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罗 | 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九）
2019-10-10 10:48:43 来源：网络 点击：
2007年年底，老朋友姚宇亮请我去山东艺术学院作个报告，天津离济南还比较近，不会影响我正式的工作，所以我去了。
报告选题当时我也没得选了，因为自己的研究经验非常的少，所以我决定讲讲我刚写完的《〈书谱〉文体考》的内容（图一）。当时我已经向《艺术史研究》投了稿，2008年年底才出版，是我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我觉得听众会感兴趣的。那是我第一次作专题报告，在我看来还比较成功。至少从我跟山东艺术学院于明诠教授讨论来看，他充分理解演讲的梗概，这就让我相当满足。
与每件首次发现的事一样，对任何人都有重大的意义，即使事情本身未必这么重要。后来我在中国作了不少专题报告，越来越习惯用汉语演讲，也是越来越能够随时随地调整话题和适应当地听众的特点和兴趣。可是为了达到这种熟练的感觉，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一定的道路，尤其是开端的确是个费劲的事。
我本来很想去山东野外地区看看摩崖石刻，但是在济南的那两天中，第一没时间，第二已经是冬天了，天气已经相当冷。所以我跟姚宇亮去了几所博物馆。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我们那天看了好多石刻作品，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安放在小院子里的《高贞碑》（523），是豪放挺拔的标准魏碑体。除了看石刻以外，还见到赖非先生，跟他聊得很愉快。可惜，后来没有再去济南也没有再见到赖先生。
2007年圣诞我还第一次去了日本，实际上去得有点晚。研究或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日本与中国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也都知道日本大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我看来学习中文的人必须去日本看看日本是什么样子的，学习日文的人也应该去中国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就书法而言，日本与中国书法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一方面是日本收藏中国书法有很多名品，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书法的研究和出版也作了极大贡献。所以我去日本想一边观赏原作，一边搜集日本出版物。
图二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那时我先从天津飞到名古屋，然后去了东京、大阪、京都和奈良。我去了不少博物馆，包括东京的书道博物馆（图二），但是说实话我没有看到太多经典作品，好像日本文博单位不太乐意展出太多作品吧。我2017年再去日本的前几个星期，我还委托意大利驻东京文化处帮我联系书道博物馆和三井文库资讯看是否能看一幅敦煌写经和一本拓本。但是这两个单位都不让看他们国宝级的藏品。相对而言，我应该说在中国查阅原始作品容易得多。
从书籍的角度来看，我倒在日本买了好多非常好的书，也发现了好多在中国和别的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尤其是东京神田町旧书店，真是一个任何喜欢东方文化的人必须要去的地方。除了著名的《书道全集》以外，从书法文献丛集的《中国书论大系》到普及性的《中国书法指南》（中国法書ガイド），二玄社好多出版物都非常有用。我记得当时还去了二玄社公司看看有没有现成的书画复制品，可是很少，都要订做。
图三 《集王圣教序》南阳堂拓本
神田町还有不少书店也卖碑帖。我当时在东京南阳堂买到了一本《集王圣教序》拓本（图三）。虽然这本不如我那件整张的《集王圣教序》，但是价钱比较便宜，是当时的一百美元，所以还是把它买下来了。2017年再去东京时，我就发现神田町书店基本上都没有碑帖了，店主说都被中国人买走了。还好，我在离南阳堂很近的一心堂书店却买了一本《兴福寺残碑》（721）的拓本，也正好是我当时研究的对象之一。
就书写方面而言，我其实觉得当代和历代日本书法家写得往往不如中国人。我在日本印象最深的是，用毛笔书写的汉字总给我一个缺乏法度的感觉，好像基本功没有到位。虽然灯箱和标语使用的汉字——甚至饭馆里墙上贴着的菜单——造型都很有想像力，但是在我看来还是缺乏中国人书写的自然，这恐怕是文字符号与口语之间的关系所致吧。
