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从几方印鉴看传苏轼《木石图》中隐藏的真伪问题
2018-11-22 11:32:11 来源： 点击：
2018年6月，早年流失日本的传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又称《木石图》）现身香港佳士得，一时间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诸多学者、业内人士就画心（内容、笔墨、布局、意境、“思无邪斋之印”归属、文献记载）、刘良佐跋（人物考证、“海岳翁”称号合理性、“良佐”印断代）、米芾跋（字形、笔法、笔势、气韵、诗文内容、存在合理性、“文武师胄芾章”归属）、全卷装帧等问题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解读。而笔者在此文提出的是对画卷中“杨遵之印”、“长宜子孙”、“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继轩” 、“沐璘廷章”及“复斋珍玩”真伪问题的疑议，结合此前学者就书风画风及题跋等的分析，应该说，这一《木石图》作伪嫌疑不小。
在此之前，大众对《木石图》的印象皆来自一般的印刷品，图像质量较低，而张珩先生《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则记有：“纸本墨画，无款，前作枯木一株，树干扭屈，上出二枝……树根小草，作随风披拂状，中间较大者，上偃如巨然法，树后巨石……此图纯以笔墨趣味胜，若以法度揆之，则失矣。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及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东坡以书法余事作画，此图树石以枯笔为勾皴,不拘泥于形似。小竹出石旁，萧疏几笔，亦不甚作意。图赠冯道士，其人无考。冯示刘良佐，良佐为题诗后接纸上。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书画纸接缝处，有南宋王厚之顺伯钤印。苏画传世真迹，仅见此一件。刘良佐其人无考。”因此二人认定其真，然而，画卷重新面世后，有关其真伪的争论便不绝于耳。
“杨遵之印”《双松平远图》、“杨遵之印”《木石图》
“杨遵之印”为元代文人杨遵所用黑印。唐、宋时期所用虽黑印意义不明，但其后黑印应是印鉴所有者为祖、父辈守丧百日内所用的印章，在书画作品中极为少见。除《木石图》外，“杨遵之印”亦见于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业界多认定两卷中的“杨遵之印”为同一方印章。若将钤印手法、印泥差异、经年残损、拍摄角度等因素考虑在内，对比《木石图》卷中的印迹与《双松平远图》卷中的印迹，不难发现，两方印迹乍看相似，细究却有很大出入。元代私印多追求汉印中正平和之美，因此印面多字法稳健，章法有序，肥白充盈方寸之间，《双松平远图》卷印章兼具这些特点，而《木石图》卷明显线条粗细不均，字形呈倾斜势态，章法略显狭仄，白少留边过多。细节处如二者的“杨”字“木”的左弧线和“日”下的横线、“遵”字“寸”的线条力度、“之”字右弧线的收势、“印”最下弧线的残损状态、印面左侧的留边等，都有明显差异。若根据孙向群先生《<杨氏集古印谱>考辩》一文推论，杨遵生年在1317-1321年间，他的祖父母、父亲杨载在其幼年便已过世，那时的他未必有能力鉴赏书画，因此此印极可能是母丧期间所用，并且之后也不会再用。而百日内的印章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可见这是两方不同的印章。《双松平远图》先后经平西沐府、安岐、清内府、谭敬过眼珍藏，是学界公认的真迹。若以此为范本进行比对，兼顾此印的特殊性，《木石图》中“杨遵之印”的存伪嫌疑较大。另外，佳士得图录记载杨遵活动于1294-1333年，然笔者能力有限，目前尚未查到详细考证依据，文中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长宜子孙”亦为杨遵印，印鉴情形如“杨遵之印”相同。