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湮没的“中国大学之父”张百熙

2018-06-08 15:07:10 来源：点击：

张百熙（右）与袁世凯（中）、朱启钤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前留影

张百熙

191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开学，政府官员及中外教职人员合影，前排右四为张百熙。

张百熙是谁？

在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村民们知道他是葬在后山上的“宰相”。在他的曾孙辈眼里，这个名字曾甚少被父辈提及，曾孙辈们长时间误解这是个“坏蛋”。

掸去历史浮尘，张百熙，长沙沙坪人，清末朝廷的六部尚书，他担任过其中五个。在任管学大臣期间，他重建因八国联军入侵遭到破坏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私塾、书院制度，提议设立小学、中学、大学学制，使中国的学制“现代化”。后人称他为“中国大学之父”。

后人一度认为张百熙是“坏蛋”

“在老伴没去探寻张百熙事迹时，他一直以为老爷爷是坏蛋，让他遭遇了苦难。”张百熙长房曾孙媳孟淑媛说，打他们这辈开始，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曾祖张百熙的事曾经没人敢提。可她老伴张希政孩提时代对张百熙是有点记忆的，那是1946年夏天，张百熙百岁冥诞，父辈们将他60寿辰西太后赐的“福”字牌匾和“匡时耆德”匾额、光绪帝赐的“平和锡福”匾额及他本人的巨幅画像等搬到庭院晾晒。他们叔伯三房的兄弟姐妹十余人，十分好奇地盯着这些“古董”，父辈告诉他们这是曾祖父张百熙，他曾是清廷的大官，一共六部尚书，他做过五个部的尚书。

当时，他们都住在沙坪乡的照壁屋场，家人称之为梅花庄、梅墅，当地人则称其为“宰相府”。房屋是清廷拨款所建，有128间房，两个大花园，屋内雕梁画栋，很是壮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房子才被改成北山区粮库。

曾孙辈逐渐长大，张百熙的故事也逐渐成了缄口不提的往事。孟淑媛回忆，老伴15岁进部队当兵，对曾祖零星的记忆忘得差不多了，但后来却因为曾祖，张希政遭受牵连，受尽折磨。他那时候心灰意冷，一度很痛恨有这样的曾祖父。孟淑媛说，她是人民大学学政治的，虽不知张百熙是什么人，但她隐约觉得他不是“坏蛋”。“我安慰他，活着才能找到真相。”

这次座谈会，张家后裔只来了19位，“他有三房后裔，很多人，但这次来的人不多，很多原因所致，但很大部分还是源于对他的误解。”82岁的孟淑媛从美国回来，她想告诉大家张百熙是中国近代教育家，是张家的骄傲。“你知道吗，就在2011年，我们提起张百熙，兄弟们还有人摆摆手不让我们说。”她记得那年张百熙墓被定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她和老伴将这消息告诉同辈的亲人，没想到，他们兴致不高，有人摆手让他们不要继续说，甚至还告知，以后有关张百熙的事他们不愿意听，“我很遗憾，也很无奈。”

“癸卯学制”定型现代学制

张百熙为官三十多载，后世认为，他最突出的是恢复京师大学堂和定型大学学制。

1901年12月，担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被清廷委任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初上任的张百熙认为原来的京师大学堂“一切因陋就简……等于蒙学堂”，他在呈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外所能见效者。”

1902年8月，他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六个章程进呈清廷，后以《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其中《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在刚开始变革时，张百熙在丰台购买了一千余亩土地，准备把京师大学堂建成新型的大学。由于缺乏生源，张百熙先办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和师范馆两馆。其中师范馆有伦理学、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学、博物学、化学、外国文学、图画、体操等十四门功课。他又购进大量仪器设备，陆续开设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等。在当时，恢复后的京师大学堂已经成为基本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学。而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医学馆和京师大学堂中的医学科演变而来。

不久后，清廷在张百熙原定章程的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仕学堂、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也就是“癸卯学制”。除加读经之外，跟张百熙拟定的框架基本没变。该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就此，现代学制基本定型。

1904年1月，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阻挠，张百熙结束主持大学堂事务。

泡在图书馆找寻先祖事迹

张希政对张百熙的误解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直到他携妻儿从部队转业回长沙。他们去了北京二伯张孝谋家，张希政觉得因为曾祖过得委屈，“可二伯告诉我们，清朝六部尚书，张百熙做了五个部的尚书，他是清末对我国近代教育有重大贡献的名臣。”从那时起，张希政和孟淑媛就开始陆续收集张百熙的资料，寻找真相。

