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
2019-08-01 09:40:43 来源：美术报 点击：
张大千与敦煌结缘
张大千（1890~1983年）与敦煌的情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还在上海艺专求学的张大千曾在其师李瑞清和曾农髯那里听说过敦煌。然而,张大千老师叙述中的敦煌也只是一些有关经卷、写本、文物和遗书的敦煌,而未谈及敦煌的壁画与彩塑。真正促成张大千敦煌之行的是第一位到达敦煌的画家李丁陇。
李丁陇,河南新蔡人。1937年,他为了保护和发扬敦煌艺术,带领一行13人跋山涉水,前往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敦煌。结果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李丁陇孤身一人，其他人不是未能忍受路途疾苦，就是意志不坚，也有在途中不幸被捕的。李丁陇在当地人刘方的陪同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临摹了一幅高2米，宽15米的《极乐世界图》。1938年，李丁陇率领十余人沿玄奘取经路线再次到达敦煌，并最终完成《极乐世界图》长卷临摹和100余幅单幅壁画临摹。1938年9月他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获得极大的成功。
1938年底，张大千辗转到达成都，在老友严谷声家见到了去过敦煌的严的侄儿严敬斋和马文严。严敬斋和马文彦聊到了敦煌精美的壁画和多彩的彩塑，言明敦煌并未被盗一空。这次谈话坚定了张大千前往敦煌的决心。
1941年，李丁陇赴成都和重庆再次举办展览，在此期间结识辗转来大后方的张大千。看过展览的张大千极为震动对敦煌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张大千绘敦煌手印《唐开元手印》
1941年5月，张大千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从成都出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到达敦煌。当晚，他不顾路途劳顿，挑灯进入石窟参观。极度兴奋的张大千在回到住处后，将原计划3个月的考察临摹调整为半年，后来该计划延长为一年，最终他在敦煌待了三年之久。张大千曾在其《临抚敦煌壁画画集序》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之壁画，简籍所不备。往哲所不闻。丹青千壁，遁光不矅，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奥府，绘事之神皋。
面对如此辉煌壮丽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张大千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编号、研究、考证和壁画临摹工作。
张大千临《十一面观音像》 1944年
张大千为临摹壁画特地请来三位喇嘛画师
在这三年时间里，张大千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临摹敦煌壁画中的魏、隋、唐、宋壁画近300幅。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与喇嘛画师在莫高窟前合影
敦煌洞窟都是坐西面东，只有上午才能靠照进洞来的阳光进行工作。一到下午，洞里一片漆黑，无法临摹。到了冬天天气特别冷，许多洞窟没有窟门，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张十千仍坚持工作。他一手提着煤油灯一手拿着画笔，站在梯子上看一笔，画一笔，还要上上下下地反复看，这样工作不到一小时脖子和手就酸得抬不起来。张大千从成都带去的临摹壁画用的绢、布和纸，张幅有限，不能临摹大型壁画，所以只能把一些绢或者布缝起来拼成大幅，但接缝明显；带去的颜料过于鲜亮，难以实现壁画应有的陈旧感，为解决这些问题，张大千特派他的儿子张心智从塔儿寺请来会画画的喇嘛，喇嘛们先缝好画布，再在上面涂上一层石膏加胶水的混合物，经这样处理的画布，画上去就和古画的效果十分相近；颜料经过磨制也接近壁画应有的陈旧色泽。此外，喇嘛们的复笔重色的绘制本领也胜过普通画家。这样，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质量有了提高。
左图：张大千临《香供养菩萨像》 1943年
右图：张大千临《男供养人像》
1943年夏天，张大千回到兰州，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开幕。当时在西北销量最大的《西北日报》头版刊登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启事》:
中国绘事，千百年来，六法多门，人物寝绝，宗师不作，一发难维。大千先生近数年间，寄迹敦煌，研治壁画，黼黻丹青，追风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隐而复彰，六朝隋唐之迹晦而复显。比将归蜀道出兰垣，因请出临摹之作，公开展览，凡爱好古代艺术者，幸览观焉……
在画展开幕当天，甘肃省各界名流出席画展。展览恢宏大气，色彩斑斓，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精美的壁画艺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张大千是否破坏过敦煌壁画
关于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法问题，许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张大千曾破坏过敦煌壁画，采用了贴壁临摹和剥层临摹的方法。贴壁临摹或限于当时条件，但剥层临摹的事情多有争议。张大千在《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866年）题字，犹是第二层，兼可得知，自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法在当时颇受争议。同在敦煌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认为张大千临摹壁画有破坏嫌疑，并写成《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通过傅斯年，刊载于1942年12月27~30日的《大公报》。
关于这一问题，同在敦煌的王子云态度不同，他只对张大千临摹壁画的方法不同提出了意见:
对于敦煌壁画的摹绘方法，我们与同往的张大千有所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忠实地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壁画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的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
但是否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