比对时将钤印的轻重力度和垫纸厚薄纳入参考，发现《木石图》卷中“长”、“宜”二字与《双松平远图》卷极为相似，但“长”字右弧线弯转处更显棱角，左弧线却少了《双松平远图》卷的S型波折，“宜”第一笔下弧线右侧下压，同时两竖右斜，若以纸面不平解释似乎也通。另外，对比《双松平远图》卷左右边字迹和边框，可推测钤印者落印时按压力道偏重右侧，因此印面自右向左线条逐渐转细，颜色也渐趋于淡。而《木石图》卷用力均匀，所示印迹也较厚重，因此两卷中的“子”、“孙”出现了较大差异：“子”尚可用左侧力度不同来解释弧线包拢角度不一的问题，但《木石图》卷中应更为粗长的“孙”字中的横线，却明显缩短，偏旁“子”的左右弧线包拢起的空间，也明显由方变圆，偏旁“小”的下部圆形空间则略有压扁，使得左右偏旁的上下位置亦产生微妙的差距。若说此横线属后期残损变短，那为何《双松平远图》卷横线有左右向中间下聚的趋势，而《木石图》卷则是平势？如此来看，《木石图》卷“长宜子孙”极有可能是一方高明的仿印。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为明代西平沐府特有的书画鉴藏印，其印主为沐昂或沐璘。最常见印迹多出现在宋人小品中，如《海棠蛱蝶图》、《仙女乘鸾图》、《仙山楼阁图》等，另外米芾《多景楼诗册》中也有此印迹。此印中“子”扁“孙”长，“之”字也较扁，极易辨认。《双松平远图》中所钤“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迹，与前一印迹相比，除“黔宁”二字外，其余八字均匀排布，属印文相同的另一“版本”。而《木石图》中所钤“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虽肖似《双松平远图》卷，但“黔”、“王”、“孙”、“保”在字形结构和线条厚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若说《双松平远图》卷为《木石图》卷的后期补刻，那“孙”左偏旁的“口”字不至于出现《双松平远图》卷右倾、《木石图》卷左斜的情况，《双松平远图》卷竖线亦不能此般纤细。因此，两卷中的印章应不是同一方。
“继轩”为沐璘私印，但画卷中所见不多，目前所知有王振鹏《龙舟竞渡图》中一方（真伪待考）、马和之《鹿鸣之什图》中一方（已漫漶不清）、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中半方，以及《木石图》中一方，这些印章都钤在骑缝处，可见“继轩”应为沐璘专用骑缝印。将印面完整的两方做比对，其中《龙》卷所钤印迹除左右弧线圆转，其余横竖线条皆平直，转折亦方正，与《木石图》卷中转折圆滑的印迹有所不同。而将《木石图》卷中“继轩”印裁剪一半，与《双松平远图》卷中“继轩”半印相比，不难发现二者出入甚大。但因《双松平远图》卷印只有半方，并不完全具备范本的功效，只能从旁佐证。
“沐璘廷章”为沐璘鉴藏书画常用私印，多见于米芾《多景楼诗册》、李公麟《免胄图》、李嵩《四季花篮图》、《水竹居》等作品，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尚清晰的半印也肖似此印。另外，王振鹏《龙舟竞渡图》中亦有“沐璘廷章”一枚，同为汉印风格，但印面差距较大，对比细节排除《木石图》与其为同一方印章的嫌疑。细观印面，《木石图》卷与《多景楼诗册》在线条弧度、字法结构和章法排布上有相似之处，留白的粗细及弧线的断裂可用印章使用年份较长、擦拭残损及印泥变化等原因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沐璘作为黔宁王子孙，文房所及异常讲究，其印鉴因年代、装帧损耗如《鹿鸣之什图》卷者，也不曾出现如《木石图》卷般粗糙劣质的呈现效果，这种残损的印面、易出毛边的印泥、急躁的钤印手法都不似寻常真迹中所见的闲适清悠。由此推断，《木石图》卷中的“沐璘廷章”并非沐璘在世时所钤。另有一种可能是此印为真，流落于后人之手得此卷而钤。然印面所见的老旧状况须持印者大量使用才能出现，而笔者在整理明后书画作品时，未能再见此印鉴，可见用之甚少，印面变化的条件便难以成立。因此，《木石图》卷中的“沐璘廷章”极可能是专门仿制“残损版”的作假印鉴。