“转业回到长沙，因家里人口多，我们选择在提供房子的湖南财经学院落户，一有空闲，我们两口子就去找资料。”张希政每到假期就去各地走访长辈，打听张百熙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城市就去图书馆搜集有关张百熙的史料。“特别是我们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一有收获就兴奋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找到很多资料，还去下馆子庆祝了一番。”

之后，他们从纷繁的资料和家人的口述中得知，张百熙先后担任过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政务大臣、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他最大的成就是任管学大臣时对教育的改革和对吏治的改革。”

关于张百熙，不仅后人曾经对其了解不多，在研究领域里很长时间也是空白。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钟声对中国学术期刊网作了统计，研究张百熙的论文共23篇，硕士学位论文4篇，最早的研究始于1991年，他觉得“起步有点晚”。

跟张百熙曾孙辈不同，张百熙墓所在的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村民们知道后山上葬了“宰相”。“碑上有记载，我们都知道山上埋了个宰相。”张再莲家从2008年开始为张百熙守墓，34年前，她家的地基就买在张百熙曾经的墓庐屋处。村里人认为村里有个这样的大官墓葬在，肯定风水好。

陈战强的舅公是以前的守墓人，他听舅公说以前每天都要去给张百熙墓做打扫，那时候的墓周围比现在的大很多。“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去山上采毛栗远远就能看到这墓，因为到处都是泥巴路，只有这里有很宽敞的麻石路。”

“他还有一块高四五米的公道碑没运过来，在离这四五里路的九田村。”村里流传该墓修了三年，用手推车运的麻石，现在墓地里只有墓围和那块碑是原装，其他的毁掉了。“如果要寻，应该周边的水渠里可以找到一些。”张学文指着不远处的水渠说道。

给学生请老师，向吴汝纶下跪

张百熙为了能请到更好的总教习，曾经向吴汝纶下跪，引出一段美谈。

冯友兰曾回忆，他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曾听说，当时张百熙请“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吴拒绝，张去吴汝纶家中去请他，吴不见。后来有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跪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他的要求。“他当时跪下不起，还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孟淑媛推测，吴汝纶应该是被感动了。后来，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相继云集门下。如“阳湖派”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和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太田达人、氏家谦曹、扳本健一等各科洋教习也日益齐备。

对这些教习，他提出“这学堂要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这学堂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虽是戏谑，但他对教习们委以重任、派遣出国考察、提供优厚薪金等方式，使他们安心教学、敢于任事。因为筹备齐全，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入学典礼，182名学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学生。

1907年，张百熙在北京去世，年仅60岁。关于他的离世，有多种说法，有说张百熙辞去学务差使后，改任邮传部尚书时与“海归派”侍郎唐绍仪发生矛盾，被朝廷谕旨申斥，他因受不了宣旨太监的辱骂含恨而终；民间还有一说他是因此吞金自杀；不过部分张家后人认为是“病死的”。110年过去，他的离去，仍是一个谜。

张百熙去世后，他的门生痛悼恩师，捐款七千两银子，拟于京师大学堂铸铜像以做纪念。可看到张百熙身后家境清贫，这些银子最后存入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以养遗属，可不久后，义善源倒闭，这些银子也没有了。“虽是大官，真没给后人留下值钱的东西，作为张百熙后人，我们家族几代人对教育的重视都是凝在血液中的。”他的玄孙女张卉说。

小故事时刻都要靠自己努力

“张百熙对家里人很严，但对外人很和气，对佣人也客气，从不摆架子。”张百熙旁系后裔李宣钊介绍，他外公四五岁时寄居在北京张百熙家，那时候张很忙，忙完公事有空就教外公认字。“吃饭的时候还抱着外公放大腿上，用筷子蘸茶水在四方桌上写字考他，若是认识，张百熙不仅夸他，还夹菜给他吃。”但即便这般亲密，他外公十四岁时，想让张帮忙找个差事，张百熙非常严肃地说，“时刻都要靠自己努力！”“后来我外公去了汉阳铁厂，从打铁做起。”

人物简介

张百熙(1847-1907)，字野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先后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