏御书本校注所云颜本作某者往往不合。今王国维屡据王氏御书本为急校，伪误已不一见。如此文谓颜本‘蔺’作‘雈’者，斯则竟沿同矣。世岂不有知其误而复躬自蹈耶？因二王此误繁多，聊再揭出，俾来者知所准耳。”
高二适 《读书养气》五言联
（十七）对大名家若黄庭坚、王国维错讹之辨析
“梳”“疏”之草书极易与“流”混淆。王国维校本解“梳”字云：“赵章草本作‘流’。”高二适对勘赵子昂、邓文原写本，乃“疏”，并云：“‘梳’与‘疏’通。扬雄《长杨赋》‘头蓬不暇梳’，《文选》作‘梳’，《汉书》作‘疏’。”“王国维氏亦有漫然不解草法，虽‘疏’与‘流’在几微之间，无论赵书非‘流’而‘疏’，即使误为‘梳’，亦不当迳认为‘流’矣。”大名家之错，往往被后世相沿成习。故高二适在考证中必为发撷，以正源流。王国维或不以书法显，其释草之误颇夥；亦有大书家于它书精湛其艺，而于章草尚存隔膜者。高二适考证“寡”“宣”二字之由隶化章过程，两字均为“宀”头，又“寡”字草化中，下部简化为四点水或一横。黄庭坚即误以为“宣”；又“合”字之今草写法与“会”形近似，黄亦误“合”为“会”。高二适考证至此，不免申说云：“综计《急救》诸本，以黄庭坚本伪误最甚，意宋人大都以今草改章书耳。”高在序言中尝论述宋人于章草之疏慢，辨证之间，益发感慨，亦有以也。
（十八）“寸”加一点，即成“等”，考证中有趣味
章草由隶转变，亦有某些字，由篆隶二体综合而成，若“羁”“霸”二字省变之中，各取其部分，而成“覇”字；又若“寸”加一点即成草书“等”字。高二适云：“此法草书常用之，而今草愈益苟简，使转形同之字，亦承加点之法。如《阁帖》王导《省示帖》‘在’加点别于‘左’字；王羲之《百姓帖》‘民’加点别于‘氏’字，是也。”这些例证，不惟考据精严，且深入浅出，使读者特别是书法爱好者能够与自己平时读帖习字之经历实践结合，故枯燥之文字考证，亦生发无限趣味。想高老当年为此烦难之事，亦必因幽微间之学问趣味而得成其积年不倦之快慰也。
高二适行草题诗二首
（十九）“鸣”“明”草法相近之致惑
考证“鸣”字章草写法时，出现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即其字与今草“明”字十分近似。颜师古释为“鸣”本未错，钮树玉校赵书本则为“明”，又谓颜作“鸣”“是也”。高二适批云：“以此为考证论据，岂非无适而可者乎？”孙星衍、王国维则都认为“鸣”“明”二字，草书相近，因伪为明耳。高二适云：“凡书家只习于法书之高妙，未究《急救》文法，遂致沿误相仍。”此“鸣”字所在全句为“锺磬鞀箫鼙鼓鸣”，全为乐器单字名词，岂容它意阑入。高二适勘定之间对原文忠实阐释，取义鉴别，丝丝入扣，终将钮氏“凿空之言”及“无适而可”一一厘清，足令人叹服。
（二十）从“雚”字考证中得“奇遇”之欢
“雚”字之考证，使高二适颇感欣悦。章草“雚”字，有两“艹”头，而现存词典字书皆无此字。高二适本亦觉此二字无可考发，遍览中忽于近人瀛涯《敦煌韵辑》得见隋本《广韵》，又扩展及于《敦煌琐掇》所抄巴黎图书馆《广韵》，均见有此字之古体。其慨乎言之：“岂非奇遇耶！”得此确识，高二适遂进一步阐发此字变衍细节：因为此字古体之久废，诸家于其章草书之由来遂纷纭其说。其字上从“艹”，中亦“艹”之省变，和则为隶变之“雚”矣，其字又由篆与隶合变而来，“此古人造法之妙也。寻章草隶篆合并，篆籀合并，隶与隶合并，盖已屡见矣。余故推言之。”因古体已废，今存“雚”“萑”均距古已远，章草书法之考定大费周章而终在上下求索之间得一明证，高二适既叹奇遇，犹为未足，又发抒云：“今既获此创见，益欣感于斯文！”高二适此段议论，发于《新定〈急就章〉考证》初作之中，以后修订时，又为此“雚”字之考证述论，因许慎《说文解字》不收隶书，唐人多不作章草，遂使后世之“雚”字章草写法沦于迷离。高云：“隋《广韵》收存‘雚’之古体字，足征陆法言、刘臻诸人，尚知汉隶草法，唐以后则无识此字者矣。余频岁致力隶草，知《玉篇》诸书，漏佚前古遗文夥颐。”高二适自承亦不识“雚”之古体，“即识之，亦无可征用。”“今两得之，真觉遗篇之足宝矣”。在辨析过程中既以积学发撷前贤之谬，亦从而完善己识，正为此著之可贵处。
（二十一）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