以上五方印章皆有可确认真迹的范本比对，而南宋王厚之印鉴虽有《砥柱铭》中“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临川王厚之顺伯父印”，但因其真伪争议略大，并不能以其为范本，另欧阳修《集古录跋》中有一方极淡的隶书“王厚之印”，不辩真假。目前只余《钟鼎款识》一书中的“复斋”、“复斋珍玩”和“厚之私印”三方印鉴，勉强可与《木石图》中印鉴比对。“厚之私印”《木石图》中未曾出现，“复斋”因篆体不同略过不提，而“复斋珍玩”仔细辨认下可发现其字形、字法出入很大，但《钟鼎款识》本为拓本，流传过程中绝对真实性会有所降低，因此印鉴的范本价值已打折扣不足为证，且此类印鉴也更易被后世造假借鉴，所以“复斋珍玩”亦是存疑。另外，王厚之在《木石图》中钤印有十二方之多，这与《钟鼎款识》中仅三方印章反复使用的情形相比有一定差距，而且对比南宋至元初的鉴藏家贾似道和周密，这个钤印数目也是惊人：贾似道在黄庭坚《松风阁诗卷》中钤印四方，周密在赵孟坚《凌波图》和赵孟頫《行书雪赋卷》中各钤印三方。不论与己还是与同时代人比较，《木石图》中王厚之钤印都显得过于繁复，这也是令笔者生疑之处。
另香港佳士得在拍品宣传册中，拖尾俞希鲁跋文后为明代郭淐跋文，郭尚书淐，淐字原仲，新乡人。性端谨，语出惊人。为中州第一秀才。万历乙未（1595年）成进士。卒时，年六十。赐祭葬廕，赠礼部尚书。名其斋曰：适量斋。谓：穷通得丧，莫不有量。贪贱未尝，无乐富贵。未尝无苦，贵适其量。《中州人物考》孙奇逢撰。郭淐有斋，名适量斋。由此，郭淐的“适量斋”斋号可信。而佳士得公司仅凭此印在俞希鲁名款旁（钤印三次于《木石图》上），便指认是俞希鲁用印，甚为不妥。
行文至此，再结合题跋来看，相继出现的王厚之、杨遵、沐璘（或有沐昂）、俞希鲁等人，让笔者不由联想到清倪涛《六艺之一录》中的记载：“谱（《杨氏集古印谱》）始集于浦城杨遵宗道，备载襄阴王公师鲁、番阳周公伯温、金华王公子兖、京口俞公希鲁所撰文，后归吴郡陆友友仁，则有高邮龚璛先生及内翰虞文靖公、揭文安公为赋‘卫青’玉印诗文，可为左验。今藏西平沐府。”这是唐之淳于1398年所作《题杨氏手摹集古印谱后》，其中提及《杨氏集古印谱》为杨遵所攥，序言为俞希鲁所撰，印谱现藏于西平沐府，按唐的生辰（1350-1401）和题印谱时间推算，1397年时印谱已在沐府，应涉及沐昂、沐璘两代人。而虞文靖公（元代抚州崇仁人虞集）所赋“卫青”玉印诗文，全名为《吴郡陆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以为汉物求赋此诗》。一卷《木石图》，涉及印谱中提及的至少四位人物，这种重合比率略高的巧合，不禁让人推测：《木石图》的流传收藏印迹是否以《杨氏集古印谱》为本，杜撰而来？若真是如此，那作伪者在印学上应该有着极高的造诣。当然这种推测有一定的主观臆断性，并不能作为判断的全部依据。
此外，《木石图》中的六方印鉴通读完，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即六方中有三方半印鉴与《双松平远图》中印鉴相似，其中三方（“杨遵之印”、“长宜子孙”、“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又可以确认与《双松平远图》中印鉴并不相同。值得玩味的是，“杨遵之印”和“长宜子孙”的位置排布，两卷极为相近，皆是一黑一朱上下紧挨钤于画心右侧；《木石图》卷中的“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鉴并没有选择常见的《多景楼诗册》本、而是选择了少见的《双松平远图》本进行仿制，且钤印位置虽有所变动，但基本都在画心右侧；“继轩”印鉴虽然位置不同，但都是骑缝处押印。巧合之多，让人不禁如此推论：此幅《木石图》卷中的印章仿制者，应是对《双松平远图》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且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联想起谭敬曾仿制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本《双松平远图》，笔者一度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印鉴比对又无相似之处，无充足证据下只能作罢。
