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碑刻欣赏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也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那么，在三国时期书法，你们又了解多少呢？
        《受禅表碑》三国魏黄初（202年）刻。在河南许昌县，额篆书题“受禅表”。字方正，渐开唐隶之门。

        汇品： 

        明 郭宗昌：书法同《劝进》，虽小远汉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饰，亦复矫矫。（《金石史》）

        清 王世贞：余始喜明皇《泰山铭》，见此而怳然自失也。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晋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可超也。此语得评书三昧。（《石墨镌华》） 

        清 杨守敬：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学书迩言》） 

        清 康有为：于时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迹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存，鸱视虎顾，雄伟冠时。（《广艺舟双楫》）
        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藏。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

        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故魏初诸刻，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故无论在汉字字体变迁史，还是书法艺术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国·魏《三体石经残石》，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又称《正始石经》。

        因用古文、小篆、隶书三极书体铭刻，故称《三体石经》。魏正始二年(241)刻。《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两经，刻成后与《熹平石经》并立於河南洛阳太学。於晋代时损坏，屡经战乱埋於土中。

        西安碑林所藏《尚书》残石於1945年和1957年，在西安许士庙街小学附近和，西安北大街青年路先后出土。
        又名《鲁孔子庙碑》，《修孔子庙碑》《封孔子庙碑》等，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220)。隶书，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额篆书题：“鲁孔子庙碑”。石在山东曲阜。宋嘉祐七年，张稚圭刻题记于碑末，谓碑为梁鹄书，但无可靠证据。张氏并谓：“昔人评其书云：“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洪适《隶释》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明赵崡称其“结法古质遒健”。杨守敬《评碑记》谓：“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之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唯北齐少似之者。”
        《天发神谶碑》建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又名《天玺纪功碑》、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故又名《三断碑》。传为华（核）文、皇象书，又传为苏建所书，因碑文残缺，无从考证。旧在江苏江宁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

        此碑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雄伟劲健，锋棱有威，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是研究东吴石刻文字的重要资料。

        由于原碑早毁，流传拓本很少。尤以断裂之前的宋拓本极为珍贵。这里所选的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孤本，字迹清晰，墨色醇古。
        三国·吴《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隶书，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立。纵176厘米，横72厘米，文18行，行24字。碑在湖南耒阳。

        《谷朗碑》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当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其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

        此碑在清代以前，惟见欧阳修、赵明诚二家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三国·吴 苏建《禅国山碑》（传），又称《封禅国山碑》、《天纪碑》。篆书，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43行，行25字。传为苏建所书。碑在江苏宜兴。《禅国山碑》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来，多见著录。

        其书淳古秀茂，体势雄健，笔多圆转，继承了周秦篆书的遗意，与方折突出的吴《天发神谶碑》相异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浑劲无伦”。杨守敬《平碑记》云：“秦汉篆书，自《琅邢台》、《嵩山石阙》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亏巍然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
        三国·魏《毋丘俭纪功碑》，公元1906年，吉林集安乡民筑路发现，曹魏安邑侯平定高句丽反叛纪功。

        碑系赭红色含石英粒岩石凿刻而成，发现时只残余全碑之左上角，表面光洁，碑阴亦作修琢。残长39厘米、宽30厘米、厚88.5厘米。汉字阴刻，可见7行47字，另有三字虽残但可辨识，共得50字。

        其字体为隶书，遒劲古朴凿刻工拙。毋丘俭纪功碑发现之后， 引起当时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诸史家对碑文涉及史实、文意、历史地理及残字等颇多考证。其考释最精辟者，当首推王国维。
        《王基碑》，全称《东武侯王基碑》。三国魏隶书碑刻。景元二年立于洛阳。清乾隆初年出土于洛阳城北十五里，后移城中，嵌明德中学壁间。碑石仅存下半。碑字亦未刻完，其未著刀处犹可见朱书痕迹。《金石萃编》载：石高四尺五寸，宽四尺，文共十九行，每行存字二十一至二十二不等。隶法亦佳。《校碑随笔》称： 早期拓本“ 兼、致、文、柔、司、典、麾、爵、举、无、废、册、远、车”等字尚完好。
        《范式碑》，亦称《范氏卿碑》，全称《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三国曹魏隶书碑刻。青龙三年（235）立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久佚。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出土，仅存上半截。《金石萃编》载：石高三尺，宽三尺一寸，文共十二行，行约十五六字。可辨者仅三百三十字。

        《增补校碑随笔》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小松旧藏宋拓本，拓墨精善较重出土后拓本约二百于字。”隶法劲健淳朴，结体在《衡方碑》、《韩仁碑》之间，素有“中朗遗矩”之称。

        《汉隶字源》亦以为蔡邕书，李嗣真《书品》称：“蔡公诸体惟《范氏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称。”而《隶释》则痛诋之，以为藻鉴之谬，并考定青龙三年立，非邕所书。初拓墨本无李东琪、黄易等人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