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的收藏流转

《平复帖》的收藏流转

《平复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除了“传世墨迹第一”值得骄傲之外；

比起对它文辞的细密考证而言，

对它在书法上的解读，

似乎远远没有到位~

        前日为拍卖的精品宋克《急就章》撰一研究文章。本来诸事繁忙，未必有时间写稿，但一想章草史是我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研究盲点，有机会循此作一番思考，亦是美事。遂费三日功，草成《宋克[急就章]与章草史》，列举从秦汉竹木简牍章草如居延汉简与东汉永元五年简、三国吴皇象文武帖、西晋索靖《月仪帖》尤其是《出师颂》以下，历唐宋尤其是元邓文原《急就章》、康里巙巙《李白古风卷》、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到明宋克再到清代沈曾植，理出了一个章草史脉络，又提出清末民国在平津地区有一个章草学派，如陈宝琛、郑孝胥、余绍宋、姚茫父、梁启超、罗振玉、周肇祥、林志钧、卓君庸等，即是其中的中坚人物。如果再加上于右任、王世镗、刘延涛、胡公石这活跃在上海南京的“标准草书”群体，民国时期的章草学术圈，南北呼应，其实本来是相当有声有色的。

        但这样一个纵横无不如意又不太受关注的章草世界，其源头却必须首推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迄今为止被推为“流传最早的存世墨迹”，决定了《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中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地位。

陆机像

        《平复帖》的作者陆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与弟陆云齐名称“二陆”。为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其祖陆逊、陆抗皆为三国名将。陆机文名之盛，远胜于书名。尤其是《文赋》传颂一时。唐有《陆柬之书陆机文赋》墨迹传世，那是他的“文名”所致；而《平复帖》则标示着他的“书名”。

        《平复帖》 的收藏流转次第如下：唐代收藏有殷浩印，这是第一个记载。有宋 “宣和”、“政和”、双龙玺印，知入宋内府。米芾《画史》云《平复帖》为晋贤十四帖之一，曾与谢安《慰问帖》同轴，殷浩印即钤于其上。米芾所知，此帖先入王溥家，又入驸马都尉李玮家。至宋徽宗得此帖大喜，泥金在前隔水黄绢上题签“晋陆机平复帖”瘦金书签。

隋展子虔《游春图》

        元代流传未详，但据说有四段元代张斯立以下诸跋，后被清朝藏家割下另卖。明代万历间为韩世能得之，又入张丑秘箧，名家之跋甚多。清代自吴其贞以下递藏，再被征入内宫，经成亲王之手，王爷据此帖乃以“诒晋斋”铭其居。同治间归恭亲王，最后民国初为“旧皇孙”溥心畬藏品。溥心畬曾因卖唐代韩干《照夜白图》于国外，艺林众说纷纭，舆情大哗，轰动一时。

        为怕《平复帖》再流失国外，张伯驹下决心急求购卖此帖。傅心畬开价二十万元；张伯驹先托好友张大千致意，想以六万大洋买下。溥婉拒。不久溥心畬因母病故急需用钱，遂经著名藏书家、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撮合，张伯驹终以四万大洋购得《平复帖》。1956年，张伯驹将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等八件极品书画无偿捐献故宫，成就了中国近代文物收藏史上最伟大也最悲壮的一幕。

陆机《平复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1995年春节前，北京琉璃厂旧货市场，偶尔出现了一个紫檀木盒。盒上刻“西晋陆机平复帖”、“诒晋斋”字样。文物大家王世襄闻讯赶去，认定此为成亲王遗物，遂出价携回。但置入《平复帖》，略嫌偏大，查诸文献如《墨缘汇观》，方知原卷有一宋代缂丝包首衬垫。故盒偏大。卷、盒一体，珠联璧合，在中国古代近代收藏史上也堪称是机缘巧合，是一段绕不开的佳话。

        《平复帖》的来历和流传有绪在今天收藏界而言，是常识。《平复帖》与溥心畬、张大千、傅增湘尤其是为之痴迷甘愿典当家产乃至妻儿首饰珠宝的张伯驹的爱国故事，更是脍炙人口的艺林掌故。