“额”“頟”二字之变衍，汉碑《唐扶颂》隶书作“頟”，徐铉本《说文》，曰今俗作“额”。因“额”行而“頟”废。后出字画，反繁于隶草，这与文字由繁变简的规律有异。对于这样的特殊现象，高二适云：“字之衍变，固无定义哉，今作草仍宜守章法为允。”中卷第十六对于某些阙如之字的分析，若“喉”字，钮树玉校赵孟頫本即付之阙如。高二适评论云：“赵子昂正书《急就章》，凡章草未易释正字，均付盍阙。如第四‘赣’字，第八‘货’字，第十六‘稽’字等，均未写列。后来明人俞和释草，更加沿误，抑又不足为据矣”。
高二适致高景云手札
（二十二）《说文解字》重篆忽隶之影响
历代被视为“俗字”者，其实多有隶变过程中自然生成者，若“總”与“捴”，为一字，而“捴”为汉人隶法。又若“殿”由“壂”来，如此多字，均非“俗字”可谓。高二适云：“姜夔所称，章草结体平正，下笔有原，其所谓原，即草法多本于隶，何谓俗耶？惜自许叔重之书行，晚近学者，只知考定六书篆法，而略于汉隶之省变。及隶再变为草，并递承为正书者，均屏而不问。余独忧之，故于考释章书，必求其笔画之所从来，而于向来小学家‘别作’‘俗作’之说，则显斥其谬，兹并及之。”
（二十三）对罗振玉、王国维视多字为“俗”之异议
“盖”字之由隶往章草省变，曾有歧见。高二适比较顾蔼吉《隶变》与罗振玉《流沙坠简》释文，肯定顾说根据《景尹铭》省“竹”为“艹”，省“大”为“土”之解释。《九经字样》谓此字正楷从行书，罗振玉则认为乃汉人别字。高二适评论：“此罗误，字由篆变为隶，简而易行，一脉相承，何为别字耶？”《九经字样》之误又在何处呢？高云：“《字样》原意，以‘盖’之‘艹’头，与‘荅’‘若’等字，并皆为伪俗，不可施于经典，彼以‘竹’作‘艹’为正，作‘‘则为伪俗，故云从行耳。”又云：“罗振玉……不考隶变之失，所误非浅矣。自（蔡）中郎《石经》湮灭，后儒不复知有隶楷递承之事，千年来从学之士，又不复知有章书本原，此诚可嘅矣。本书不惮繁词，与昔贤相忤，固为此，不为彼耳。”前章论及王国维等视多字为‘俗’之不确，已有论列，此继为且申言之。
上述例证，为高二适此著中之部分发撷。高对颜师古以来考释《急就章》之诸多学者，均有辩难纠正之意，均以章草与前之篆、隶，后之草、楷互为生发、延替此一字体变衍脉络立论，又以半生对书法艺术众多典籍之寝馈熟悉，举证说理每多剀切入微。至于其他学者之立论援据之由，尚可细为探究，此正为书法学术往深入发展之所必。
高二适立誓札
六、《新定〈急就章〉及考证》
广泛运用碑帖经典对高二适书学的意义。
高二适写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是他在退职之后，在没有任何机构支持条件下，完全以赋闲之身，独立完成的学术著作。他依靠的是自己节衣缩食逐渐积存的藏书。一九五八年，他在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退休，只能领取数量微博的退休金，以后即再无固定收入。经济条件是拮据的，而考定《急就章》这样的纯学术著作，出版之困难也非作者在写作热情中可以想象。高二适已经自外于名利之场，但他“下笔作千秋想”，相信中国书法必会传承，书法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必作学术澄清。资料齐备之时，他若殿堂点乐之快，而在写作中，确也享受了将书法历史典籍在具体考证中一一道其窍要之欣悦，这是高二适一段“失业”时期勉力完成的大事。若说旧社会失业为寻常事，新社会则是每一个人都由单位安排管理的集体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失业就太显得形单影只。但高二适顾不了这些，他只是要一步一步完成自己多年来积学耽思所得的诸多学术设想。很多他热爱并熟读的古典诗人作品，他都想一一评述。但他最先选择了内容相对枯燥，读者对象也相对狭窄的《急就章》考证为系列写作的发轫。也就是在此过程中，他细细梳理了书法史上诸多经典，将“碑”“帖”两套统统为己所用。在考证中，许多名帖被他随手拈来，多年摹写，以王羲之父子为楷模的翰墨楷范，在他心中手下太熟稔了。而章草所来自之隶书，大量碑版名篇，也被他反复引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引用的典籍有：老子《道德经》《左传》《汉书》《隋书·经籍志》《魏书·崔浩传》、宋玉《风赋》、扬雄《长杨赋》、桓宽《盐铁论》、张仲景《伤寒论》、嵇康《琴赋》、张参《五经文字》《干禄字书》《法书要录·右军书记》《流沙坠简》《西陲木简》《鹞鸟赋》（托名曹植）、《文选·李善注》、孙过庭《书谱》、邵博《闻见录》、姜夔《续书谱》、文素松藏《熹平周易石经残碑》、瀛涯《敦煌韵辑》、顾蔼吉《隶变》、马衡《石经集存》等。
