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怀仁的那块“千金碑”吗？

        作为文章的《圣教序》，全名是《大唐三藏圣教序》，是一篇由唐太宗撰写的文章。后来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这个碑文称《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或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但大多数人都简称为《圣教序》。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十七年后，携带梵本佛典回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工作。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这篇序言便是现在所说的《圣教序》，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作记。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便是怀仁和尚集字的依凭。作为怀仁集字结果的《圣教序》石碑，实际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写的文章《圣教序》，一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后来成为皇帝）作的记，还有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这里特别应该提说的便是怀仁。怀仁是唐代佛教弟子，关于怀仁的人生经历，史载甚少，但是他萌发集王羲之字的念头，历经二十余年，搜集王羲之的真迹，组织并刻写石碑《大唐三藏圣教序》，实际上是做了一件保存王羲之遗墨极其重大的大好事。在文化史书法史上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极大的功劳。虽然历史上关于怀仁的记载真是太少太少。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历朝历代都受到推崇，享有盛誉；他本人被称为“书圣”，足见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唐太宗特别偏爱王羲之，唐朝曾以行政力量，指令内府搜购王羲之书法作品。

        唐太宗这种偏好，对于提高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固然有些好处，但我以为，对于王羲之书法精品的流传后世，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兰亭集序》，被唐太宗用计骗到皇宫，最终埋入坟墓。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唐人摹本想像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神韵。

        这种搜购秘藏风气，致使到了中国明清时代，王羲之的书法真迹，竟然全部消失。竟连一幅真迹的边角余纸也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唐太宗过分喜爱的必然结果，也是书圣王羲之的极端悲哀。历代著名书法家，很少有人遇到王羲之那样的命运。         唐代的佛门弟子还真有些文化韧性。我们在说大唐气象的时候，始终不要忘记唐朝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持到底的文化毅力。我们熟知的唐朝四位佛门子弟，玄奘法师、书法家怀素、东渡日本的鉴真、还有便是集王羲之字刻碑的怀仁；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并非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他们出于文化责任，一旦确定了人生的目标，就把一身的精力托付给了事业。他们都在文化史上外交史上卓有贡献，名垂青史。
       
        集王羲之字迹刻碑，这件事情最艰难最不容易完成的一步，便是按文章内容寻找王羲的真迹。怀仁决心承担起这件不可思议、艰难而繁难的工作。

        资料上说，怀仁找字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唐朝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另外散落在  民间的王羲之作品。有人统计，《圣教序》石碑所刻字约一千九百多个字，除去重复，大约总有千把字吧，这样数量的字，内府所藏远不能满足要求。怀仁必须到民间去寻找，这可能是比到内府查找更为艰难的事情。

        此碑又叫“千金碑”，因为怀仁到民间购求王羲之真迹花钱太多，大约花了千多金，故有此称呼。没有读到过关于怀仁集字的故事之前，这种说法大致可以看成是民间传说，但这种说法，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怀仁寻找王羲之真迹的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此工程的艰难和浩大。

        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二十余年，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刻成此碑，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宽四尺二寸四分，行书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现存西安碑林。

        此碑虽然是怀仁集字而成的碑；但奇妙的是，组合起来以后，却又成为一个完整的流畅的书法艺术作品。整篇碑文气韵连贯，笔势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书法史上对后人产生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