张伯驹在《平复帖》上的题跋

        《平复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除了“传世墨迹第一”值得骄傲之外；比起对它文辞的细密考证而言，对它在书法上的解读，似乎远远没有到位。这颇有点像作者西晋陆机一样，是文名重于书名——文物考证重于艺术解读，比如关于章草，在汉代武威汉简中已有如此挑剔跌宕提按顿挫的笔画，怎么到西晋《平复帖》反而收缩内敛不尚外露？

        又比如在汉简到皇象索靖等，结构字形已是松紧得法张弛有度，舒展与紧密交替，十分清新而富于表现力，到了西晋《平复帖》怎么又回到笃实平拙不见丝毫悲喜而形于色？再比如汉简的解散篆法有隶草撇捺之势，怎么到西晋《平复帖》又开始首尾平推少见回逆纵之迹？这其中与当时的制笔形制有什么关系？又从竹木简的润滑到早期制纸的糙砺质实，工具、材料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这一连串的书法追问，或许能为我们打开一个关于艺术美的世界。

张伯驹（字丛碧） 识

《平复帖》曾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

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

他携家人南逃，

《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

片刻不离身~

年轻时的张伯驹及夫人潘素

张伯驹、潘素夫妇作画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如晋代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

唐 李白《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这其中，关于《平复帖》和《游春图》的收购，张伯驹最为庆幸与得意。《平复帖》入手后，遂把自己的书房唤做“平复堂”；而得到《游春图》后，自己便号为“游春主人”。当然，为此也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故事。

三购《平复帖》

        《平复帖》是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时遇到的，这件作品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墨笔题签，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显然这是唐人所题。唐人题签旁边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西晋 陆机《平复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张伯驹可谓一见倾心，然后便托古董商人韩某向《平复帖》的主人末代王孙溥儒询问转让价格。得到的回复是，溥心畬开价银元20万。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但是心有不甘。想想在这之前，溥心畬所藏的唐人韩幹画作《照夜白图》被日本人买走，而后又转手卖给了英国古董商人戴维德，自此流失海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

东晋 王羲之 《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岁通天帖》卷首）

        后来，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参加。此时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六万大洋求购。但溥心畬的回复依然是要价20万，又作罢。

        1937年腊月，溥心畬母亲去世。当张伯驹得知溥心畬为母治丧急需用钱的消息后，便拜托傅增湘促成收购《平复帖》的事情。张伯驹也不想乘人之危，就表示“溥先生急用钱，我可帮助一万元，《平复帖》权当抵押之物”。没想到，溥心畬的意思是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四万大洋。如此三次求购，《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

《平复帖》唐人题签与宋徽宗泥金题签

        而后，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他携家人南逃，《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2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在捐献《平复帖》二十二年后，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到，“在昔欲阻《照夜白》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大事。而沅叔先生（傅增湘）之功，则更为不可泯没者也。”

卖房产，留住《游春图》

        如果说《平复帖》的收得是终了张伯驹一个宿愿，那么购藏《游春图》则是他最为振奋的事情。

隋代 展子虔《游春图》 故宫博物院馆藏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画面题签为宋徽宗所书。因此，自宣和以迄元明清，流传有绪。又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此卷画法相同。此画民国初为北京古董商人马霁川所得。张伯驹得知后，立刻前往探询。不料，马霁川要价八百两黄金。对于这样珍贵的文物，张伯驹认为不宜私人收藏，更不能使其流失海外，应归故宫博物院。于是找到当时留守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示故宫应该将此画买下。而得到马衡的回复是“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无奈之下，张伯驹自己去找马霁川，向他讲了此卷流传历史及其重要价值，并警告：“此卷不能出境，以免流失海外。”马霁川此时并不一定听张伯驹的，但也心存顾虑，不敢轻易让出此卷。后经张伯驹的好友墨宝斋主人马宝山出面洽商，最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

        但1945年的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哪里还有这二百两黄金。情急之下，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三亩的房院出售，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为什么是二百二十两？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对，又追加二十两黄金。但金额依然不够。最后，画卷还是归张伯驹所有，剩下的金额分期再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再支付。

        1952年，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以购买时之原价让与了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