另可一记的是，虽然刘良佐其人无考，而其跋文的书法气息与风格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均不太可能到宋，其书风与谭敬所伪造的赵原《晴川送客图》（现藏美国）的题跋书风对比看，也颇有让人玩味之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木石图》中已确认的印鉴伪制有极大可能是在《集古印谱》和《双松平远图》的基础上进行，且年代必在明后。由印鉴推及画作可见，卷中所钤存疑印鉴或伪印的时间跨度之大，几乎涵盖整张画的可考流传年代，这在书画递藏中显得尤为不合理，再结合之前诸家所言，《木石图》的真伪可谓一目了然。
现身香港佳士得的《木石图》（传苏轼）
“杨遵之印”《双松平远图》、“杨遵之印”《木石图》
“杨遵之印”为元代文人杨遵所用黑印。唐、宋时期所用虽黑印意义不明，但其后黑印应是印鉴所有者为祖、父辈守丧百日内所用的印章，在书画作品中极为少见。除《木石图》外，“杨遵之印”亦见于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业界多认定两卷中的“杨遵之印”为同一方印章。若将钤印手法、印泥差异、经年残损、拍摄角度等因素考虑在内，对比《木石图》卷中的印迹与《双松平远图》卷中的印迹，不难发现，两方印迹乍看相似，细究却有很大出入。元代私印多追求汉印中正平和之美，因此印面多字法稳健，章法有序，肥白充盈方寸之间，《双松平远图》卷印章兼具这些特点，而《木石图》卷明显线条粗细不均，字形呈倾斜势态，章法略显狭仄，白少留边过多。细节处如二者的“杨”字“木”的左弧线和“日”下的横线、“遵”字“寸”的线条力度、“之”字右弧线的收势、“印”最下弧线的残损状态、印面左侧的留边等，都有明显差异。若根据孙向群先生《<杨氏集古印谱>考辩》一文推论，杨遵生年在1317-1321年间，他的祖父母、父亲杨载在其幼年便已过世，那时的他未必有能力鉴赏书画，因此此印极可能是母丧期间所用，并且之后也不会再用。而百日内的印章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可见这是两方不同的印章。《双松平远图》先后经平西沐府、安岐、清内府、谭敬过眼珍藏，是学界公认的真迹。若以此为范本进行比对，兼顾此印的特殊性，《木石图》中“杨遵之印”的存伪嫌疑较大。另外，佳士得图录记载杨遵活动于1294-1333年，然笔者能力有限，目前尚未查到详细考证依据，文中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长宜子孙”《双松平远图》、“长宜子孙”《木石图》
“长宜子孙”亦为杨遵印，印鉴情形如“杨遵之印”相同。比对时将钤印的轻重力度和垫纸厚薄纳入参考，发现《木石图》卷中“长”、“宜”二字与《双松平远图》卷极为相似，但“长”字右弧线弯转处更显棱角，左弧线却少了《双松平远图》卷的S型波折，“宜”第一笔下弧线右侧下压，同时两竖右斜，若以纸面不平解释似乎也通。另外，对比《双松平远图》卷左右边字迹和边框，可推测钤印者落印时按压力道偏重右侧，因此印面自右向左线条逐渐转细，颜色也渐趋于淡。而《木石图》卷用力均匀，所示印迹也较厚重，因此两卷中的“子”、“孙”出现了较大差异：“子”尚可用左侧力度不同来解释弧线包拢角度不一的问题，但《木石图》卷中应更为粗长的“孙”字中的横线，却明显缩短，偏旁“子”的左右弧线包拢起的空间，也明显由方变圆，偏旁“小”的下部圆形空间则略有压扁，使得左右偏旁的上下位置亦产生微妙的差距。若说此横线属后期残损变短，那为何《双松平远图》卷横线有左右向中间下聚的趋势，而《木石图》卷则是平势？如此来看，《木石图》卷“长宜子孙”极有可能是一方高明的仿印。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多景楼诗册》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双松平远图》、“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木石图》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为明代西平沐府特有的书画鉴藏印，其印主为沐昂或沐璘。最常见印迹多出现在宋人小品中，如《海棠蛱蝶图》、《仙女乘鸾图》、《仙山楼阁图》等，另外米芾《多景楼诗册》中也有此印迹。