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趣事30则

2017-07-14 10:18:58 来源: 点击:

 

胡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郑、傅所长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傅斯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人来访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来访的客人总是被问得一头雾水。

梁启超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姜亮夫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陶孟和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

        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

辜鸿铭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钱穆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施德楼为贝公楼(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此楼名为施德或贝公皆是为纪念此人,但是否为钱穆所改,尚难证实,且备一说),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束星北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蒋百里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季羡林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黄侃

             黄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饮,喜赌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课时,常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他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与人讨论“小学”时,若有观点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却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梁实秋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梅贻琦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竺可桢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谢国桢

           谢国桢是梁启超学生,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别人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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