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罗 | 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七）

        2005年9月回到意大利以后，我又跟导师富安敦先生见面了。其实，除了准备博士论文以外，我还要协助那波里国家考古博物馆和东方大学几位教授策划唐代文化艺术展。

        国家考古博物馆还想出一本图录，也希望我能写一篇介绍书法的小文。富安敦先生经常说，中国文献就好比沧海，如果不按照明确的方法去查资料，很可能会在这片宏大的水面失去方向。所以他强调，凡是信息过多又错综复杂的时候，真正的学者应该把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这才是能够有利于进一步研究的工作。他还提醒我说，写任何文章的时候关键是要尊重读者，一方面是内容要符合事实，另一方面是叙述要通顺易懂。他这两个学术原则一直挂在我心中，也是我后来开始教书时教导学生的基本原则。

        虽然现在读起来这篇论文实在写得太浅了，但是毕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当时已经28岁，可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来得很晚或自己节奏太慢了。说实话，我真正意义上的论文是2008年年底才发表的，正好是三年之后的事。而在这十年来，我用意大利文、英文和中文一共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不算太少。因此，我看不惯现在大学制度要求大学生尽快写出文章。基础扎实才重要，过早地写学术论文反而还会有坏处。

        富先生非常重视历史原始资料，尤其是石刻文献，但是与我不同的是，他对石刻书法并不感兴趣。虽然他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但是他看书法作品主要是因为它们  的历史价值。我还记得我们在编辑展览图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介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他认为书法水平很高，我倒说从唐楷的标准来看，书丹者吕秀严的书法就很一般，富先生一听很不高兴。

        不过，真是因为富先生提倡查阅石刻文献我才逐渐关注各种石刻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墓志铭（2016年终于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中古墓志的英文论文）。

        富先生还是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创立人，该所1984年设立在日本京都。实际上，除了居住罗马以外，他更喜欢住在京都。2005年年底他生病以后还搬到京都去，也许因为他潜意识里预测到他得了重病，所以决定在那里归真。

        富先生一直想设立一个中国铭刻学研究中心，目的不仅是搜集相关的出版物，还要收藏原石拓片，特别是唐代墓志。他鉴于我2004至2005年在中国也去过几处可以买拓片的地方，他在2006年初委托我去中国找一些武则天时期的拓片，并且邀请我到日本去访学时直接把拓片交给他。那时，我们都无法预见他生命只剩下六个月时间了！

        2006年年初富先生又离开了意大利，我留在东方大学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决定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修几个星期，还打算春天时去中国考察文物，顺便为富先生找拓片。于是，2006年5月我跟中国美院的一位日本留学生又去了西安和洛阳。

 
我和马骥，印章，2006年

        这时在西安又跟马先生、李先生见面了，马先生还送给我一方他为我刻的印章。这次在西安，除了参观碑林等博物馆以外，我主要就是搜集拓片。小雁塔斜对面的古玩市场2005年时已经去过，这次又去了。

        在古玩城还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名字叫程景云，他店里有不少拓片，包括石碑和造像，都买了几张。有意思的事情是，我那天上午在碑林附近也正好找到了一张品相有点问题的《苏孝慈墓志》（603）整张拓片，满张都是皱纹，纸面还许多空缺。我跟程先生提起这件事，他说有一个能够“修缮”皱纹的好办法，可以立即教我怎么操作。他介绍，先把拓片好好展开放平，然后喷喷水使纸张稍微有点润，最后用温暖熨斗熨一下就得了。他还直接下手处理我那张拓片，先用牙签使破损的纸张恢复原味，然后用熨斗把它熨成一面平平的纸张。后来回到意大利以后我还亲自试过程先生的修缮方法，虽然自己不是高手，但是效果还凑合。

 

西安程景云，《苏孝慈墓志》拓片压平，2006年

        古玩城还有一家店是藏族人开的，我在那里买了几张画在皮上的唐卡，觉得特别的好看。后来在天津工作期间也再买过几张，如果是虔诚的佛教徒画的真会有一种超俗的神秘感。

        从古玩城出来以后，还发生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路边看到了一位农民，他是骑自己的三轮车来给一家饭馆送蔬菜的。我吃惊地注意到他车上有一大把极大的葱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葱头，所以我问这位农民是否可以拍照。他说可以，然后自己还退出，以为我不想拍他。其实我不只想拍大葱，所以我对他说：“这把大葱是你的，你也得拍进去啊。”于是我把车上的蔬菜和其主人都拍入了照片。
 

