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论沈曾植“通古今以为变”的书学观

​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如乙僧、释持、寐翁、睡翁、守平居士、谷隐居士、逊斋、逊翁、巽斋、李乡农等等。生于北京，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刑部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部政使、护理巡抚等职。甲午战争后，支持维新变法，并赴日本考查学务。1898年，在武汉两湖书院担任主讲。1910年因得罪权贵以病为由辞去官职寓居上海。辛亥革命以后反对共和制，为清帝复位而努力，在张勋复辟时，受礼部尚书。1922年卒于上海。

​        沈曾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被后人称为“清末大儒”。他擅长经史、地理、律法、佛教，著述非常之多，如《元秘史笺注》十五卷、《蒙古源流笺注》八卷等，代表了当时学术界西北地理衍变研究的最高水准。“根据《沈寐叟年谱》中的统计，沈曾植有关史地方面的研究著述达十五种。”在律法方面，他做了不少辑佚补缺的工作，其中《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被刑部尚书推为当代律家第一。他精通佛学，还是个善于表情达意的诗人。虽然沈曾植晚年才开始专心钻研书法，但他的学书思想和书法作品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书法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他的书法理论主要有《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他在书法实践中秉承“通古今以为变”，追究“异体同势、古今杂形”，有效地使碑、帖结合，在行草书中融入章草字形，以章草笔意嫁接行草书，创造出了生拙野逸、跌宕起伏、姿态万千的书法作品，做到了“古”与“今”、“南”与“北”书体风格的统一。

[清]沈曾植 隶书惟德以礼八言联 纸本

一、打通“古”“今”

​        《海日楼书法答问》云：“学古人者必求其渊源所自，乃有入处。”沈曾植认为，学习古人必须知道他取法何处，只有这样，才算真的“学古”。“学古”的关键在临摹，临摹旨在知其渊源。“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这里，沈曾植指出了书体间的关系，他认为楷书的生动取于行，篆书的生动取于隶。隶书就是快速书写的篆书，篆书因为得到隶书的笔势而姿态万千，隶书因为得到楷书的笔势而摇曳生姿，这就是所谓的“通乎古今以为变”。沈曾植认为“学古”关键在临摹，临摹贵在“通”，由于“通”才能产生变，所以说，“通乎古今以为变”就是沈曾植书学的宗旨。在沈曾植的观念里，“通古今”是为了“变”，“变”才是“学古”的最终目的。“古”为“质”，“今”生“姿”，“古”“今”都是为“变”服务的，在沈曾植的书法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正做到了“变”，做到了古今为我所用。

二、打通“南”“北”

​        沈曾植发展了刘熙载“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的观点，认为“实则南骨即北骨，北韵即南韵”。刘熙载虽然在竭力兼顾碑、帖二者，但还是认为碑、帖二元不可调和，而沈氏则认为南北两派是融会贯通的。沈氏分别从南北用笔、小楷和碑刻用笔结构以及南北朝书法发展脉络、碑帖书家的相互影响来证明“南北互通”。

​        1.从南北用笔证明“南北会通”。沈曾植在《菌阁琐谈》中说：“《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南方《校官碑》的结字用笔厚朴方正，集中体现了北方《夏承碑》的圆笔和南方《天发神谶碑》的方笔，其朴茂的风格恰恰表现了南北骨韵相通的特点。在《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中：“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惠公志》近大王，《张猛龙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而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沈氏不同于其他书家过于强调南、北的区别，而认为南北朝碑帖之间有其共性。沈氏在文中把《刁惠公志》比拟王羲之书法，把《张猛龙碑》比拟王献之书法，其实也侧面反映了南北相通的道理。《敬使君碑跋》虽为北朝碑刻，却藏锋露锋同时兼具，内擫外拓共同兼有，其已体现出南北互通，北派欧阳询书与南派褚遂良即是同源异流。又如《敬使君碑跋》云：“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集中作贼不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者，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此碑不独可证《兰亭》，且可证《黄庭》。”沈曾植认为《敬使君碑》正碑凝重，不胜碑阴，碑阴浑厚参以行书笔道，与《定武兰亭》可相互印证，由此得出“南北互通”的结论。

