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翰墨 |漫谈郭沫若和他的手札

        一段时间，郭沫若从神坛跌下，似乎成了文化泡沫，轻轻一吹，便原形毕露。然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尽管郭沫若有时被“夸张”得没谱，但，泡沫消解，郭沫若依然立体、丰厚。

        郭沫若有辉煌的过去，有显赫的现实；他著述丰赡，也漏洞频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不能确定一个真实的郭沫若，骂他的人挺多，说他好的人不少。

        “郭沫若提着脑袋流亡日本十年”干了什么，无需一 一道来。其中的金文研究，让他在文字学、书法学领域赢得名声。此间，他在日本先后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多种文字学著作。郭沫若在日本与著名学者、书法家容庚的数十通手札，已与读者见面，二人切磋金文的往事历历在目。容庚说：“我第一次收到郭沫若同志的信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信末署名‘未知友郭沫若’。其时我在燕京大学任教，主编《燕京学报》，与郭沫若同志素不相识，当时也不了解他。但从来信看出，他正在日本研究古文字，接触到许多重要问题，苦于资料缺乏，研究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两个学术问题同我商讨。出于对这位身在异域而致力于祖国古文字研究的‘未知友’的敬意，我随即复了他一封信，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此后便不断地书信来往，商讨学术，互通声气，我和他成了文字上的朋友，只恨云山遥远，不得聚首畅谈。”容庚所言，透露出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对古文字的倾心。

        古文字与书法有天然的文化关系。甲骨文研究领域的著名“四堂”——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书名广播，一字难求。“四堂”中的郭沫若，后居国家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高位，声名更为显赫。

        复归平静，看问题客观多了；政治迷尘散尽，我们的目光清澈起来。这时候的郭沫若，更具体、更真实了。

        整理龙榆生友朋手札，看到郭沫若的三通手札，书卷气扑面而来。三通手札作于上世纪50年代，其中的《大函及诗札》，书法精良，内容也浮现郭沫若的思想状态——

榆生先生：

        大函及诗三首已拜读。

        尊诗火候深刻，但读后却乏清新感。恐不免仍为旧式格调所囿耳。

        别开生面，殆是难事。

        敬礼！


        分析手札的文辞，可以复原郭沫若与龙榆生手札往来的因由，龙榆生寄呈郭沫若三首格律诗，郭沫若读后，觉得龙榆生诗作时代感不强，恪守旧韵也不是明智之举。言外之意，新的社会，写诗要与时俱进。龙榆生没有政治理想，他治词学、写格律诗，甘愿“为旧式格调所囿耳”，永远撵不上郭沫若的“清新感”。

        手札文辞，是郭沫若政治人格的真实写照，手札书法，真的“别开生面”，是郭沫若作为书法家的真实写照。

        历史深处的郭沫若，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可以在甲骨文、金文中领略到中国人新的生命气象；一方面，他特别趋时，似乎刚刚吐芽的枝条，也能读出一片山河。本文不是谈郭沫若本人，固不在此纠缠。

        郭沫若的书法的确不同凡响。熟知未必真知，尽管我们看到很多郭沫若的笔迹，甚至有一点印象疲劳，不过，这三通与龙榆生的手札，让我们对郭沫若的书法有了真实的了解。《大著札》文辞叙述清晰，书法简劲、神逸；《三月十四日札》沉郁、旷达，是“二王”书风的直接体现；《大著札》为行草书，这是郭沫若书法的常态。行书稳中有动，草书繁中有简，上下呼应，节奏分明。作手札时，郭沫若正当壮年，控笔能力强，墨法于不经意间有巧思，浓淡相宜，轻重有序。郭沫若行草书是当代书法的重要存在。其一，传统功底与生命激情融合，书写不逾矩，贲张有法度，艺术感染力超强。其二，追求笔法的开张与字法的准确；作为公众人物，他写字收敛，作草书从不放纵笔墨，恪守草法，追求字法的准度。其三，对所书文辞的熟稔，提升了他毛笔书写的文化韵致，这也是郭沫若书法的魅力所在。他在《三月十四日札》中的一段话，谈的是诗词创作，也像他的书法“宣言”——“鄙意今日用旧形式，当使人不感觉其旧。内容固须新，形式亦当有所解脱。”

        郭沫若是人文学科的通才，但是，他的书法一直被人看重，自己也在书法学术的纷争中有得有失。他质疑《兰亭序》是伪作，高二适反驳，最高领袖介入使争论《兰亭序》是否真伪的“兰亭论辨”有了多层含意。身陷其中的郭沫若，有没有难言之隐，不知道。

        然而，作为书法家的郭沫若，举世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