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罗 | 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八）
2019-10-09 09:47:07 来源：网络 点击：
2007年春天博士毕业以后，我面临的局面与我开始读博士时完全不同。原来的计划很明确，博士毕业了以后我要去京都在富先生的指导下继续进修。但是不料他2006年夏天逝世，我心里明白这种计划不太可能实现了。不用说，我只能走别的路。
2007年底通过一些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和建筑师我还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工作，修复的建筑和近代史有关，所以我还搬到天津，一直呆到2009年夏天。我在天津除了工作以外，我还有时间做自己的研究和写字，但是最重要的收获是逛书店和旧货市场。我住的地方离鼓楼和海河边上的古文化街很近，离著名的沈阳道古玩市场也不算太远，走路都能到。只要我没有工作就出门去老区走走，有时候还有明确目的，大多数目的模糊，简直是边走边看。这样我就爱上了天津，这是我最留恋的中国城市。
原因有两个，第一是2007至2009年期间天津有一些地区还保留了传统生活的模式和格局。“五大道”风貌街相当有名，但是对我更有意思的是从百货大楼到烟台道的古籍书店那片，尤其是“金街”以西的区域，基本上是顺着河北路两边的街道。我后来离开了天津，每次再去时即便去不了古玩市场，我也得去河南路、哈密道走走，主要是尝尝烙饼和其他的小吃。
第二个原因是，天津因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北方最发达城市，当时那里聚集了大量的文化财富，有一定的收藏和文化底蕴，古旧书店也特别多。我觉得虽然这与传统“访碑”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为我个人了解书法文化倒起了极大的作用。
天津沈阳道
我在海河边上的古文化街、鼓楼几家书店和沈阳道的自由市场买了好多书、拓片和小货品。那时买的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是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版的《〈书谱〉及其他三种》一小册，里面还夹着一条书签，是藏书者周元龙在两面亲笔写的《书谱》的一段话，也正好是我最欣赏的《书谱》一部分内容（五十五至七十行）。从书签来看，好像周氏应该还写过更多这类的书签。
《丛书集成》原版《书谱》周元龙书签
从书法碑帖的角度来看，天津当时真的是一个可以捡漏的地方。我记得2008年6月周四早上去了沈阳道（自由集市的固定时间是周四早上），小街非常拥挤，只能缓慢地走路。这其实正好也迫使行人注意小摊的物品。我在路边瞧见了一个拓本，是一方隶书石碑的最后一页，觉得颇有意思。我就蹲下来，一拿了拓本仔细看就发现，是唐代卢藏用书丹的《汉纪信碑》（702）。卢藏用是武则天时期颇有名气的官员，还学过孙过庭的草书，是我在整理孙过庭生平时了解到的人物。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好像是二百五十块钱左右，我忘了当时是否还价了，说实话，再贵我也会下手买。2009年春天《书法丛刊》发表了小文《孙过庭生平考》。
《皇甫诞碑》拓片
我2006年在西安买过一件整张的《皇甫诞碑》，但是2008年在天津古文化街一家书店又看到了一件整张的《皇甫诞碑》拓片，品相还好一点，所以也买下来了，好像是一千三百块钱，具体价钱忘了。
天津古籍书店也是我常去的一家书店，他们在二楼还卖许多碑帖，每年还举办碑帖古籍拍卖会。我2008年春天参加了一次普通古籍拍卖会，押金是一万左右，给我的是第九号的牌子。当时我去看了预展，碑帖真多，其中一套《张猛龙碑》碑阴、碑阳全的拓本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上了拍卖场以后发现沈阳道见过的好几位店主都在，他们还知道我对《张猛龙碑》感兴趣，我有点担心他们会跟我抢。实际上我只加了几次价而已，最终拍到手里了，成交价是二千二百元钱。后来一位店主还跟我说，他也喜欢这本《张猛龙碑》，但是他故意把它留给了我。
那次我还拍到了一本《虞恭公碑》和一本罕见的《智城碑》（697）（实际上是摩崖，位于广西上林县），与《张猛龙碑》加起来一共花了不到六千块。我记得拍品都贴着一条用毛笔书写的隶书标题，不知道书写者是谁，但是一定是高手。从此以后，今古斋公司一直寄图录到我天津的单位，最近不知道还寄不寄。2009年春天我又去看了今古斋拍卖会预展，但是价钱高了很多（我认为跟北京奥运会有关），所以没参加。2008年那次参加拍卖也是我唯一的一次。
《智城碑》拓本
在天津期间发生了好多跟书法相关的事情。首先得讲天津图书馆。当时我在研究书法技法文献，特别关注朱长文（1039—1098）编纂《墨池编》的早期版本问题，网上查到天津图书馆藏有万历本（1580）和雍正本（1733）两种。我通过中国同事联系了著名的天津历史专家罗澍伟先生，他又联系到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推荐我去查书。我后来跟罗先生一起去了天津档案馆，那天的经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与意大利不同，档案馆门口两边都有兵。2017年4月也是因为罗先生的推荐我在天津博物馆还看到了《集王圣教序》“墨皇本”。
我去历史文献部跟主任李国庆先生和他几位助手见面，很快就发现那是一处文献宝藏。历史文献部不仅仅是书籍很多，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的热情，所以我每次去翻书觉得特别的愉快，他们又接待得非常的周到。后来大部分人都退休了，但是我每次去天津都要跟他们见见面。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天津图书馆藏的万历本《墨池编》对我启发很大，但是不是因为刊本内容本身，而是因为第二册《笔法》封面上写着“此书前论不可不常玩”的一句。通过这句我便悟到了关于书法技法演变史的一种特殊现象，后来进一步研究，把初步的想法写成了一篇论文（刊登在《书法研究》2016年复刊号）。我不久后还看到了最早的刊本——隆庆本（1568）——那时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微卷。
还记得有一天，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挺大的拓片展，基本上把山东名品的拓片都陈列出来。那边还可以买一些拓片，不幸的是我去得有点晚，但是还买到了几幅摩崖石刻的单字拓片。
在天津时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2008年春天我陪中国合作公司总经理李云飞先生去海河边上的大悲禅院拜访寺主智如法师。当时见法师的屋子里有几幅写得很漂亮的魏碑字，是纯粹“二爨”（405年的《爨宝子碑》和458年的《爨龙颜碑》）风格。我不得不注意它们，所以我向智如法师表扬了这些字的书法。法师就觉得很有意思，没想到西方人会注意到这点，还说这些字是一位住在大悲院里的书法家写的字，名字叫朱玉生（1952—2014），并且把他叫了过来。朱先生请我们到他小屋里去坐坐，而他房子里除了宣纸以外还是宣纸，到处都是他创作和临摹的作品。朱先生的确是一位苦练书法的人。我记得他两句话，第一是双钩对练字非常有用，第二是“按笔很容易，提笔才是难”，对我印象都很深刻。我没想到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还联系我说特意为我写了一幅作品。作品前面写着钱锺书意义很深的这句：“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物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后面朱先生还加了一段长跋介绍我们相识的情景。我后来2010年去那波里东方大学教书时把他挂在办公室。不幸的是，我2008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朱先生，最近得知他2014年逝世了。
朱玉生书法
我在天津期间还去了其他一些地方。除了北京几乎每两周都要去一次，我去了济南、徐州、山海关、香港、台北等地方，也第一次去了日本。说起来话有点长，等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