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摹手追伊汀州：民间流传其一字一两黄金

行书扇页 伊秉绶 广东省博物馆藏

隶书临汉碑轴 伊秉绶 福建省博物院藏

　　陈吉

　　八闽大地，人杰地灵，自古名家辈出。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先贤大家中，我最钦佩集人品政声书道于一身的伊秉绶。

　　伊秉绶生于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病逝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字墨卿，福建宁化人，因当时宁化属汀州府，故人又称其“伊汀州”。自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达到这一中国道统追求最高标准的人凤毛麟角，伊秉绶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个。

　　先说立德。所谓立德，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垂范社会，世所敬仰。宋代大文豪苏轼晚年曾作一首小诗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考查伊秉绶平生功业，则大抵汀州惠州扬州。而在惠州、扬州，百姓出于对他的爱戴，都为他立祠奉祀。在扬州，嘉庆七年伊秉绶因父病故，去官扶椁回乡丁忧，数万百姓洒泪相送，在他身故后，将他和欧阳修、苏东坡、王士祯奉为“四贤”并祀，永久怀念他；在惠州，百姓更在其离任后建了生祠，还是多年之后伊公故地重游，认为自己身为知府，利国利民是分内事，受颂则有愧，在其坚请之下这个生祠才撤去。建祠奉祀在封建时代是对道德楷模的最高标榜，可见伊秉绶德望之隆。伊秉绶在生活上清廉耿介，屏谢声色，“每食必具疏”“藉以清吾心耳”。常自警：“人生也，直即天地之性，无少回邪，行则正。”正因为伊秉绶为人正大温厚，光风霁月；为官刚直不阿，爱民如子；为艺气象宏阔，独标高格，品德官德艺德兼善，才会为万民钦敬、古今同表。

　　次说立功。所谓立功，即治国平天下，为天下人谋永福。被誉为清代“三朝元老，九省疆臣”的阮元在给伊秉绶写的墓志铭中，称他“学宗儒，多善政，心精敏，能任事，扶节义，抑豪右”，应该说很好概括了伊秉绶的为人为学为官之道。伊秉绶的立功，集中体现在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虽然伊秉绶任惠州知州时，惠州已不是苏轼当年的远谪之地。但也是积弊丛生，远非繁庶。上任伊始，他就手书一联挂于府署大堂以自勉：“合惠循为一州，江山并美；种竹梅为三友，心迹双清。”《清史稿》记述：其“问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故练刑名，大吏屡以重狱委之，多所矜恤”。

　　同时，他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奖掖后学，创办书院，重用人才，为惠州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扬州水灾，两江总督铁保举荐伊秉绶出任扬州知州。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饥咽脱粟饭，渴饮浊流水”，与百姓同甘共苦，设置粥厂，安置灾民，动员富商捐钱捐物，共度时艰，亲自核发赈灾钱粮，严禁胥役克减，派兵剿匪安民等，取得很好效果。《清史稿》载“民虽饥困，安堵无惶惑”。第二年，扬州风调雨顺，百废皆兴，百姓无不称颂。伊秉绶回乡丁忧期间，屡出善举，造福桑梓。宁化城墙坍塌，他出千金维修；家乡遭逢饥荒，不仅自己捐粮捐物，而且游说商家平价粜米；筹措钱粮万两倡修广济、龙门二桥，等等。

　　其实，伊秉绶宦游之时，是康乾盛世之末，社会乱象已现，官贪吏墨，天灾民变，豪强邪教层出不穷，做个好官，并不容易。伊秉绶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与其丰厚的政治资源不无关系。其父伊朝栋官至光禄寺卿，曾参加乾隆八十寿辰的“千叟宴”；嘉庆帝师大学士朱珪对他很器重，“目之为国士”；他的文章师傅是“铁嘴铜牙”纪晓岚，书法老师是“宰相刘罗锅”刘墉。可以说乾嘉两朝的达宦硕儒，伊秉绶非师即友。伊秉绶在惠州知府任上，曾因得罪两广总督吉庆，被诬谪戍军台，但能很快昭雪，与其朝中有人不无关系。曾有研究者指出，以伊秉绶的官声、才干、学问、资源，天若假年，功名事业当不止于此。

　　再说立言。所谓立言，简而言之就是著书立说，弘道育人。伊秉绶虽然也有不少诗文集传世，但无论是名重当时，还是蜚声后世，都首推其书法艺术莫属。伊公的书法艺术和成就，代有公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标举四大家伊秉绶（伊汀州）、邓石如（邓顽伯）、刘墉（刘石庵）与张裕钊（张廉卿）为“集古大成”的典范，而把伊秉绶放在第一位，认为其书乃集分书之大成，与邓石如堪称清季碑学的两大鼻祖。沙孟海的名文《近三百年的书学》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伊秉绶是隶家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成，很对！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一落笔就和别人家分出仙凡的界限来。除出篆书是他不常写的外，其余色色都比邓石如境界来得高。”晚清书法大家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称赞伊秉绶：“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弛荒藓。不将俗书薄文清，觑破天真关道眼。”据说乾隆常命其题写匾额，还特许他在所书殿名旁侧署名，现北京故宫中尚存的“崇禧门”即是伊氏手迹，民间亦有“一字一两黄金”之说，可见伊秉绶书名之盛。

　　伊秉绶以擅长隶书著名，其早年从晋唐楷书和行书入，及至中年在碑学思潮的影响下确立了以碑书为主的隶书创作道路，广涉博收，融冶一炉，尤以《衡方碑》《孔宙碑》《张迁碑》《裴岑记功碑》等碑浸淫最深，善于在取神遗貌中，遥接汉隶精神，继而拓汉隶以大，开创了雄朗朴茂、大气古拙的隶书风格。其隶书点画省却了汉隶蚕头燕尾的特征，横平竖直圆起圆收，富有装饰性。体势四围撑满，方严宽博中不失奇肆恣纵。《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书愈大愈见其佳，有高古博大气象”。后代以伊秉绶的隶书作为取法对象的书家不少，福建已故的老一辈著名书家如黄葆戉、谢义耕、章友芝等，都受到了伊氏的影响。

　　除隶书外，伊秉绶的行书亦戛戛独造，独树一帜。其行书受到了“二王”、颜真卿、李东阳、刘墉书法的影响，尤其善于把颜真卿的篆籀用笔和汉隶的体势巧妙结合，形成疏朗清逸、古拙奇警之风格，与当时规模赵董的书风有仙凡之别。

　　作为八闽书坛的后学。我对伊秉绶长存高山仰止之情。早年我于楷书、行草着力颇多，近几年专攻隶书，独服伊秉绶，对其心摹手追，深深为其雍容典雅和正大气象所迷醉，也常常为其人品官德所折服。我专门拜访过伊秉绶故居，就在宁化县翠江镇花心街，经两百多年风雨、兵燹、人祸，虽然现被人杂居，但整体保存还算完好，明清古韵犹存。走在故居的小雨坪、小茶厅、正厅、卧室、天井、花台，细细品赏大门的“卿大夫第”、正厅的“父子进士”与“子孙拔萃”、花厅的“书香旧舍”等额匾，就像是完成了一次与伊公的穿越时空的对话。

　　（作者为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福建省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美术书法专业委员会主任）