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罗 | 一个外国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五）
2019-09-27 13:55:00 来源：网络 点击：
2004年春天我在浙江大学泛览了许多关于六朝书论的资料，通过刘涛先生和张天弓先生的研究成果，逐渐对先唐时期的书法文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我从2003年年初开始，对《笔阵图》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其中七种笔势的简练描述（如用“高峰坠石”来形容的点）。我认为笔画形态的相关记载可以作为描述汉字书法的一个出发点，比较有利于西方人理解。几年之后我还更深入地探索关于书法技法的描述问题，包括基本笔画和永字八法，陆续用中、英文发表了一些论文。可是有点回避不了的是，凡是整理《笔阵图》的版本问题，都离不开孙过庭《书谱》关于它的最早记载。
我从2000年留学中国美院时得知，《书谱》是书法理论最重要的论著之一，而且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小草作品。虽然我2003年已经读过原文（《书谱》也是西方语言译文最多的书法文献），但是，我2004年开始系统研究《笔阵图》时才真正意识到它在书学领域的重要性。于是，通过搜集关于《笔阵图》以及六朝书论的线索，我逐渐发现《书谱》实际上是中古时期关于书法实践最直接、最生动和最精辟的论述。
2004年夏天用电子邮件向导师富安敦先生汇报我研究的进展时，我对他说孙过庭《书谱》的内容非常有意思，有相当激进的含义。富先生立即回信说可以把《书谱》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他是从他本人研究武则天时期的中国而考虑的，起初他还以为《书谱》与当时盛行的佛教会有所联系，实际上并没有。
把《书谱》作为研究对象以后，我彻底改变了看待书学的态度。首先，与六朝书法相比，唐代书法，哪怕只是看七世纪，有更多的原始资料，一方面是书法作品和文献，另一方面是关于整个历史情况和各种文化现象。因此，比起六朝书论的研究，即便是一个《书谱》专题，也可以从更广的角度去探究它的内容和著者的生平。
从2004年夏天开始，我就认真地翻阅一切跟孙过庭生平和《书谱》内容有关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结果在2005年春天时，我后来编辑成关于《书谱》的论文和专著已有了萌芽。通过孙过庭好友陈子昂为他写的墓志和祭文可以了解，他不但逝世于洛阳而且曾经在洛阳待过。这点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认识。由于自己学习欧阳询，所以我关注的是唐代长安的书法，2004年才明白了唐代书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东都”。
我当然之前并没有完全忽略洛阳的重要性，可是我基本上把它跟北魏书法连在一起，除了各种出土墓志以外，我心目中洛阳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在于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其实后来我发现，历史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后来2016年和2017年都在洛阳做了相关的讲座，2018年《书法研究》终于登了我一篇专门讲洛阳书法的论文。
我的导师富先生鉴于我在中国的进修，2005年春天建议我联系他多年的中国朋友，名字叫张乃翥，曾是龙门石窟研究所的副所长。因此，我2005年4月底又去了洛阳，不过这次不像2004年那样仓促地游览，这次目的很明确，要拜访张先生。
当时洛阳没有现在这么大，火车站也叫洛阳站，当然还没有高铁。洛阳博物馆也还在中州中路，规模没有今天聂湾村边的新馆大（今天的洛阳博物馆还包括原来关林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4月29日早上到了洛阳，张先生约我在龙门石窟研究院跟他见面是第二天上午，所以我们那天有时间在城市游览一下。
我们先参观了洛阳博物馆。那段时间正好有个从外馆借来的展览，其中的一件是张旭书丹的《严仁墓志》。展厅有一位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就来询问一些陈列方面的英文词语，我确认词语通顺没什么问题，我跟她就聊起来了。我对她说我转天就要到龙门研究院去拜访张乃翥先生，然后她就说“张乃翥先生在洛阳很有名”。
我还记得，从洛阳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在斜对面一家面馆吃了午饭，面条挺好吃的，可惜2006年再参观洛阳博物馆时，这家面馆就没了。