 

西安卖大葱的农民，2006年

        除了西安以外，我们还去了宝鸡。我留学中国美院时，经常去上海，很喜欢福州路的书店，当然也经常会去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一个亮点是青铜器，这次去宝鸡等于终于去了原来制造和设计这些美妙器皿的地方。那时宝鸡博物馆还没建造新馆（2008年我在天津工作时，还见过参与新馆设计方案的一位设计师），当时也没有什么游客。

        虽然我偶尔也练《峄山刻石》（实际上不是最纯真的秦代小篆，我知道），但是我对篆书和金文不算有什么了解，篆刻更不用说了，一直到现在是我书法方面最大的缺憾。因此，当时我也无法真正欣赏宝鸡博物馆的青铜器。这正好可以看成是我应该再参观宝鸡博物馆的一个理由吧。2017年再路过宝鸡，也只不过在那儿睡了一个晚上而已，转天就往麟游方向去了，也没去宝鸡博物馆。

        离开了西安，我们就去了洛阳。与前年一样，去了洛阳博物馆和龙门石窟，参观龙门石窟还是张老师接待的。我又进了古阳洞，日本朋友给我和张老师拍了上上一篇附上的照片，当我2016年2月接受《洛阳晚报》记者的采访，这张照还登在2月29日报纸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洛阳，我和张乃翥在天堂遗址，2006年

       在洛阳的几天，我们几乎每天跟张先生见面，他还带我们去了武则天天堂遗址，位于唐宫东路，后来变成景区了。我们还一起去了老城古玩市场，张先生帮我挑选几张唐代墓志给富安敦先生。我记得当时真买了不少拓片，基本上都是北魏、隋和唐的墓志。富先生感兴趣的是唐代的墓志，他又提醒我先买带有则天新字的墓志。除了武则天时期的墓志以外，我自己决定还可以找七世纪初唐的墓志，因为相对而言比较罕见，反而八世纪初以后的墓志更多。当时跟古玩城一位开店的人聊天时，得知一般北魏墓志更稀奇，因此价钱会比较高，唐代墓志除非主人或书丹人是名人以外，价钱不会太高，几十块吧。当然，虽然墓志拓片非常多，我自己喜欢收集有书法价值的，或书写得有特点的墓志，不是任意什么都要买。张先生很早就教训我一定要买精致的拓片，首先要考虑拓片本身的文化或艺术价值，金钱倒是次要的。我这么多年收藏拓片基本上都会按照这个原则。

        实际上，富安敦先生参观洛阳的时候也试过买一批唐墓志的拓片，但是因为现代汉语不流利，也不太了解碑帖行情没有买到多少拓片。

我和日本朋友还去了千唐志斋。这是我第一次去洛阳以西五十多公里的铁门镇。那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要乘坐几次公交才能到，2016年再跟张先生一起去的时候我们坐的是汽车，不过我估计坐公交的话现在也应该比较顺利。

        到了千唐志斋我们跟副馆长见了面，他接待得很热情，实际上观览千唐志斋之上如此多的墓志有一定的困难。第一是石头嵌入墙体，相当多的墓志的位置还比较高，作为普通客人，看得确实不太清楚。另外，千唐志斋的资料与书法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富安敦先生感兴趣的历史资料。我若干年之后在做墓志铭专题研究时才注意到了千唐志斋几方代表性的石刻，2016年还突然发现了后来在小文《写与书：中古中国的书写世界》中提及的一方北魏墓志（详见《书法行走二十年》2016年的那篇）。

        千唐志斋的拓片没有买下来也没关系，我当时心里想，结合那几天在西安和洛阳买的墓志拓片完全可以符合富先生的要求。问题是正好我在洛阳最后一天，上网吧查收电子邮件（当时宾馆很少给客人提供网络），看到了富先生的另外一个研究生的来信，他通知我富先生的身体更加不行了。而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就逝世了。

        2006年下半年回到意大利继续撰写博士论文，由接任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所长Silvio Vita教授代替富先生当我的导师，但是与富先生相比，他更倾向于日本文化研究，跟书法史也毫无关系。我还是把搜集的拓片交给他了，可是他好像并没觉得是多么重要的事。京都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在几年之后也被取消了，恐怕富先生设立铭刻学研究中心的梦想再也不可能实现。说实话，虽然拓片不多，但是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不如把它们留在自己的手里。

        2007年春天我终于博士毕业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值得讲一讲，等下一回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