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学研究会与金城、周肇祥关系考(节选)

2017-07-05 15:51:24 来源：点击：

金城（左图）周肇祥（右图）

一、缘起

1920年5月，喧嚣熙攘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北京城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于西城石达子庙成立，金城与周肇祥分任正副会长。入会者达二百余人，特邀陈师曾、贺良朴、萧谦中、陈汉第等北京画坛耆老名宿为画会评议，规模甚巨。

虽然早在1915年北京即有宣南画社成立、1916年西山画会乍现，但这些画会尚属传统文人雅集性质的松散组织，无论从画会人数，抑或画会架构、组织形式上，中国画学研究会均为民初中国北方画坛规模最大、制度最为完整的绘画社团。以此为基础，画会招收学员开班授课，前后四次举办中日联合绘画展，举办活动时间跨距二十余年。其影响之巨，直接形塑了后来北京画坛的整体形态，以及民国北京第二代画家群体画学思想与绘画风格。这其中的奠基者，非金城与周肇祥莫属。两人当时均在北洋政府担任官职，利用自身丰富人脉介入画界共襄盛举，可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艺的典范。

中国画学研究会第九次成绩展览会纪念合影

金城、周肇祥均为政界出身，缘何却把极大精力投入画界？两人画学思想有何异同？为什么会合力主导创设中国画学研究会？却又为何最终分道扬镳导致其一分为二？

青年金城（左图）全家福（右图）后排左五：金城

二、政界清流

“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中国封建时代士商有别，社会分层严重，鲜有彼此殊途同归的混合流动趋向。直到近代，尤其是晚明至清，社会阶层的彼此流动才渐趋活跃。所谓四民之分的面貌也才渐渐模糊不清。金城与周肇祥正是得益于近代士商合流的社会流动趋势。金城出身浙江南浔，南浔本就是江南富庶之地，豪门大户极多，当地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的说法，金家的财力即属当时的“八牛”之一，其财力之雄厚可想而知。金城祖父、父亲均从事商业，且与洋商洋行多有过往，视野宏阔，观念开明。金城之父金焘于1902年将其三子金城、金绍堂、金绍基送往英国求学，就读于 King’s College。金城在留学期间遍览欧美各国之博物馆及古迹遗址，眼界学养得到极大开拓积淀。归国后于1905 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议员，1906年改任农工商部商务司，后历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民政部咨议等职。入民国后，金城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且多为文职闲差。

金城《野色芳草图》扇 18.5cm×51cm

纸本设色 1907 年荣宝斋藏

再反观周肇祥，出生于浙江绍兴，幼年接受传统发蒙之学。自称“先外曾祖理斋公山水，为清代皖画开山。官粤东知县，初学麓台，得其苍秀。晚年追溯宋元，近抚廉州、耕烟”。周肇祥雅好丹青赏鉴、嗜好收藏的习性，理应有此家学渊源。周肇祥又于髫龄随家人迁居广东，从学于落拓文士梁于渭，受教颇多。周肇祥于1900年入京师大学堂，仕途先后任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场道署理盐运使，入民国后任湖南省长、临时参政员参政、清史馆提调、大总统府政治咨议等职。其外地为官时多为处理实务，回京后也是以闲差居多。

金城与周肇祥皆非绘画科班出身，缘何先后定居北京后均涉足画界倾心艺事？两人外地为官时的遭遇，似乎可管中窥豹一番。金城于 1905年在上海担任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议员时，沪上发生了名噪一时的“黎王氏”案。此案缘由为：一位四川官眷黎王氏，携带女孩十五名，仆人四名，行李百余件，乘船抵沪。工部局误以为黎王氏是人贩即将其拘捕，并向会审公廨控诉。身为议员的金城参与审讯。参与会审的英国副领事在审讯结束后以黎王氏系疑犯为名，要求押回捕房，而与金城一起参加会审的另一名中国议员则坚持认为证据不足，应押解回公廨候讯。金城以事关国体严辞力争，洋员则恃强凌弱百般抵赖。其间中国廨役遭西洋及印度巡捕群殴，金城见状离座弹压，却遭警棍袭来，所幸金城眼疾手快一把将其夺下，严词呵斥。此事件在当时沪上引起极大民愤，沪人罢市抵制，舆论沸腾。迫于压力，英人责令调查，一桩冤案才得以避免。参与其事的洋员自知理亏，待案件真相大白后向中国官方道歉，众怒才得以平息。

金城《耄耋图》 94cm×33cm

纸本设色荣宝斋藏

金城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也备受时人称颂。事后金城仕途看似没有太受影响，但在第二年即离沪赴京为官，此间缘由理应有值得玩味之处。从时间节点来看，金城对仕途的看淡乃至漠然，即是在改仕北京之后。

