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金石学与法帖的盛行
2019-08-20 10:38:32 来源：网络 点击：
对出土的金石资料进行考证与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得前代宝鼎，以为祥瑞，改年号为元鼎。隋初，颜之推根据长安出土的秦权铭刻，纠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人名错误，开利用出土金石资料证史的先例。至北宋时期，由于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提倡，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金石学的高潮，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是与宋人对金石实物的集中保存与整理研究密切相关的。宋代法帖盛行，金石学在宋代法帖的摹刻与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一、金石学兴起的背景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下诏，前代帝王陵墓、名臣贤士以及无主碑碣、石兽等，“敢坏者论如律”（《宋大诏令集》）。这对北宋中期以来文人士大夫对汉唐碑石进行著录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收集拓本之外，宋人对碑石原物也加强了保护。但是，对石刻的破坏并没有因此得到遏制。《宋史》卷二八四记载，宋仁宗景祐年间，太后派遣宦者起浮图于京兆城中，前守姜遵尽毁古碑碣充建筑之用，“唐贤臣墓石十亡七八”。吴曾《能改斋漫录》：“元祐中，韩丞相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峻。村民急于应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赵明诚《金石录》记《颜勤礼碑》跋云：“元祐间，有守长安者，后圃建亭榭，多辇取境内古石刻以为基址。”1922年《颜勤礼碑》在西安被重新发现，其一侧文字被磨平，作为建筑材料得以幸存。这还算幸运。那些完全被磨平的汉唐碑石，只能等同瓦砾了。类似的记录在宋人的笔记中还有不少。有感于这种耳闻目睹，宋人以著录、摹刻、字学整理以及题跋等方式，对金石文字进行了保存和研究，掀起了历史上第一个金石学的高潮。
欧阳修在《集古录序》中阐明了保存金石的意义，即“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他的这一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后人所遵循。宋人编纂的一些金石学著作，目前能见到的主要有十余种，如《集古录跋尾》《集古录目》《金石录》《隶释》《隶韵》《舆地碑记目》《宝刻丛编》《宝刻类编》等。其特点是金、石兼录，而以石刻为主。据当代学者刘昭瑞统计，这些书中著录的石刻资料除去重复的，有五千五百种左右，而其中以跋尾、录文形式著录的不到五分之一，绝大部分都是以存目的形式来著录的。以这种形式著录的石刻，直到今日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宋代刻帖与金石资料的保存与研究
自《淳化阁帖》开始，北宋刻帖盛行。刻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存名家法书，为学习书法之用。受法帖拓印流传的影响，从宋代开始也出现了一些利用摹写图形的方法专门保存金石文字的法帖。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等，主要保存青铜古器器形及铭文。收录出土金石碑版的丛帖，则以王寀于大观三年（1109）编刻的《汝帖》为代表。王寀虽有好异标奇的毛病，所刻往往摘录数行片语，但是《汝帖》中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金石资料。如《商器款识》《诅楚文》《石鼓文》《芝罘刻石》《泰山刻石》《州辅碑》《吊比干文》《魏孔羡碑》，以及北齐、南朝的铭刻等，或笔画完整，或原石已佚，都赖此帖以存。又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刚所刻《忠义堂帖》，专集颜真卿书法，碑帖兼收，其中对颜书《东方朔画像赞碑》《郭公庙碑》《放生池碑记》等的完整内容都据拓本进行了摹刻，其研究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等书中增加了较多谈论碑刻书法的内容。如《东观余论》将米芾所著《法帖刊误》《秘阁法帖跋》全文收录，反映了当时法帖研究的权威成果。
三、碑林的诞生及宋人的重刻法书意识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保护石刻史料也始于北宋初期。据北宋建隆三年（962）所立《重修文宣王庙记》、北宋元祐五年（1090）《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等记载，长安城内遗存的唐《开成石经》被迁入新城之内的国子监或文庙。之后唐玄宗御书《石台孝经》以及大批汉唐碑石陆续移来，促成了西安碑林这一闻名于世的石刻宝库的形成。
此前不被人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北宋在对古代碑刻进行集中保护的同时，还翻刻了一些前代的名碑，如李斯《峄山刻石》、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李阳冰《三坟记》、张旭《肚痛帖》《断千文》、颜真卿《争座位帖》等，还增刻了北宋初期郭忠恕、梦英等书法名家的作品。上述碑刻一般因陋就简，刻于其他唐碑的碑阴。据学者路远的研究，著名的《集王圣教序》也可能是宋人的翻刻。
由上述所举来看，宋人翻刻的碑刻所据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选择书法名家的作品。这与北宋时期刻帖流行的风气不无关联。
北宋熙宁年间，孙觉在湖州创建墨妙亭，将吴兴地区的汉唐碑刻进行集中保存并翻刻流传，其中有著名的汉代《三费碑》和颜真卿的许多碑刻。苏东坡为此撰《墨妙亭记》以叙其盛。苏轼还请文勋对《琅琊台刻石》据旧本重新摹刻，置于超然台上。这些做法，应该也是当时刻帖风潮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