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见大——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夜读札记

文/张万兴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

            2018年2月3日，与黄君一起参加春节送文化下基层活动。途中得缘深聊，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快分手时，黄君惠赠其新版《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样书，并谦逊地说这是他十年前研习草书时的一个“小作业”。当夜即挑灯通读，先睹为快。在这个所谓的“小作业”里，也满满当当地呈现了他不同凡响的学术智慧。现举启我者三端，以向黄君并同道学习、求正。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
 

 大智慧之一：“小作业”里的书法之“识”。

            从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的角度看，黄君的“小作业”可称之为四两拨千斤的有“识”之选。“识”即所谓见识、见解、眼光，于事前常能判定事物未来的发展。对“识”的重视和强调，从唐代刘知几开始。他在讲怎样做史官时提出“史才须有三长”：才、学、识， “时人以为知言”，[ 见《旧唐书·刘子玄传》。]后世认同者也很多。而三者之中，他又认为“识”最为重要。如用钱穆先生的体会来解释，是因为“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0年月版。]因此，“小作业”虽是一个书史小题目，但涵盖面却很广，时空气度也很大。选择并花气力去做这样的题目，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都会很好。正如进了桃花源，有田可耕，有果可摘。

            一个方面，草书歌诀渊源久远，积淀深厚。据香港马国权先生考证，“《草诀百韵歌》的本子，以元朝至顺年间（公元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所刻南宋陈元靓编集的《事林广记》刊本为最早。”[ 马国权：《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香港万里书店有限公司1981年6月版前言。]该刊本文前录有宋代采真子引文，介绍了这一歌诀的由来，也留下了关于草书歌诀最早、最重要的记录，非常珍贵。

           由此可知，“草书诀”在宋代皇祐年间时已“其传盖久”、“人喜诵记”。采真子“患其不传”，因依据标《千文》卷首“裁百许字”者、“最真”“完本”及“诸家之帖”研究、改编，并附三十字“泛言为书之旨”，“裁损共取一百韵”以成新书，意在“发临池之蒙”。可见，草书歌诀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书法文化存在，如果以诗的时代应该产生“歌诀”猜度，它最少应该出现于唐代，因为宋代皇祐年间去唐本来就不远。如果还想结合“歌诀”文体及草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进一步求证草书歌诀最初的形成时间，可能更要放开胆量去“假设”了。因为原则上，有了草书，应该就会有草书歌诀的萌芽。

          另一方面，草书歌诀的身份也很“高贵”，明、清时期的皇帝、士大夫及近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非常重视它，通过它学习草书。如在明代，随着《草诀百韵歌》的广泛流布，不但先后出现了《后韵草诀歌》、《草诀续韵歌》《草书百韵、后、续歌》等诸多版本，更为特别的是，在万历十二年，那个曾十五年不上朝的皇帝朱翊钧居然亲自撰写御制序、跋，称赞草书歌诀为“字林之榘矱”“艺苑之指南”，甚至说“朕于是得治理焉”。他在序中说：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

         朕惟自有书契以来，六义寝广，八体渐分，粤若草书，兴于汉代，离方遁圆，出同入异，亦既纷如矣。所贵独全神爽，曲畅玄微，厥有指归，艰于冥解，非得古人临池结构之法，其道无由也。《草诀百韵歌》一卷，《后》《续》二卷，谐为韵语，览记者便焉。朕万几之暇，娱游翰墨，每当搦管，不废楷模。及得是编，见其辨析毫芒，折旋体势，凡收往垂缩之度，纵横向背之方，分合异同之迹，若型范陈于彝鼎，若节奏按于宫商，类引条分，不淆神理，斯固字林之榘矱，而艺苑之指南也。机轴可寻，真诠不远，惟善学者悟之言外，得之画中，其于书法，亦庶几哉！爰命工梓之，而弁诸简端如此。