​        2.从小楷与碑刻用笔和结构证明“南北会通”。沈曾植在《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中说：“此《星凤》祖本也。画中圆满，非宋刻不及此。以笔法论，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因此溯《水牛山》，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黄庭经》笔法“画中圆满”，用笔与东魏碑刻《禅静寺》相近，与北齐《水牛山》摩崖石刻雄健浑厚、古朴拙厚的风格相似。虽《黄庭经》为小楷，《禅静寺》为北朝碑刻，但《黄庭经》反映出宏大气象，《禅静寺》兼具南朝用笔结体，由此得出“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的结论。

​        3.从南北朝书法发展脉络证明“南北互通”。沈曾植在《全拙庵温故录》中阐述:“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乃颇近之。据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隐居与梁武论书语》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写书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这里，沈曾植将南朝书迹分为写书体、碑碣体、简牍体三类，《乐毅》《黄庭》等是写书体，《仪礼疏》与《内景》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河，而丁道护的《启法寺碑》虽为碑刻，却与上述的写书体相似，可见，沈氏认为南北并非完全对立。

​        另外，他认为南北碑碣大同，大概是由于楷书沿袭的是隶书的笔法。这就好比简牍为行草书之宗，而其后简牍与写书却是行草书的两种书体。由此，可以看出沈氏对南北两派流变的深刻思考。

​        4.从碑帖书家互相影响证明“南北互通”。包世臣作为碑学书法的倡导者，对董其昌评价不是很高，而拥护包世臣的沈曾植却对董其昌有很高的评价：“刘文清出于董;何子贞从董破角瓜为圆、削繁成简语悟入，是张得天变相，亦董系也;完白行书，承其家学，从陈香泉来，亦间接受董影响。故董为近代书学大宗。《画禅室随笔》及倪家《杂记笔法》为书家之宗门武库，《艺舟双楫》由二书而更上一层楼者也。”可见，沈曾植打破了清际“碑眼看帖”的思维定式，他认为刘墉、张照学董，甚至碑学大家何绍基、邓石如也受到董其昌的影响，碑派著作《艺舟双楫》也只不过是承《画禅室随笔》和《杂记笔法》的余绪而已。“香光安吴，本是一家眷属，血脉相通。”沈曾植认为帖学大家董其昌与碑学倡导者包世臣是“一家眷属”，二者是相通的。另外，从包世臣和沈曾植对米芾书法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看出沈曾植认为“南北互通”。在《明拓思古斋黄庭经跋》中：“襄阳无一画入晋人，此长睿诸君畜诸胸臆，閟不敢言者。不意七百年后，发之此老。如涂毒鼓，闻之者死。然使安吴当日多见唐贤手迹，恐宗论将不能无小变。又使引申此意，再下一转，曰率更无一笔入晋人，或曰河南无一笔入晋人，不知先生将何以应之?”从这段话可以判断沈曾植对包世臣于米芾的微词很不满意，并指出米芾足以入晋人格，如果提出欧阳询、褚遂良无一笔入晋人的说法，不知包氏会如何应对。综合包世臣、沈曾植对董其昌和米芾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沈氏已经超越了碑、帖二元的局限，认为二者同源。