高二适《新〈急就章〉成题两绝句》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全书毛笔手写，既是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洋洋大观的书法作品。大量内容为行楷及章草，而引用到前贤名篇时，高二适也就情不自禁以相类书法为之，其中可见：王羲之《小大悉平安帖》《月仪帖》《省足下别疏帖》《知贤室委顿帖》《丙舍帖》《适重熙帖》《此月增哀怀帖》《省别具帖》《知彼清晏帖》《洛神赋》《至也帖》《伏想清和帖》《百姓帖》《勿杀生帖》、王献之《疾不退帖》《洛神赋》《阮新妇帖》、张芝《二月八日帖》、钟繇《宣示帖》《贺捷表》、嵇康《绝交帖》、索靖《皋陶帖》、王导《省示帖》、王珣《令欲帖》、智永《承足下帖》《千字文》、唐太宗《屏风帖》《晋祠铭》。
为要证明章草由隶书而来，书中引据秦汉魏晋碑铭与历代所传《急就章》文字对勘，更达五十余种，其中引述《韩敕碑》达十九次，其次为《曹全碑》与《孔龢碑》，各十五次。一些汉碑经典，习隶书者必须临写者若《孔宙碑》《衡方碑》《孔羡碑》《张迁碑》《西狭颂》《史晨碑》《石门颂》《曹娥碑》《郙阁颂》等，高二适均以其具体笔画与各本《急就章》对勘。魏碑若《张猛龙碑》，隋碑若《龙藏寺碑》亦得引用。可见在历年书法研习中，高二适固然对王羲之心慕手追不遗余力，对碑版经典亦未忽略。《龙藏寺碑》为其自幼临习，其中字迹变化，亦在考证《急就章》中得到利用。还有一些稀见碑版，若《冯绲碑》《新莽侯钲》《殽阬碑》《李翊夫人碑》《戚伯著碑》《真道冢地碑》《韩仁铭》《丁鲂碑》等，也在此书中得到引用。
高二适临王羲之帖
特别需要点出者，在此书中，作者还提到《谢鲲墓志》，并说明：“近南京发掘东晋谢鲲墓石，隶书作角昆，有不识者以为讹字矣，凡隶之通变，及正生于草，惜世人识之少耳。”此墓志一九六四年九月出土于南京，此时《新定急就章》已经完稿多年，却出版无期，故新发现的材料也被高二适在不断修改中引用。考据中所见几个隶碑不收之字。“頭”“得”“僅”三字的草书，由隶转借，但隶碑中不可得见，惟从居延汉简中可见。高二适云：“抚木简，益见章书之可宝爱矣。”不久之后发生的“兰亭论辨”，质疑《兰亭序》为真者的基本依据，是东晋时期尚在隶书时代，楷书、行书均未成熟。高二适在考证《急就章》及平时披阅典籍中，早已对书体衍变烂熟于心：汉代即已有草书，在章草成熟同时，今草即已发萌。高二适在感慨章草由唐以后渐为疏离，使得草书中古法稀微，但若说东晋时期尚无楷书、行书，则为其认识所不能容忍。高二适之参与“兰亭论辨”，乃其长期研寻中国书法源流变迁之必然。
高二适致章士钊信札
如果将时空回转到一九五八年，那正是“大跃进”风潮席卷神州之时。高二适潜心孤诣，为此绝学，即使自己摒绝名利，处以清心，外间作何议论，难为逆料。何况不久前之种种斗争批判，言犹在耳。故而作者不能不预为之言：“论君子无私，心无惜乎是非，而行不离乎公道。此正学术上有益于人，有用于世之事。而识字尤为读书为学之初基，古人亦尝言之矣。然则吾今之为此，是岂能为毫发欺世盗名之语哉！”此段申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中也被删去。二〇〇九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版才以全部影印件形式使之恢复。而此段议论，正可看出高二适在进行此项学术工作时之内心感慨。高二适之考证《急就章》，无人命题，无人约稿，无人督催，亦无人鼓励。纯粹为一个文化生命的自我挥发，一份文化责任的自我承担。尽管蜗居寒斋，稀接外物，但是一个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外间之事。即以文化学术界而论，多年来少有真正具备历史价值的学术成绩，一些硕果仅存之著，反而遭遇“拔白旗”之厄。高二适因为有女儿在浙江生活，偶往杭州，与诗词家夏承焘有交往。颇具特色的《宋诗选注》的笺注者钱锺书正成为“白旗”典型，遭遇批判。国内学界噤声，倒是日本学界评价甚高。后因夏承焘出面称赞钱著，此批判风潮方得止息。《急就章》之考据，可谓远离意识形态的边缘学问，但批判之风，每无孔不入，高二适命笔之际，亦不得不自为辨白。一九五八年的提前退休，为不得已之举。抛弃切身利益而闭门苦读，其心不能无悲慨。