         他在跋中说：

        《草书百韵、后、续歌》梓既成，谛而观之，体势咸备，虽其字不当六书之百一，而点画钩连，铸形肖象，则既曲尽其术矣。嗟乎，事未有离法而善者也。傥曰无意于佳，不求践迹，即使杜、崔运指，卫、索濡毫，恶能遽超畦径之外哉！虽然斗蛇舞剑，可以资书；解牛斫轮，因而悟道；是故成法在古，妙契以心，变化神明，臻于极致，推之万务，无不然者。联于是得治理焉。若徒为游艺挥洒之助，非朕志也。”[ 张潜超：《中国书法论著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90页。]而在清代初期，因为社会稳定及文化统治的需要，也因康熙帝喜欢汉字书法，使得草书歌诀同样倍受重视。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帝自己不但喜欢草书歌诀，通过它学习草书，还常用内府印制的《草诀百韵歌》颁赐大臣。如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一天之中他就颁赐了六部出去。[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标点全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五册，第76页。]因而，康熙朝时《草诀百韵歌》名噪一时，成为人们学习草书的首选秘籍。很多档案史料还显示，在整个清代，朝野上下对草书歌诀的重视及传承也一直没有中断。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明、清时期，为了迎合皇帝对草书歌诀的喜好与赞许，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将其变成自己研究、刊刻、书写的对象，因此涌现出了许多草书研究名家与草书歌诀研究成果。如明代善诗赋、攻六书的范文明，用当时能见到的古人草书法帖同《草诀百韵歌》对照，发现两者并不完全相合，于是广搜载籍，献疑八十一则，著成《草诀辨疑》一书，影响很大。先由明代连奎馆刻石流布，后被清代大型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著录。又如明代江南才子韩道亨书写的《草诀歌》，现被多家出版社影印出版。因它是传世草书歌诀中唯一的手写版本，所以喜欢的人多，发行量自然很大。再如清代乾隆朝曾主持编刻《三希堂法帖》的名臣汪由敦，有《草诀偏旁辨疑》传世，此书本《草诀百韵歌》没有太大成就，韵文草书取法也欠高古，但当时的谈经却说：“余于庄子让庭处，得观汪谨堂《草诀》。逸气纵横，直如双鹄翔青天，浮云浩荡万里，各随所至而息。乃属勒之石，以公同好。”[ 张潜超：《中国书法论著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160页。]此中，《草诀百韵歌》自身的影响力应该占了较大比重。又如晚清的王世镗，治经史善词章，于章草用功尤深，于右任先生曾誉他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他的名作《稿诀集字》初版时就叫《增改草字诀》，根上还是从订正《草诀百韵歌》而出。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

         到了近世，即便不将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算入狭义草书歌诀范围之内，其他版本仍然不少。如民国十六年自青榭、艺苑真尚社印行的佚名所编《增订草诀歌》[ 张潜超：《中国书法论著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215页。]，民国十九年收入“自青榭丛书”、由卓定谋著的《章草草诀歌》《补订〈急就章偏旁歌〉》《章草考》等书，影响都比较大。当然，今人研究或改编草书歌诀而成的新书，也不时面世。如199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朱复戡修补草诀歌》，该书由著名书法家朱复戡先生撰、书，不但歌诀文意合乎历代草书规范，书写也已呈现自家典型面貌。

         行文至此，大家也许早看出来了，这个“小作业”何尝不同时也是黄君自己淬炼书法艺术的法门呢？而惠己及人，又何尝不还是一个高明的修行之“识”呢？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

大智慧之二：“小作业”里的治学机枢。

         从书法传承创新的角度看，“小作业”是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综合实验课题。古人论书，多以“小道”谦称。今人抗志希古，在继承中追求创新，欲以西方学术理念与规范，全面推动书法学科建设。其中有专注妙理阐发者，有开发新的图式者，有衔接高古笔法传统者，有留心文辞古今转换者，有立志书史研究者，也有尝试综合创新者，矻矻孜孜，攘攘熙熙，不一而足，可谓盛极矣。然而，几十年过去，大家依然面对的是任重而道远的现实。这其中所涉因素固然很多，但是书写实践与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程度不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黄君的这个“小作业”，则既有歌诀增补改编中文意与书理的斟酌，也有正文草书与注文楷书的书写，文之为道、技之为器两方面都涵盖了，在个体层面，应该算是书写实践与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典型实验。对其实验成果，无论是文物出版社十年前的初版，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十年后的再版，都标志了黄君这个实验的成功结项。在孤灯清影通读“小作业”的寒冬之夜，当我静心体悟，并拿它与当代诸多成功及失败的探索案例进行比对时，发现黄君的这个“小作业”与那些成功的案例一样，有很多相同的可资学习借鉴的大智慧。此正合了所谓取得成功的原因常常是一致的，导致失败的原因却各有各的不同。