​        在沈曾植的观念里，不仅没有南北流派之差异，更没有经典、非经典之高下，相反，他认为南北派相互作用，经典、非经典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在《菌阁琐谈》中：“伯英为西州宗尚。而今流沙诸简，精紧多于纵逸，足证《阁帖》章草一帖，是伯英真迹。”沈曾植用流沙坠简风格来佐证《阁帖》章草为张芝真迹，可见，他认为非经典也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在此，他以非经典来证明经典的权威，由此可以看出，他有着开放的学术态度。《菌阁琐谈》记载：“《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或疑师宜官书，虽无确证，然非中郎派，可决定也。唐人论隶，韩、蔡辈皆祖中郎，故此碑不见称道.北宋时乃稍显，国初大行，几为汉刻之甲，要亦百法门中一法耳。流沙木简“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此体。”沈曾植以墨迹证碑，认为《礼器碑》与流沙坠简亦有相通之处。以下是典型的以墨迹证帖，“内府收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黄(伯思)论阁帖，真确有据依，非仅精识。以波磔别章草，可谓得立论之源。汉晋以下，波磔寖少，或非天然矣。流沙坠简，所以可贵。”由此可见，沈曾植观照书法，除了前人所依据的秦汉刻石、魏碑、刻帖，又以新出土的《流沙坠简》汉晋墨迹为依据，对书体的流变进行重新整理，对碑和帖的笔法进行再思考。沈曾植学碑不囿于碑，学帖不限于帖。他用广阔的视角和独到的眼光去探索发现，尝试着打破碑、帖之间的界限，为实现书体大融合做着不懈努力。正是由于他开放的学术态度，才使得他晚年在非经典作品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为他鲜明的书法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沈曾植 行书包世臣论书诗轴 
127.8cm×66.2cm 纸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打通书体

​        唐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图真不悟，习草将迷。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故亦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可见，早在唐代就已经主张字体间要相互补充。到了宋代，苏轼提出：“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黄庭坚说《石鼓文》“可得正书行草法”。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乃知作楷书必自八分大篆入门，沿流讨源，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董氏主张学习楷书必先由篆隶入门。晚明的傅山则把篆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说：“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傅山认为篆隶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早在唐代，书家就已经注意到书体互兼，主张各种书体是平等的，但在清代尤其是碑学兴起之后，书家提倡楷、行、草要有篆隶笔意。

​        沈曾植也认识到书体之间的互补作用，他在书论中提出：“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由此义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禇、颜实楷法之八分。”

​        可见，在他的观念里，行、草、楷、八分、古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主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一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

​        楷书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吸取了行书的体势流畅，篆书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吸取了隶书的舒展开张。隶书是快速书写的篆书，篆书因为取隶势而姿态万千，隶书因为取楷势摇曳多姿。篆书参以籀势而古拙，隶书参以篆势而质朴，可见，各种字体间是相互贯通的，可以互相补充，因此说“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另外，他非常赞赏邓石如将碑额瓦当与书、印交叉学习的方法，肯定了董其昌、刘墉以楷作行的书写方法。“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奇姿谲诞，糜有常制。中郎《隶势》。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卫恒《四体书势序》。”“异体同势，即所谓古今杂形也。”大量的书论资料显示沈曾植主张打破篆、隶、楷、行之间的界限，认为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字体间的融合可以促进书法风格的演进。“异体同势”“古今杂形”也是他在书法实践中所追求的。

四、打通风格

​        字体间的融合可以促进书法风格的演进，沈曾植不仅主张书体兼通，还进一步提出了风格兼通。沈曾植在《与谢复园书》说：“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 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沈曾植认为写《郑文公碑》应当参以摩崖《瘗鹤铭》及大令的草法，因为它们气息相通，风格相似，性情通过形质才得以表现。郑道昭的《云台山刻石》结构严谨，纵逸跌宕，论格调，应该在《瘗鹤铭》之上。沈曾植主张写一个碑或帖时，应当参以其他的碑和帖来进行辅助学习，这样才能做到“变”，做到融会贯通。

​        沈曾植的书法作品不仅做到了书体兼通，而且做到了风格兼通，其书法寓草于行，寓楷于隶，很多笔画带有章草意味，有些用笔苍劲浑厚犹如篆书，这正是他追求“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真实写照。

结论

        在清末帖学占主导地位的大局里，沈曾植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否定碑帖二元，古今对立，阐述论证碑派、帖派本就融合的观点，指出古为今用，这不仅打破了书学者狭隘的学书思想，而且开阔了书家取法的范围，实现了清末民初书法艺术风格的百家齐放。沈曾植广采博取、善于杂糅的思想给后世以启发，他认为篆籀汉隶、北朝碑刻、简牍帛书、钟繇“二王”、“苏黄米蔡”，无论碑、帖都可以为我所用，这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碑帖融合。其包容汲取的思想使沈曾植有着更广阔的取法空间，最终形成其书体兼通、碑帖相融的书法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