我第一次看过黑泽明（1910—1998）杰作《七武士》（1954）这部电影就注意到一件奇怪的现象，也许可以用来作为划分中国与日本书法的标志。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但是片头字幕真让我不舒服，给我的感觉写得太僵硬了，简直是刺激太过分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日本人写字与中国人相比，虽然充满着极大的想像力，但他们好像是在拼字或“画字”，还缺乏一种自然呼应的气息。
2008年得知台北故宫将要展出孙过庭《书谱》以及其他国宝级的藏品。虽然我在北京留学时经常跟台湾人在一起，但我从来没去过台湾。自己平常又使用繁体字，留言也都不用简化字（我认为这样对我学习书法和查阅原始文献更有帮助，并没有什么复古的理念）。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日常生活用繁体字是什么感觉。
当时何碧琪女士还在台湾大学读博士，我们是2006年在海德堡大学开会时认识的，所以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台北故宫展出《书谱》是用玻璃框，所以无法近看原作，说实话与看二玄社复制品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时在故宫看到了好多好多书画，但是基本上都是唐以后的作品。
何碧琪还陪我去了台湾中央图书馆。进图书馆还要办读者卡，所以我在柜台提交资料时工作人员一听我讲的口音就听出我是在大陆学的汉语，不知道在表扬我与否。
离台北火车站不远有一条街全是书店，包括著名的学生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我也逛过一些艺术书店，但是没有看到我特别想要的书。当时只买了祁小春关于王羲之写的《迈世之风》和台北故宫书画部主任何传馨等的《〈书谱〉光学摄影检测报告》。我也去了一些古玩市场，但是都没有碑帖。
在台北时一个亮点是何碧琪带我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我那时正在准备关于孙过庭生平的一篇论文（2009年三月发表在《书法丛刊》），所以注意到了孙过庭好朋友王绍宗为兄王玄宗撰并书一方《王征君临终口授铭》（686），当时查了好多书，但是都没有清晰的照片。我在网上查到傅斯年图书馆藏有这方石碑的一件老拓片，所以去台北也打算去看看这张拓片。申请成功了以后，工作人员把整张的一件非常好看的拓片拿过来，并且要求我们带手套和口罩观摩，我当时就发现这方石碑很有价值。2009年年初出版小文时，我还花了一百美金拿到图版授权，把拓片的局部附在小文之中（为了找到这方石碑的具体地点我花了好长时间，终于2017年5月看到了实物，也买到了还不错的拓片，以后《书法行走》系列会有专题介绍）。
后来没有再去台湾，虽然还认识一些台湾学者，但是还算对台湾书法研究缺乏足够的认识，等下一次台北故宫展出《书谱》或王羲之《平安帖》再说吧！
2009年年初，我已经决定要离开天津。我在天津期间，除了正式工作以外，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也出版了两篇论文，因此我想，专门研究书法才是我该走的路。
2009年春天被孙晓云女士邀请参加她举办的《请循其本：中国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地点是南京，时间是2009年12月。这确实是促进我离开天津的关头。为了准备提交论文我又去了一次墨尔本，当时整理出了好多资料，可以说是我后来发表的几篇论文的基础性工作。
我参加这次会议是第一正式接触中国书法界的学者，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对我的研究的一个初步认可。当时认识了好多有名的学者，除了刘涛前几天在北京已经拜访过一次，还有老前辈学者像华人德、白谦慎等和年轻学者像薛龙春、毛秋瑾，以及我已经认识的何碧琪。
图四 在南京萧景暮神道碑前
组织者还安排我们到南京郊区去看一些书法古迹，包括栖霞寺的《明征君碑》（676）和萧景（477—523）墓神道中带有反刻汉字的石柱（图四）。这是我又一次发现中古时期中国书法文化另一面。虽然我关注的基本上是北方地区，黄河以南的地区也有丰富多彩的书写文化，只不过留下的硬件实物不多。
离开南京后不久，我就回到意大利教书。我读博士时已经代过课，但是这次是负责古代汉语的两个班级的课，是正式教书工作，要求相当高，所以我两年半都无法离开意大利，终于2012年年底又去了一次中国。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要专门讲的故事，等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