同样为官起家的周肇祥，从当时的一些记载看，他在北京之外的从政经历，大多充斥着不愉快的回忆1909年，周肇祥初入仕途，就任成都巡警道，为获取政绩而大肆修街。因缺少铺路的石板即滥用职权寻隙苛罚。一次，他竟诬指城内多家中药铺夜间有人检药不开门而施以重罚，仅“上全”“同善”两家即被勒罚石板各400块，大大超过《违警律》规定的15元罚款上限。1910年10月，省咨议局第二届年会以“违纪扰民”为由对周肇祥进行弹劾，迫使总督赵尔丰不得不将周肇祥撤换了事。如果说这是因为周肇祥初入官场，急于扬名弄巧成拙所致，那么运气有时候也不站在他这一边。1917年，周肇祥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其时北伐军与北洋政府军在湘激战正酣，同年 10月9日，冯国璋任命周肇祥兼署湖南省长。11月14日，湖南督军傅良佐见大势已去，偕周肇祥仓皇出逃。11月19日，两人被冯国璋免职查办。当时长沙地区为此曾流传民谣讥讽：“省长卷款，督军弃城，这才算文官要财，武官怕死；敌来则逃，兵溃便抢，大都是下水思命，上水思财。”临危受命到头来落得如此奚落，周肇祥的委屈可想而知。

金城《深山古寺》 93cm×32cm

纸本设色 1922 年荣宝斋藏

民初北洋政府时期，时局诡谲多变，内忧外乱，军阀混战，政界黑暗。无论是拥有留学背景的金城，抑或接受传统教育学而优则仕的周肇祥，在投身其中时均遭遇到相当程度的挫折与无奈，遂逐渐冷漠仕途。即便身为京官，周肇祥也曾颇为愤慨地说道：“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首都之社会，一极龌龊卑鄙之社会也。而欲养成优秀之人才，清明之政治，何可得哉！”无独有偶，宣南画社的实际主持者，也是民初北京画坛名流的余绍宋，即在担任京官时写就十三册《孤愤客日记》，所记“悉各党内情及当时政客种种之诡秘行动，壬子入都后所记尤多，北京政治龌龊情形，直至去年止又得十三册”。可惜因“人心可虑，火之心始安耳”，余绍宋最终还是将这批堪称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悉付祝融。既厕身政界，又自我放逐，这种看似游离状的从政心态，在以金城、周肇祥等为代表的，于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均曾出仕的部分官员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无心仕途上进，却又嗜好丹青绘事，并且能够在艺坛获得政界所无法给予的身份确证感与自我满足感。民初的北京画坛，为金城和周肇祥提供了可以施展抱负的可能空间。

三、周虽旧邦

金城《春明四契图》 26cm×73.1cm

纸本设色 1907 年南京博物院藏

就绘画本身而言，金城可谓大家，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周肇祥与之相比则逊色许多，在北京画坛仅以善于画梅著称。1935年，由马芷痒编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出版。书中介绍当时活跃于北京的著名书画家共计 87 位，其中即简要介绍到：“周肇祥，字养庵，山水花卉精研有年，画梅尤擅胜场，平市各界一致推许，寓宣内头发胡同。” 但是论及社会活动能力及政界人脉，周肇祥却未必在金城之下。

周肇祥《绛雪寒枝》扇北京画院藏

1920年，金城应北大画法研究会邀请出席演讲，讲述内容被整理后以《金拱北演讲录》之名发表于《绘学杂志》，金城过世后由其子金开藩将此文改名为《北楼论画》，重新刊发于《湖社月刊》。此文可以看作是金城结合自己数十年绘画创作的思想总结。在文中，金城系统地陈述了中国传统画学的变迁过程，并且认为由晋至元为中国画学的全盛时期，详细阐释了中国传统工笔画与写意画的优劣利弊，并极力推崇工笔画为中国画学的正宗，最后提出画学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实验一己之心得。”同时身处事事讲新求变，各种革命主义纷争的民初时代，金城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富远见地提出了“画无新旧论”：

世间事物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蔑有，各名人之所以称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非新，新由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温故知新，宣圣明训，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意概可知矣。

金城《听蝉图》扇 22cm×59cm

纸本设色荣宝斋藏

在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占据主流舆论的社会氛围中，这样的理性声音实则既珍贵又寂寞。面对西学的强势入侵，尤其是面对一些文化旗手如陈独秀、康有为等人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攻击诘责，金城也有非常犀利尖锐的正面回应：

凡百事业，既在社会上有一种地位，必然具有特殊之精神，始能磨炼而广大之，否则以口舌之长宣传鼓吹，无真实之精神，不久即退化而至劣败之地位。即以国画论在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届无人过问之地步，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也，明矣……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小子，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觍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毋愧乎。