高二适则以“因病得闲”一语轻轻带过。此心绪亦可与当时远在岭南之陈寅恪以目盲之身，发愤写作《柳如是别传》而淡言“不行此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对观。不同处在盲翁之作，以小女子身世，寓千秋孤愤；而舒凫考证，则以书法源流，寄文脉幽深。《别传》《考证》均为作者潜隐之中所发文字，均有“出版无期”之叹，亦均在“四凶”败亡之后，传统文化得以复苏时期见世，亦可谓不甘随声附和之学者文人以心血酿成之绝响。考证《急就章》是高二适学术与书法双双沉潜，双双奋进的重要著作。他自名“证草圣斋”。出于题《墨池编》：“余取‘证圣’名斋，原本陶（隐居）上武帝论书启。陶贞白上武帝论书启：‘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推重武帝为第一评书家。吾名书斋曰‘证草圣斋’，本此‘圣证品析’语。”“证圣”之说，还可从高二适《急就章校考事毕诗寄孤桐老人》一诗得见：“书堂落笔公窥我，公则嵬峨无所可。‘天下一高’公誉辞，吾祖亦持张九诗。怀中‘急就’谁校考，骨节钟索无罗赵。年过七十未觉老。吁嗟乎，此技至今五百年，请持草圣论公道。”诗中所谓“张九”，即张旭。高适有《醉后赠张九旭》：“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高适对草圣张旭推崇至高，而千载之下，高二适在进行草圣事业。完成此著，舒凫如释重负，连连作诗寄奉章士钊。又有《新定急就章成，题两绝句》：“正名定物殊琐繁，看余落笔溯泉源。此是坑填新愿欲，那能毫发到仇恩。”“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提笔有传书。”“此是坑填新愿欲”一句，寄寓沉痛复昂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摧残败坏，而就书法源流之悉心梳理探求，正是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建树。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完成后，章士钊亟欲帮助出版，以他能够往来香港、内地之便利，最初准备带往香港。但以后顾忌在香港出书会招致“海外关系”罪名，当时社会，若章士钊能够往来香港内地之间为独一无二。此途难趋，章士钊又将书稿推荐给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复因文网渐趋严密，终致搁置。章士钊对学术事业的热情非仅对高二适等弟子。陈寅恪的撰著，也曾引起他关注，一九五六年夏天，他经广州赴香港，专程见访陈寅恪，陈将油印本《论再生缘》相贈。章士钊当时所衔之命，为在香港向台湾当局所派人员转交中共最高领导人致蒋介石亲笔信，行止十分谨慎。故对陈寅恪著作即使欣赏，亦未必有精力斡旋。此后，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方在香港《人生》杂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发表。此撰引起郭沫若与陈寅恪之笔战。若干年后，郭沫若否定《兰亭序帖》为王羲之所写，高二适奋起反驳，章士钊为高的有力支持者。孤桐对具有独立精神学者之关心，对学术事业之关注，应为一贯。高二适完成著作，反复向孤桐致意，亦为必然。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完成后，高二适还将“序言”寄给在杭州的马一浮。马一浮回信云：“赠诗及见示大著《急就章考释序》先后均至。竭目力以读之，深以为幸。序论详赡，精切，诚今日罕见之文字，使读者了然于隶变源流，非贤者用力之久，何以及此？全书付印若成，倘余年犹在，亟以先睹为快也。”马一浮回信在壬寅年，为一九六二年。是高二适退职之后的第四年，他抓紧时间完成了此件积蕴心底多年之著作，也希望得到学术界认可。马一浮（一八八三—一九六七）当年已近八旬高龄，阅读高著《序言》之后，以“详赡”“精确”为评，但不仅对此书有所期待的马一浮未及得见出版，连作者自己也临终而未遂斯愿。这不能说不是作者与知音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