张大千是否破坏过敦煌壁画，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李永翘的文章《历史不容扭曲——张大千在敦煌无毁损壁画情事》，指出张大千并未损毁敦煌壁画。无论如何，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研究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其主要的成绩就是对敦煌壁画的临摹。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期间，曾不断呼吁加强敦煌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在临摹完成后还多次举办展览，以唤起人们对敦煌艺术的重视和保护。这些工作开启了中国近代敦煌艺术研究先河，也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工作揭开了序幕。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不容忽视。
张大千（1890~1983年）与敦煌的情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还在上海艺专求学的张大千曾在其师李瑞清和曾农髯那里听说过敦煌。然而,张大千老师叙述中的敦煌也只是一些有关经卷、写本、文物和遗书的敦煌,而未谈及敦煌的壁画与彩塑。真正促成张大千敦煌之行的是第一位到达敦煌的画家李丁陇。
李丁陇,河南新蔡人。1937年,他为了保护和发扬敦煌艺术,带领一行13人跋山涉水,前往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敦煌。结果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李丁陇孤身一人，其他人不是未能忍受路途疾苦，就是意志不坚，也有在途中不幸被捕的。李丁陇在当地人刘方的陪同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临摹了一幅高2米，宽15米的《极乐世界图》。1938年，李丁陇率领十余人沿玄奘取经路线再次到达敦煌，并最终完成《极乐世界图》长卷临摹和100余幅单幅壁画临摹。1938年9月他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获得极大的成功。
1941年，李丁陇赴成都和重庆再次举办展览，在此期间结识辗转来大后方的张大千。看过展览的张大千极为震动对敦煌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张大千绘敦煌手印《唐开元手印》
面对如此辉煌壮丽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张大千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编号、研究、考证和壁画临摹工作。
张大千临《十一面观音像》 1944年
张大千为临摹壁画特地请来三位喇嘛画师
在这三年时间里，张大千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临摹敦煌壁画中的魏、隋、唐、宋壁画近300幅。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与喇嘛画师在莫高窟前合影
敦煌洞窟都是坐西面东，只有上午才能靠照进洞来的阳光进行工作。一到下午，洞里一片漆黑，无法临摹。到了冬天天气特别冷，许多洞窟没有窟门，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张十千仍坚持工作。他一手提着煤油灯一手拿着画笔，站在梯子上看一笔，画一笔，还要上上下下地反复看，这样工作不到一小时脖子和手就酸得抬不起来。张大千从成都带去的临摹壁画用的绢、布和纸，张幅有限，不能临摹大型壁画，所以只能把一些绢或者布缝起来拼成大幅，但接缝明显；带去的颜料过于鲜亮，难以实现壁画应有的陈旧感，为解决这些问题，张大千特派他的儿子张心智从塔儿寺请来会画画的喇嘛，喇嘛们先缝好画布，再在上面涂上一层石膏加胶水的混合物，经这样处理的画布，画上去就和古画的效果十分相近；颜料经过磨制也接近壁画应有的陈旧色泽。此外，喇嘛们的复笔重色的绘制本领也胜过普通画家。这样，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质量有了提高。
左图：张大千临《香供养菩萨像》 1943年
右图：张大千临《男供养人像》
1943年夏天，张大千回到兰州，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开幕。当时在西北销量最大的《西北日报》头版刊登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启事》:
中国绘事，千百年来，六法多门，人物寝绝，宗师不作，一发难维。大千先生近数年间，寄迹敦煌，研治壁画，黼黻丹青，追风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隐而复彰，六朝隋唐之迹晦而复显。比将归蜀道出兰垣，因请出临摹之作，公开展览，凡爱好古代艺术者，幸览观焉……
在画展开幕当天，甘肃省各界名流出席画展。展览恢宏大气，色彩斑斓，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精美的壁画艺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张大千是否破坏过敦煌壁画
关于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法问题，许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张大千曾破坏过敦煌壁画，采用了贴壁临摹和剥层临摹的方法。贴壁临摹或限于当时条件，但剥层临摹的事情多有争议。张大千在《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866年）题字，犹是第二层，兼可得知，自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法在当时颇受争议。同在敦煌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认为张大千临摹壁画有破坏嫌疑，并写成《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通过傅斯年，刊载于1942年12月27~30日的《大公报》。
关于这一问题，同在敦煌的王子云态度不同，他只对张大千临摹壁画的方法不同提出了意见:
对于敦煌壁画的摹绘方法，我们与同往的张大千有所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忠实地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壁画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的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
但是否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
张大千是否破坏过敦煌壁画，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李永翘的文章《历史不容扭曲——张大千在敦煌无毁损壁画情事》，指出张大千并未损毁敦煌壁画。无论如何，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研究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其主要的成绩就是对敦煌壁画的临摹。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期间，曾不断呼吁加强敦煌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在临摹完成后还多次举办展览，以唤起人们对敦煌艺术的重视和保护。这些工作开启了中国近代敦煌艺术研究先河，也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工作揭开了序幕。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