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问遂诞辰百年与他的书法留给后人的启示

　　今年是当代书法家和书学教育家胡问遂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沈尹默先生的入室弟子、沈尹默先生1961年创办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得力助手及传承人，胡问遂先生的书法与教育思想影响深远。随着“正大气象——纪念书法名家胡问遂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展，对于仍处于转型过渡期的海派书法而言，胡问遂先生留给后人不少启示。

　　有人说，“沈尹默时代”早已远去，“流行书风”才是当代书法的主流。有人说，海派书法在强调创新的当代已然式微。有人说，老一辈书家的艺术作品、创作理念和风格面貌已经失去了学习价值。更有人说，当代书法的开拓创新首先应该与近代书法前贤划清界限，拉开距离。作为沈尹默先生的入室弟子胡问遂先生的书法带有超强的创新意识，时代精神与个性特征的引领者，也是海派书法正大气象的弘扬者。

　　承前启后，胡问遂运笔之精髓

　　关于“中锋”、“侧锋”、“偏锋”的界定，争议久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问遂先生主持上海青年宫书法班之际，就有了《谈谈写字的姿势、执笔与运腕》的讲座和文论，其中重点谈到笔锋调整转换的问题。此后，胡问遂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对于运笔完整的表述系统。

　　1984年，胡问遂先生执笔写下《试论侧锋》。明确指出：“中锋是作书中不可逾越的准则”，“偏锋和侧锋完全是两码事，偏锋是和中锋相对的名词，有一错一正之别，而侧锋乃是和正锋相对的名词，即中锋包含着正锋和侧锋两种形式。”胡问遂先生在沈尹默先生“笔笔中锋”的基础上作新的发现、阐释和归纳。他强调“锋正则质实，锋侧则势险，正锋、侧锋不可偏废。”

　　胡问遂先生继承了沈尹老的学术思想，又基于其个人的思考和分析，深化延伸、升级变异了沈尹默先生的笔法旨要，在正、侧用笔的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先例。发前所未有，启后学未及，是对当今书坛的重大贡献。

　　书法结构与艺术定位的视角

　　近现代书法诸家对于笔划和结构的总结各异。胡问遂先生究其共性，总结如下。

　　一是比例协调，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规律可循。

　　二是笔划都在结体中发挥作用，笔划组合有其连贯的笔势，而笔势又有其独特的节奏。

　　三是静态的字所体现出的动态的章法，即所谓“体势”。在体势的动态中保持“重心”的平衡。

　　四是“趋变适时”，因势象形。由挥洒时的状态，产生随机的变化，浑然天成，出于自然。

　　五是以结构反作用于用笔的经营。作品要求盈含虚实相生的气韵、张弛有度、疏密有致。

　　在创作过程中，既要保留文字上原则性的东西，还要敢于摆脱传统的规范，创作出不同于古法的作品。

　　书法作为当代视觉艺术的剖析

　　上世纪初，书法的观摩交流形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书家的当众挥毫，或是在大规模厅堂内举办展览，成为常见的表现方式。所谓的“展厅效应”，逐步形成。

　　胡问遂先生认为“在创作过程中，难度最高的要算即席挥毫，因为这时除了最能让人看出作者的基本功之外，尚需要作者有较大的胆略、丰富的经验和潇洒的气度，还要更能反映出作者的急智和应变能力。”的确，相对于传统的欣赏方式，“展厅效应”体现了当代瞬息万变的特点。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艺术信息的互通互融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彼此的诉求。

　　展厅不同于书房。作品字形、结构、体量的扩大，对于空间的不同的处理方式都表现了作者的性情习尚。胡问遂先生认为“用笔生结构，结构生用笔，这两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而他特别强调的“书法点划是一个方面，结构是另一个方面；点划是用笔的规矩，结构是书法的艺术性。故写字如仅有用笔而无结构的艺术性，是难于作为书法艺术而耐人寻味的”。

　　胡问遂先生观点蕴藏着其力图冲破书法历来藩篱的构想。即所谓大字，不是简单地将小字放大，而是主动去适应空间所需的表现力：墨迹与留白的空间关系；点划与点划、线条与线条的形质关系；体势的大幅度律动所引起的笔势交叉、重叠、覆盖；景深、层次、错觉等等的可能性。

　　胡问遂先生到中、晚年，倾全力攻习北碑，他多次对学生讲写大字要学颜，还要多掺魏碑，“魏碑风貌多样，笔致坚挺，习之易得笔力，由于经过上石刻凿，又经岁月自然风化，展现了帖札不能出现的面貌，使学者迁想妙得，形象联想，便于发挥自立。”

　　胡先生的知真见灼，均可见证于他的魏碑临帖作品之中。更可贵的是，在他创作的大幅中堂、通屏作品中熔铸了这些名碑巨制的基因，恰如他自己所述：“。。。。。。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应囿于传统，应该有所发展。”