此印中“子”扁“孙”长，“之”字也较扁，极易辨认。《双松平远图》中所钤“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迹，与前一印迹相比，除“黔宁”二字外，其余八字均匀排布，属印文相同的另一“版本”。而《木石图》中所钤“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虽肖似《双松平远图》卷，但“黔”、“王”、“孙”、“保”在字形结构和线条厚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若说《双松平远图》卷为《木石图》卷的后期补刻，那“孙”左偏旁的“口”字不至于出现《双松平远图》卷右倾、《木石图》卷左斜的情况，《双松平远图》卷竖线亦不能此般纤细。因此，两卷中的印章应不是同一方。
“继轩”《龙舟竞渡图》、“继轩”《木石图》
“继轩”半印《双松平远图》、“继轩”半印《木石图》
“继轩”为沐璘私印，但画卷中所见不多，目前所知有王振鹏《龙舟竞渡图》中一方（真伪待考）、马和之《鹿鸣之什图》中一方（已漫漶不清）、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中半方，以及《木石图》中一方，这些印章都钤在骑缝处，可见“继轩”应为沐璘专用骑缝印。将印面完整的两方做比对，其中《龙》卷所钤印迹除左右弧线圆转，其余横竖线条皆平直，转折亦方正，与《木石图》卷中转折圆滑的印迹有所不同。而将《木石图》卷中“继轩”印裁剪一半，与《双松平远图》卷中“继轩”半印相比，不难发现二者出入甚大。但因《双松平远图》卷印只有半方，并不完全具备范本的功效，只能从旁佐证。
“沐璘廷章”《多景楼诗册》、“沐璘廷章”《木石图》
“沐璘廷章”为沐璘鉴藏书画常用私印，多见于米芾《多景楼诗册》、李公麟《免胄图》、李嵩《四季花篮图》、《水竹居》等作品，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尚清晰的半印也肖似此印。另外，王振鹏《龙舟竞渡图》中亦有“沐璘廷章”一枚，同为汉印风格，但印面差距较大，对比细节排除《木石图》与其为同一方印章的嫌疑。细观印面，《木石图》卷与《多景楼诗册》在线条弧度、字法结构和章法排布上有相似之处，留白的粗细及弧线的断裂可用印章使用年份较长、擦拭残损及印泥变化等原因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沐璘作为黔宁王子孙，文房所及异常讲究，其印鉴因年代、装帧损耗如《鹿鸣之什图》卷者，也不曾出现如《木石图》卷般粗糙劣质的呈现效果，这种残损的印面、易出毛边的印泥、急躁的钤印手法都不似寻常真迹中所见的闲适清悠。由此推断，《木石图》卷中的“沐璘廷章”并非沐璘在世时所钤。另有一种可能是此印为真，流落于后人之手得此卷而钤。然印面所见的老旧状况须持印者大量使用才能出现，而笔者在整理明后书画作品时，未能再见此印鉴，可见用之甚少，印面变化的条件便难以成立。因此，《木石图》卷中的“沐璘廷章”极可能是专门仿制“残损版”的作假印鉴。
以上五方印章皆有可确认真迹的范本比对，而南宋王厚之印鉴虽有《砥柱铭》中“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临川王厚之顺伯父印”，但因其真伪争议略大，并不能以其为范本，另欧阳修《集古录跋》中有一方极淡的隶书“王厚之印”，不辩真假。目前只余《钟鼎款识》一书中的“复斋”、“复斋珍玩”和“厚之私印”三方印鉴，勉强可与《木石图》中印鉴比对。“厚之私印”《木石图》中未曾出现，“复斋”因篆体不同略过不提，而“复斋珍玩”仔细辨认下可发现其字形、字法出入很大，但《钟鼎款识》本为拓本，流传过程中绝对真实性会有所降低，因此印鉴的范本价值已打折扣不足为证，且此类印鉴也更易被后世造假借鉴，所以“复斋珍玩”亦是存疑。另外，王厚之在《木石图》中钤印有十二方之多，这与《钟鼎款识》中仅三方印章反复使用的情形相比有一定差距，而且对比南宋至元初的鉴藏家贾似道和周密，这个钤印数目也是惊人：贾似道在黄庭坚《松风阁诗卷》中钤印四方，周密在赵孟坚《凌波图》和赵孟頫《行书雪赋卷》中各钤印三方。不论与己还是与同时代人比较，《木石图》中王厚之钤印都显得过于繁复，这也是令笔者生疑之处。
