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的断裂与“人”的不在场——关于“千人一面”的当代书法创作的省思
2019-10-23 09:46:59 来源：网络 点击：
当代书法创作与传统的最大不同，体现在观念、形态、展示传播方式各个方面。古代书法创作以“文人化”为鹄的与价值追寻，书法创作成为体道的方式，它与人的存在状态和人文化成的文化追寻密不可分。对古代书家而言，不存在与文化价值相分离的单纯创作行为“人”成为书法创作的起始，也构成书法创作的目的。道”与“艺”自然安处，不存在任何价值冲突。这种对书法的文化价值的推崇，直接影响到书史对书家的价值判断。从汉末魏晋以至近现代，“文人化”始终构成书家赖以自立进而获得书史认可的前提。
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书法创作是在传统文化断裂基础上进行的，这决定了当代书法的非文人化性质，而对书法经典传统的颠覆更加剧了当代书法的非文人化性质与取向。在创作观念上，当代书法以职业化、专业化为追寻目标，以展览机制为中心，从而导致形式至上的创作倾向。这种非文人化，以展览为中心机制的创作模式，导致当代大众化书法泛滥与个性化风格的弱化与消失，同时，展览机制的泛社会性，更造成趋时竞利与千人一面的流行书风的形成。
当然，从当代书法史层面考量与检讨流行书风的形成，无疑有着较为复杂的书史诱因与成因，不过概括说来，对经典传统的颠覆与对书法文化性的漠视，以及以展览机制为中心所导致的形式至上观念，是造成流行书风产生的根本原因，西化思潮与外部书法审美改变只是诱因而已。对书法经典传统的颠覆导致“无法”的泛滥与流行，人人都是书法家，只要受到初级的造型、线条训练，所谓的书法家可以在短时间内成批生产出来，就像培养生产线上的熟练工一样。
实际上，在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与道的分疏始终构成书法艺术形上与形下的价值分野，而书法与绘画之所以从魏晋开始成为文人的专利，就在于文人使书法．绘画由技匠不断向精神提升转化，离开了这一点，书法与绘画就不可能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占据崇高地位。从艺术史立场而言，区分“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并不单纯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或正统与非正统之别，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艺术价值所决定的。
当代“流行书风”的沉沦，以及“帖系书风”新的流行与千人一面，从本质上说，便是作品背后 “人”的消失。书法创作成为不反映人的存在与文化精神的纯粹技术产品，这种技术复制由于丧失了人的个性化风格与精神心印，从而成为定型化的、可以相互模仿抄袭的低劣品。苏轼曾说：“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可见，作为道德人格与文化精神象征的书法是单纯技术手段——即使这种技术手段再高超——所无法表现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当代书法的整体成就。但是单就个体书家所达到的艺术文化审美高度而言，当代书家无疑还无法比肩书史上的前贤大师。从而，整体上的繁盛与个体上的创造力矮化、低下，便构成当代书法的基本特征。其中， “千人一面”的创作风潮是导致当代书法缺乏原创力与书史高度的痼疾。其实，从“流行书风”到“帖系书法”新的流行，所反映出的无不是创造力低下与对书史的宏观洞悉与体悟的缺乏。
从书史立场来看，一个统一的、带有时代主导动机的书法审美思潮，并不必然表现为同一单调的审美创作趣味，更不必然表现为低层次的模仿。如北宋尚意思潮中的苏、黄、米、蔡，明代表现主义思潮中的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清代碑风中的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蒲华、吴昌硕，无不风华各异，彪炳一代。这些书法史上的大师并没有因处于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中，有着相同的艺术主张或审美趣味一致，便相互因袭模仿，而是各自面向伟大的书法传统，探得灵珠各有源，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表现出十足的张力。即便是在书法最具创造力的晋唐宋明时期，在统一的书法审美思潮中，也并没有产生过所谓“流行书凤”。事实上，书史上的“流行书风”只存在于“干禄体”中，而这与“艺术”已是毫不相干了。
书法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产物，它由工具本体上升到精神本体，恰恰是文化主导的作用，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风格无不是技道合一的产物。书法的精神性，使得求雅的文化品格成为书法风格建立的前提，一般技术性熟练的平庸风格与人文化成的伟大风格不可相提并论。拥有一幅熟练的笔墨并不能够成为拒斥文化的理由，在传统书法中。单纯的笔墨表现是不被看重的，技巧笔墨表现始终附着于文化表现之上。因为失去文化的支撑，所谓“风格”只是习气而已。
由此联系到当下书法创作中许多中青年书家对文化的普遍冷漠与“不读书”的风气，创作上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痼疾表现便不难理解了。常常碰到一些中青年书家面对文化所表现出的无知与傲慢，他们将一幅熟练的笔墨以及与文化关怀无关的平庸风格当成显名傲世的资本，露出胸次和人格的卑琐。事实上，离开了文化这一伟大的“通灵宝玉”，所谓的“风格”，只是工匠熟练手工活计的代名词，而与艺术史通常所论定的“伟大”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