　　胡问遂先生的创新意识

　　胡问遂先生对于执笔的明确观点是在深入经典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心得提炼而成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胡问遂先生提出用方笔写大字的观点。古书论中多有指出正锋与侧锋唯有兼而有之方能彰显出书法作品的神采和气势。究其原因， 正锋、侧锋一圆一方，一藏一露，锋正则骨立，涵蕴气韵，锋侧则神通，外耀锋芒，更具视觉效果。

　　胡问遂先生在他的《论书从稿》中经常提到孙过庭“趋变适时”的理念。现当代，公众的欣赏习惯变化，节奏加快，信息繁杂，速率多变。展厅中强调以书法的“视觉冲击力”、“掠夺力”效应来引起观众的新鲜感；反过来，这也促使书法工作者在创作中不断开拓，推陈出新。

　　长期主持上海中国书法篆刻会工作的胡问遂先生在我国尚未改革开放的时候，嗅觉灵敏地感应到了这种时代的潜流，并先后多次地提出了他对于中国书法应变的主张。

　　胡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提出：“我认为，历来书家都以圆笔为重，固然，圆笔的秀美不可偏废，但方笔的明快劲拔，更容易体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加上圆笔书家，从古至今，层出不穷，被古人压之，不易开创面目；不及方笔容易创新，或许这正是我们现代书法的一种动力。”胡问遂先生进一步指出“方笔隽劲雄强，以骨力见长与今天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若合符契。所以用侧锋写方笔由于面貌新鲜，气势雄强，易见成效。”

　　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1998年2月，胡问遂先生明确地指出“。。。。。。方笔明快劲拔，更容易体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当今的书家着意于此，或许更能创出新的面目。”

　　胡先生不仅有先见之明地这样推断，而且也身体力行地落实到自己书法实践中。在胡先生的作品中体现了浑厚苍茫，雄健豪放的气象。

　　时代精神与个性特征的引领者

　　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概括历代书法史对书家的评价，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一）时代精神；（二）可传承的书法传统规律和创新成果；（三）强烈的个性特征，面貌和风格。现在来看，胡问遂先生的书法艺术无不契合上述要求。

　　时代精神。胡问遂先生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势和时代的迅猛发展是有预见性的，同时也摸准了与之可匹配的当代书法的主要表现方式。所以，中晚期的他基本放弃了书写小字小格局的取向，投身于大字、大幅的书法探索。

　　有规律可循、有创造成果，有自成系统的转化轨迹。胡问遂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砚田耕耘，积蓄了深厚的书法传统素养。在他的临习中，北魏的《郑文公碑》、《始平公造像》功力极其精湛，雄浑朴茂，豪迈宽博，直入南北朝堂奥。字越大，清刚之气越显。胡问遂先生将大字的范畴提升至一字80公分以上，常能即兴挥毫，一挥而就，反映出他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功力，呈现出他朴实凝练，饱满劲健的气象。

　　大气面貌，诚正风格。胡问遂先生的书法具有自己的强烈面目，气格“浑厚凝重，雄强峻快，尤其是楷书，一派”正大气象”。胡问遂先生的书作不仅以艺论，占据了美学的制高点，而且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展现了人品的高洁。

　　胡先生的临习与创作，继承传统，有脉络结构可循，开拓创新，有一以贯之的风规。胡问遂先生的书学经验是当代学人都可以借鉴的范例——先尊古、入古，打下雄厚扎实的传统基本功；再出古，与时俱进，适时转型，唯变所适，水到渠成地形成自家门派。

　　赴北京举办书法展及其影响

　　1994年10月，由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政协、上海中国画院、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文史研究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等单位发起的《胡问遂书法艺术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

　　作为曾经全国书法半壁江山的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尚无人在京举办个人书展。胡问遂先生于古稀之年，携百余件佳作，赴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无论从场馆级别、作品规模，还是观展人数、轰动效应上，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全国书坛。

　　胡问遂先生作为现代书法转型过渡时期的领军人物，以其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的硕果，以其实至名归的业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全面认同和称颂。在展览会的全过程中，胡问遂先生所展现的谦逊温恭、敦厚朴实的风范，凸显了他一生“诚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信条，让观者至今感怀。

　　胡问遂书写大字的气魄与胆识

　　1977年1月，胡问遂先生应邀在上海最繁荣的闹市中心、毗邻锦江饭店的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到陕西北路一段）的围墙上，用行草书书写了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撰的《金缕曲·怀念周总理》，字大二尺，长达百米。一时观者云集。

　　胡问遂先生敏锐地感应到改革的新风，审视自身的审美取向，以巨幅题壁书法的方式来表达“众志成城”的民族情绪。据回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都作了实时转播和精彩讲解。

　　“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胡问遂先生以其“大字书法”的开创之举，充实了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需求。

　　胡问遂先生一生致力于书法艺术的创作与探索，在近现代书法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意义深远、光华后人的重要贡献，海派书法要在现代转型过渡期“唯变所适”，重温前辈大书家胡问遂先生倾毕生实践之功总结的艺术真谛，高度评价胡问遂先生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