下午去了洛阳老城区，到现在仍是我最喜欢洛阳的一个地方。除了那边保留了传统建筑格局的总体面貌以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小吃店，包括各种面食和烧烤。但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老城区还有一处古玩市场，有卖各种旧货和碑帖，对研究书法史的我来说相当于一所极大的实验室。那时候，洛阳桥南口的龙门古玩城还没有，老城区民俗博物馆附近还有一栋楼，其中有好多卖拓片的铺子，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1998年在北京留学时已经去过潘家园，2001年又去了一次，也买到了一些拓片，但是无法跟洛阳老城区的碑帖铺子相比。我2005年在西安小雁塔附近的古玩市场也买了一些拓片，但是规模没有洛阳老城区大。我那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拓片，何况铺子人员直接在石刻原件上打拓！我那天买了几张唐墓志的拓片，想转天去龙门石窟研究院给张先生看一看。
洛阳老城区 2005年5月
拜访张乃翥先生的那天，天气非常的热，完全可以说是夏天早来了两个月。张先生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为我们讲解龙门石窟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历史、地理和美术方面。他提倡宗教、历史和美术的研究一定要结合人类学和文化学，尤其重视中古时期中西的文化交流。因此，他讨论问题的视角很有特色，与一般学者大有不同。他不仅精通文史，而且对实物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熟悉洛阳文化史的学者之一。
张先生是我导师的老朋友，但是他接待的热情并不是因为我是富先生的研究生。他相信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分享知识，因此看到西方的年轻汉学家的我，就感到需要尽量讲出有学术价值和具有学术交流意义的话题。他十三年来对我一直这样，对其他人也会这样。
我和张乃翥在古阳洞 2006年4月
张乃翥先生非常重视美的种种表现，所以他特意带我们进古阳洞，因为它是龙门石窟雕刻得最精致的一个洞窟。那是我第一次进古阳洞，后来2006年和2016年又进了两次，不用说都是张先生带我进去的。对我来说，古阳洞的重要性首先在于造像题记，尤其是《始平公造像记》和《孙秋生等造像记》等石刻书法。但是一进洞里，我就着迷了，造像和题记紧密结合的效果，确实是一种美妙的美术融合。
《始平公造像和造像记》 2006年
古阳洞穹顶 2006年
龙门主要石窟看完了以后，正好是午饭的时间，张先生带我们进他的办公室，并且请我们在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食堂吃了便餐。之后，他又继续跟我们讲许多汉学问题。我把前一天在老城区买的拓片给他一看，他就说了一句彻底改变我治学态度的话。我买的几张拓片都塞在同一件档案袋，他就责备我说，“记住，毕罗，每件拓片是原物一比一的复制品，而每件石刻都是历史文物，一定要把每件拓片放在特定的档案袋里”。这就是张先生认真对待事情的态度的反映。没有听到他这句话，谁知道我以后整理资料的态度会怎么样。
2005年冬天，张先生应我导师的邀请在我们东方大学讲了两次课，在讲课的同时，在我们的图书馆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石刻拓片展，都是张先生收藏的文字和图案石刻拓片。这是我们大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举办这类展览。
我当时给张先生当翻译，讲座后陪他参观了那波里国家考古博物馆。还与另一位意大利学者游览了庞贝古城。我并不是考古专家，其实也不需要讲解什么，因为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经验都能掌握建筑遗址和每件文物的关键所在。在庞贝古城，他请求我们不要给他即时讲解，他说他喜欢自己思考考察这些文化遗产。他在意大利的那三周时间还拍了四千多张意大利各地的文化史的照片，传达了他钦佩意大利古代文明的心志。
2005年以后，我跟张先生见面，每年都会有一次，2016年前我又去洛阳之前基本上都在北京。2017年4月12日那天，我们俩还同样在北京大学有讲座，张先生被安排在下午，我被安排在晚上！不用说，我们参加了彼此的讲座，他还参与了我讲座的讨论部分。
2005年4月30日离开龙门后，我和女朋友回市中心的方向，中途还去看了关林石刻艺术博物馆。这所博物馆墓志和石刻不少，虽然游客不多，却是一所很有价值的博物馆，2006年4月又去了一次。那天下午在碑刻展厅我还看到了工作人员正在打拓片，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是作研究资料备份用的。这不是像西安碑林卖纪念品的地方给游客示范的打拓技术，也不是碑帖铺子卖拓片。
关林墓志打拓 2005年
2005年可以说是我终于进入“研究”阶段的一年。不仅是因为汉语和文史水平有所提高，而且是因为我开始扩大我起初以书法实践为主的基本态度。2005年除了西安和洛阳以外，我还去了徐州和泰安，在那里看到了中国书法和石刻另一种表现，促进了我深入研究汉学和了解中国文化。
2005年7月又跟我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往徐州出发了，这也是值得一提的经历，等下一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