金城《古松流瀑图》扇 20cm×52cm

纸本设色 1908 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言辞虽稍显激烈，但是很明显，金城是站在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诠释中国画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的。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清末民初一些先后留学西洋或东洋的画家，如金城、陈师曾、余绍宋等人，实际对于西方文化更为了解，面对西学按常理应该更具接纳精神，但在回国后却纷纷选择站在了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他们的身份认同，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而非西方。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凸显的是这些既有西学背景又有国粹传承者的宏阔视野。在他们的心目中，比起那些单纯叫嚣革中国画命者，实际有着更为深刻的民族身份焦虑存在。引西润中无可厚非，但是若要以西代中，则很可能会导致国人陷入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尴尬境地。面对颇有自断文脉的时代发展趋势，这些兼顾东西的艺界精英的深刻顾虑与焦灼心态，也就理应得到基于同情之理解。同样我们以此视角审视，也就能够理解金城虽身跨政、商两界，却缘何以极大精力甚至财力投入到了传统绘画的传灯示范之中。除去亲自参与书画实践，金城还广收门徒，同为其门下桃李，堪称民国北京画坛第二代画家中之翘楚的惠孝同与陈缘督，即受学金城获益良多。惠孝同曾深情回忆到金城当年爱才惜才，提携后辈晚学的义举：

先是缘督与苏常二子，开画展于城南，声誉蔚起，余耳其名，固未识缘督也。北楼先生见缘督画，异其才，倩人宛转觅缘督。且为辟墨茶阁旁矮屋居之。余朝夕过墨茶阁请业，乃与缘督稔，余学山水，缘督学画人物……北楼先生开中日联合画展于日本，命余随往，同学诸子，送于驿站，缘督景岚尤殷殷规勉，盖以相处日久，不觉期望之意深也。

周肇祥《松石》 99cm×32cm

纸本设色 1937 年荣宝斋藏

以善绘、善写、善编、善教著称北京画坛的胡佩衡，也是出自金城门下。金城的侄子金开英先生曾回忆起当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先伯教了很多弟子……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先伯买了一批丈八的宣纸，他给大徒弟们每人一张，让他们自己作稿，他也和他们一起画，交卷后，开了个丈八纸作品展览会，还记得是评了胡佩衡的画为最好。

因此可以说后来成立的湖社，完全是金城画学思想的延续与继承。

周肇祥与之相比则并无系统的画学理论总结，也并无多少门人弟子。虽然身为京官，周肇祥却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倾心于访琉璃厂、访古寺、访石碑、访名山等身体力行的活动之中，并有相关著述。观之于行事，如果说金城是躬身践行，借故创新，则周肇祥则为访古不迭，复古维新。周肇祥更像是一个画坛企业家，以自己政学两界的丰富关系人脉，来资助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维持与运转。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资金支持，即来自周肇祥的运筹帷幄：

民国九年（1920）春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集思广益，继往开来，当时入会者有二百余人，凡经指授无不卓然成家。前大总统徐公以其提倡国粹奖掖后进，出资相助，以成其美。

金城《仿陈汝言设色山水》 116cm×47cm

纸本设色 1923 年天津美术馆藏

周肇祥早年在东北为官时，北洋高官徐世昌即对其多有提携，周肇祥也将其以师待之。徐世昌隐居时，周肇祥甚至不辞辛劳远涉河南为其祝寿：“鞠人师相卜居河南辉县，置田宅，长子孙矣。曾约挈龙樵往游，为绘《水竹村图》。丙辰（1916）九月十三日为师相六十二岁寿，乃往称觞并访苏门之胜。”徐世昌于191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两年后周肇祥就因筹建中国画学研究会事宜“商于前大总统徐世昌者氏，得其赞许及赞助”。由此可以推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首要倡导成立者应为金城，提供实际赞助支持者应为周肇祥，画界的人脉与学术资源则来自金城。

周肇祥对于绘画的古与今、中与西，也有着一番与金城的“画无新旧论”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评述：

文化与政治经济，多所关联，不能单独的迈进，若政治不良，经济不充，断无优美的文化，中国文化不论新旧，自以我民族适宜者为主，一味复古，与一味求新，皆属无当，尚望全国知识界，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通盘打算，一面检讨过去，一面创造将来，成立本位的文化，至于现在二字，就时间性言，系属极端，无从握住，倘再悠忽，不加决择，守旧的守旧，盲从的盲从，既无标准，安有本位，则世界上文化领域，中国必至丧失。

虽然此番表述并非周肇祥独创，同时也有迎合当时一些文化政策之意，但是联系他早在1926年就已提出“其过于追求新者，乃至丧失其故美，真可浩叹，余仍以能从旧法而得新趣者为佳” 的艺术观，他的文化视野，在同侪中已属超前。同样在革故鼎新激进思潮云涌的大时代中，这种温和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承继与创造的审慎态度，其实更加切合艺术发展之历史实际。几乎同样的艺术价值观，使得金城与周肇祥一拍即合，相得益彰，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共同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