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势"，临得再像也没用！
书法的外在表现为形，有形必有势。有了势，文字就有了骨、筋、肉、血、气，不仅具备语言符号的功能，而且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书法。正因为势在书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古代书家无不对势孜孜以求。汉晋南朝时期，书势成为一种文体，并出现了不少论势之作，著名的有汉代崔瑗的《草势》，蔡邕的《篆势》，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传）王羲之的《笔势论》等。正如康有为《广义舟双楫》所云：“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蔡邕）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康有为认为作书若得势，就能稳操胜算，于此可见他对势的重视程度。
书法之势，可分为点画之笔势、结字之体势、通篇之气势，而不同书体、不同书家的笔势、体势、气势都不相同。欣赏书法时，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书法通篇的气势，进而是体势，再到具体的笔势。而书写的过程与欣赏的顺序恰好相反，是从笔势到体势，再到气势的。
一笔之势简称笔势，它是由书写者用笔的方向、速度、力度所决定的。笔势的关键在于力。唐太宗《论书》曰：“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唐太宗临帖时从力度着手，因力得势，进而达到神似。我们临帖时，不能满足于形似，还要多留心其笔势。
李东阳《怀麓堂集》曰：“大抵效古人书，在意不在形。优孟效孙叔敖法耳。献之尝窃效右军醉笔，右军观之，叹其过醉。献之始愧服，以为不可及此。其形体尝极肖似，而中不可乱者如此，能书者当自知耳”。献之临羲之书，不及其父的，正是由笔势决定的线条质量，即骨、筋等因素。
笔势又分顺势与逆势，顺者畅也，逆者涩也。顺势易行但笔画趋于浮滑，用逆势者方能万毫齐力，入木三分，故倡逆势行笔者多。逆势还表现在衄挫战掣之法中，传卫夫人《笔阵图》喻“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努”如“万岁枯藤”，都表现了衄挫行笔产生的美感。《永字八法》则将笔画径称为势，依次为“侧势第一”，“勒势第二”，“努势第三”……其“努势第三”云：“努笔之法，竖笔徐行，近左引势，势不欲直，直则无力矣”。“陮势第四”云：“趯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等等。
可见，古人是将笔法与笔势视为一体的。笔势又可分为向势与背势。向背之势是极其精微的，如王僧虔《笔意赞》所云：“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王羲之书，用笔向背无一定之规，尽得天然之妙。至唐，欧阳询取背势，得书之险劲；颜真卿取向势，得书之宽博，然欧、颜之笔势已成规律，故在天然方面终不及王。
字的体势是靠笔势的综合作用表现出来的，往往呈现出较鲜明的运动趋向，如我们常说的某字取纵势，某字取横势，实际上是说那个字表现出纵向或横向运动的趋向。汉字各种书体本身常常具有特定的体势，如小篆的纵势，隶书的横势；正体的静势，草体的动势，等等。各书家作品中也呈现出不同的体势，如米芾的险峻之势，李邕、苏轼的欹侧之势，黄庭坚的辐射之势……王羲之书在结体方面则无定势，以《兰亭序》为例，其结体时而萧散，时而紧结，不显雕琢之迹。
笔势与体势的共同作用使书法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气势。一幅好的书作不但要笔势生动，体势新颖，还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做到主次分明、上下呼应、奇正相生、疏密有致，如朱和羹《临池心解》所云：“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打叠一片，方为尽善尽美。即此推之，数字、数行、数十行，总在精神团结，神不外散”，这样才能表现出通篇的气势，才有了王羲之的萧散，颜真卿的满密，董其昌的简淡。
总之，势是书法生命力之所在。积点画以成字，累字而成篇，在书写过程中，一笔的笔势往往左右着一个字的体势，而一个字的体势又会影响到全篇的气势，正如《书谱》所言：“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成终篇之准”。只有将笔势、体势等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顺应“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规律，才能写出有气势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