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者：能够被写入历史的书法家与作品必须具备风格
风格是艺术史衡量与取舍艺术家及作品的第一标准。风格包含个性与共性。能够被写入艺术史的作品，必须同时具备共性与个性，即风格。共性是专业内所共同认可与遵守的艺术规律与审美准则。共性是法度，共性是传统，共性也是功力。个性与生俱来。个性是天分，个性也是才情。
只有共性的作品是可以存在的，也能够使人欣赏乃至收藏、悬挂。这样的“作品”就是我们常见的学习前人经典作品的风格而亦步亦趋的书写。严格地说，这只是文学内容不同的“临摹”而已，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作品只是同风格代表人物的陪衬，是绿叶，没有艺术史的价值。而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作品是“野狐禅”。
信笔为体，任意挥洒，缺少技术当中的“提、按、转、折”，诸如今天所见的“市井‘书法’” “江湖‘书法’”，当时就被淘汰了，更谈不上往下流传。
共性与个性的比例虽然不能用量化的数字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人的作品进行分析而得其奥秘。
比如董其昌、文徵明他们是共性多于个性。杨维桢、徐渭、金农个性大于共性。他们并其作品，与共性及个性皆“恰到好处”的经典作品及创作者一起书写书法史。
而像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则是个性过强，已经突破了“共性值”，近“江湖‘书法’”，因而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不高，甚至被淘汰。
共性是必须具备的。
学习共性的唯一正确方法是临摹，临摹古代经典作品。书法史是由经典作品书写的。经典作品就是风格的物化状态，自然包含共性与个性。
此时代前人经典中所具备的共性是前人完成的，而此时代形成的经典中的个性便成为后人所遵循与学习的“共性”。这便演化出书法审美史。
书法的审美是发展的，书法的共性是积累的，书法的品评是约定俗成的。
对共性的学习是进入一门专业的必由之路，却不是终极目标。
有大志者当是在共性的基础上突显个性，形成风格，而被写入书法史。
形成风格，进入创作，其难度要一百倍、一万倍于临摹（包括以经典作品进行的不同文学内容的“创作”）。
我们研读书法史时，就会发现，每一百年被纪录到书史的代表书家不过一两个、两三个而已。艺术史记载的是具备风格的创造者。创造是最好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