另香港佳士得在拍品宣传册中，拖尾俞希鲁跋文后为明代郭淐跋文，郭尚书淐，淐字原仲，新乡人。性端谨，语出惊人。为中州第一秀才。万历乙未（1595年）成进士。卒时，年六十。赐祭葬廕，赠礼部尚书。名其斋曰：适量斋。谓：穷通得丧，莫不有量。贪贱未尝，无乐富贵。未尝无苦，贵适其量。《中州人物考》孙奇逢撰。郭淐有斋，名适量斋。由此，郭淐的“适量斋”斋号可信。而佳士得公司仅凭此印在俞希鲁名款旁（钤印三次于《木石图》上），便指认是俞希鲁用印，甚为不妥。
“复斋”《钟鼎款识》、“复斋”《木石图》
“复斋珍玩”《钟鼎款识》、“复斋珍玩”《木石图》
“厚之私印”《钟鼎款识》
行文至此，再结合题跋来看，相继出现的王厚之、杨遵、沐璘（或有沐昂）、俞希鲁等人，让笔者不由联想到清倪涛《六艺之一录》中的记载：“谱（《杨氏集古印谱》）始集于浦城杨遵宗道，备载襄阴王公师鲁、番阳周公伯温、金华王公子兖、京口俞公希鲁所撰文，后归吴郡陆友友仁，则有高邮龚璛先生及内翰虞文靖公、揭文安公为赋‘卫青’玉印诗文，可为左验。今藏西平沐府。”这是唐之淳于1398年所作《题杨氏手摹集古印谱后》，其中提及《杨氏集古印谱》为杨遵所攥，序言为俞希鲁所撰，印谱现藏于西平沐府，按唐的生辰（1350-1401）和题印谱时间推算，1397年时印谱已在沐府，应涉及沐昂、沐璘两代人。而虞文靖公（元代抚州崇仁人虞集）所赋“卫青”玉印诗文，全名为《吴郡陆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以为汉物求赋此诗》。一卷《木石图》，涉及印谱中提及的至少四位人物，这种重合比率略高的巧合，不禁让人推测：《木石图》的流传收藏印迹是否以《杨氏集古印谱》为本，杜撰而来？若真是如此，那作伪者在印学上应该有着极高的造诣。当然这种推测有一定的主观臆断性，并不能作为判断的全部依据。
《六艺之一录》
此外，《木石图》中的六方印鉴通读完，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即六方中有三方半印鉴与《双松平远图》中印鉴相似，其中三方（“杨遵之印”、“长宜子孙”、“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又可以确认与《双松平远图》中印鉴并不相同。值得玩味的是，“杨遵之印”和“长宜子孙”的位置排布，两卷极为相近，皆是一黑一朱上下紧挨钤于画心右侧；《木石图》卷中的“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鉴并没有选择常见的《多景楼诗册》本、而是选择了少见的《双松平远图》本进行仿制，且钤印位置虽有所变动，但基本都在画心右侧；“继轩”印鉴虽然位置不同，但都是骑缝处押印。巧合之多，让人不禁如此推论：此幅《木石图》卷中的印章仿制者，应是对《双松平远图》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且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联想起谭敬曾仿制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本《双松平远图》，笔者一度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印鉴比对又无相似之处，无充足证据下只能作罢。
《双松平远图》三印位置、《木石图》三印位置
另可一记的是，虽然刘良佐其人无考，而其跋文的书法气息与风格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均不太可能到宋，其书风与谭敬所伪造的赵原《晴川送客图》（现藏美国）的题跋书风对比看，也颇有让人玩味之处。
《木石图》中刘良佐题跋书风（左）与谭敬所伪造的
赵原《晴川送客图》（现藏美国）的题跋书风对比
赵原《晴川送客图》（现藏美国）的题跋书风对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木石图》中已确认的印鉴伪制有极大可能是在《集古印谱》和《双松平远图》的基础上进行，且年代必在明后。由印鉴推及画作可见，卷中所钤存疑印鉴或伪印的时间跨度之大，几乎涵盖整张画的可考流传年代，这在书画递藏中显得尤为不合理，再结合之前诸家所言，《木石图》的真伪可谓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