          黄君的这个“小作业”所涉治学方法与路径比较常见，无非是先梳理过往草书歌诀，再行增补改编，最后进行书写。然而，“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个题目实际上极难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和取得好的效果。因为它对承担者的书法基本功和所涉领域的全面性有较高的要求，没有过硬的“才”与“学”，原则上不应该碰这个题目。从“小作业”的研究过程看，黄君的治学 “机枢”，主要体现在他对其中三个关捩点的成功突破上：一是在草书歌诀研究中，不但发现了以前修改者没有看出的问题，还发现了历次修改本身的问题；二是增补改编中比较充分地展露了自己的学养、文采与性情，使之成为烙有自己印记的草书“讲稿”；三是书写具有专业水准，可以同时当作草书字帖来用。正因为如此，黄君“小作业”完成后，即“颇得师友同道好评”，[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人民美术出版社2917年10月第一版，自序。

黄君《增补改编草诀百韵歌》

大智慧之三：“小作业”里的文化担当。

         从草书歌诀的实际功用看，“小作业”里有黄君作为一个书法学者的文化担当。考察中国书法史会发现，研究草书歌诀实际是书法学术的“鸡肋”和“冷板凳”。一方面，草书歌诀即便受到皇帝青睐，登上大雅之堂，仍然仅是学习草书的启蒙、普及读物，对他的研究也只属于书法学术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研究者不断积累相关成果，留给后来者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在多数人看重眼前利益、急于成名成家的现实氛围下，没有点梦想的人是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作业”的。尤其像黄君这样成名已久的书坛“双料”才俊，手头更不缺名头又大、又能赚钱的项目。但是，他却于十年前精力最好的时候，去做《草诀百韵歌》的增补改编这样的“小作业”，十年后还在继续打磨他。由此，足可窥见他的性情、责任与担当。
         这一点在他对《草诀百韵歌》的研究中也能看得出来。如对自己写作意图的交代，他在后记中这么说：“今不揣浅陋，改动原作，以匡谬解谜。更参己意增遗补缺，申明草书之大意，使百韵名篇，略臻完善，千秋草法，源清流正。”对“增补改编”的说明，他在前言中这么说：歌诀中“有些地方对草书规律的总结归纳不够准确或有失偏颇。” “有些句子也显得单薄，有些相关内容还可以补充”。而对于“概述草书基本规律和大的历史背景，并举例说明一些偏旁、字形近似的原因”，他在文中这么写：下笔先明理，使转应知源。篆隶及章草，点画植其根。崔杜张芝下，羲献统其赞。偏旁多聚散，如流语得仙。舟月朦船朗，形近意且兼。以子知矛盾，殆孤与弱怜。晚睛略魄睡，分明与日眠。手片幸方合，如推扳报旋。横牙亲雅逆，竖心收将牵。衣耳身示并，六听射禅联。
         而原文最后两韵二十字：“意到形须似，体完神亦全。斯能透肝腑，落笔自通玄”，他竟然“改编”成了九韵九十字。其中，既介绍自己学习草书的“秘笈”：“草法真神异，变化万万千。字字多形貌，笔笔有牵连。百韵非曲解，体会要居先。当知形质具，乃使性情圆。万法通无法，终在得心源。”又有提醒、告诫学习草字者不可急于求成：“十年磨一剑，此语不虚传。寄意真心者，慎莫放轻言。”还描绘草书学成后的美好感觉：“运用至精熟，美意自翩翩。豁然通内外，挟笔走风烟。”所有这些内容，都颇见功力与性情。表面上处处从自己体悟而出，实际却处处给别人方便之法，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